状元公张謇的苏州缘
张謇肖像
三在居士余冰人(余觉)君书润例(附沈寿附言)
沈慧瑛
2013年3月22日晚,克里姆林宫正举行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当红布徐徐拉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赠的国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精品《普京总统肖像》呈现在中外宾客眼前,“太传奇了,太美,太不可思议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赞不绝口。沈绣的家乡在南通,但沈绣的根在苏州,它是苏绣在南通生根发芽后的新名词。苏绣成为沈绣,与在南通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张謇(1853年~1926年)有关。
一
或许是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张謇注定要与苏州发生关系。张謇出身于海门长乐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祖籍常熟,其父张彭年在从事农耕之余开了一家制糖作坊,辛苦经营,略有节余,比普通农民的生活要富裕些。为改变家族命运,张彭年送儿子们进私塾读书。所幸张謇聪慧过人,16岁即中秀才,正当他满怀信心向更高目标进军时,上帝和他开起玩笑,屡试不中,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得中举人。贵人翁同龢适时出现,两代帝师慧眼识英才,为他大开后门,提高他在礼部复试的成绩,又让他顺利成为甲午年恩科的状元。如果跟着翁师好好干,张謇的前途应该不错,然而甲午战败、清廷的腐败和国力的衰退,深深刺激了年轻人,他毅然放弃了常人羡慕不已的仕途,走上了另一条富于挑战、充满荆棘的创业之路。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创办大生纱厂到1926年离开人世的三十年间,他创办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涉及工业、农业、水利、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方面面,创下了很多第一。历史学家章开沅说:“张謇的业绩即令是仅仅局限于教育与实业两方面,其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能够办成那么多企业、事业,而且如此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面貌”。张謇,这位晚清实业家、教育家探索着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南通在其经营下风生水起,迅速崛起,成为民国时期的模范县,他缔造一座城市的童话。
张状元风风火火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却他的恩师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张謇支持翁同龢,经常密函往来,为其出谋划策,而翁同龢也赞赏学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为大生纱厂书赠一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削藉回乡,曾经大权在握的重臣成为朝廷的“罪臣”,内心的苦闷与压抑可想而知,且因他两袖清风,为官四十余年并没有多少积蓄,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所幸故旧门生不时接济。南通与常熟隔江相望,交通便捷,张謇时常亲自过江看望老师或派人送物送信,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十分频繁。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初张謇派宗姓仆人到常熟送信送物,“得张季直函。白面四袋,小米一袋,每袋五十斤。山药一篓,苡仁一包,白布二匹,花布二匹,洋手巾四打,香稻一袋。”类似这样的信息经常出现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七日,张謇到常熟“见松禅于病榻”,不料三天后翁师离世,“遂成千古永诀”。翁同龢遗命张謇书写其自挽联:“朝闻道夕可死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二十七日,张謇在日记书写道:“写瓶师自挽联,并自写挽瓶师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编'”。
1921年1月15日,张謇前往虞山拜谒翁同龢墓,写下一首《谒松禅师墓于白鸽峰》诗,“拜罢石台思侍箦,松风湖日故清温”。回到南通后,他立即在马鞍山东岭卓锡庵旧址建造虞楼,南望虞山,“松禅师之墓在焉,辄来登眺,以致慕思”。张謇题写《虞楼匾跋》和“山根拟改丹砂井,江上唯瞻白鸽峰”的对联,感叹“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殆不知涕之何从也。”
二
1914年,张謇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一手打造了南通刺绣品牌——沈绣。学校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老师,好老师才能培养得出好学生,而学生的成材又能提高学校的威望。正当张謇四处招募良师之时,与其有交集的余觉投奔到南通,张謇猛然想起余家媳妇沈寿是个不可多得的刺绣专家。他们曾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相逢,当时沈寿作为绣品审查的专家,而张謇是审查总干事,请她来南通教授女红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张状元与余举人一拍即合,余觉遂屡次函电催促正在天津开办同立女红传习所的妻子南归,沈寿却有她的想法,然而“夫命难违”,她带着一帮绣娘姗姗来迟,出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掌门人。
沈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刺绣艺术家,擅于吸取西洋美术的养分,运用到刺绣艺术之中,开创了“仿真绣”。她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出任清末农工商部工艺局绣工科总教习,创办苏州同立绣校,培养了包括金静芬在内的一批人才。在教学中,她主张“外师造化”,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事物的能力,如绣花卉,她就摘一朵鲜花插在绷架上,一面看一面绣; 绣人物,她则要求把人的眼睛绣活,绣出人的精神,在沈寿的精心教育下,一批刺绣人才脱颖而出,当然这里也有她的姐姐沈立和学生金静芬的功劳。南通的绣品也逐步形成了“细”“薄”“匀”“净”的风格,在国内外打开了销路,且以沈绣命名。沈寿在南通“授绣八年,勤诲无倦”,不幸积劳成疾,抱憾辞世。庆幸的是,她口述其毕生刺绣艺术经验,由张謇整理成《雪宦绣谱》,这是沈寿与张謇的合作成果。
通读张謇的日记、信函、诗词及其为沈寿撰写的墓志铭等诸多史料,发现张謇对沈寿的情谊,多少夹杂着“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慕之情。沈寿死于肝腹水,这种病与人的心境有关,教书生涯虽然安定,但情感生活未必如意,丈夫在外谋生,聚少离多的生活多少影响了彼此的情感。1916年11月13日,张謇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沈寿:“为沈雪君书联'绣段报之青玉案,明珠系在红罗襦'”,这副对联与两首古诗有关,“绣段报之青玉案”之句来自东汉张衡《四愁诗》中“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明珠系在红罗襦”则出自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中“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不知状元公是有意还是无意,集取的古诗均隐含男女之情。第二年正月初一,张謇为沈寿写下《以诗侑梅赠雪君慰其新愈》一诗,祝愿她“濠雪尽消波渐涨,翠眉应为好山开”。自那年五月开始,雪君或雪或雪宧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张謇的《柳西草堂日记》中,她的病情令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紧张不安。他请名医为沈寿治病,且不避嫌疑借谦亭供其养病,过度的关心似乎超出了上下级的关系,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猜测,无从知道沈寿的心情,但在那个时代的女性还承袭原有的禁锢,想来她的内心一定很纠结。1918年3月24日至30日,张謇在短短的七天内,写了5封信给沈寿,如此密集的信息交流,足以说明两人情感上达成的某种默契。从平时饮食、休息到请医看病服药,事无巨细,千叮嘱万嘱咐,甚至在1920年年底请人为沈寿算卦,说她过了立春病就好。这一切,足以说状元公的多情,有长者的,或许也有异性的。
无论张謇如何努力,终究无法挽救沈寿的生命,张謇沉痛写下挽联:“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如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从头七到终七,张謇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录,为沈寿墓地督工,哀痛中写了《雪宧哀辞》《雪宧灵表》和《题雪宧遗像诗》五首,至阴历8月11日沈寿生日又设奠写诗。再看光绪三十四年张謇夫人徐氏过世之时,他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对沈寿似乎是个例外。沈寿落葬那天,张謇写下这样的话:“人生至此,万事都已。悲悼不为死,为何以致病则至死也。”五天后,路过墓地,他又写下《过雪宧墓值雨》:“八尺峨峨盖代坟,一亭山角易黄昏。生愁五日新魂怯,秋风秋雨满阙门。”
一代刺绣名家走了,活着的两个男人——结发丈夫余觉和蓝颜知己张謇为她打起了官司,这个“三角”故事一度甚嚣尘上,成为谈资。不管出于何种心理,张謇的笔端流淌着他的情不自禁。
三
苏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保存了6封署名张謇的书信,其中一封涉及南通女工传习所购买缎料的事情。原来在沈寿指导下的绣品在美国很畅销,而绣品所用缎面来自苏州娄门大街陶泰丰缎庄,一向由徐禾生负责办理。由于1919年用料特多,徐禾生就委托陈姓代为采办。不料张謇接到打小报告,说陈某人经手的缎料“皆有回用,又多以三元充二号,二号充头号,浮开价格”。又说娄门大街有两家陶泰丰,一家有三号缎,一家有二号缎,且回用。缎料的优劣影响绣品的质量,高开价格则影响着女工传习所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徐禾生的人品,因此张謇致函苏州商会,请他们代为调查“陶泰丰是否有两家?所制之缎是否有两号三号之别?价格之分共有若干?”张謇在信中说明,调查此事只是为了弄清真相,且涉及徐禾生的清白问题。
另外有两封是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致苏州商会的信,为改订厘金征收办法征求各地商会的意见,指出税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本省境内水陆无阻,行商皆愿……办法能早一日实行,则商民早苏一日之困”。其间,省咨议局曾派黄炎培等到各地调查商民对裁厘改捐的看法。这种工作上的书信想来不能引起读者多少兴趣,然生活中有俗务有雅趣。
人生因缘际会,没有定数,很难说出好坏。翁同龢成就了张謇的状元,沈寿成就了南通的沈绣,而张謇对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着实温暖了他们孤寂的心灵。书信、日记、诗词,承载了他们的悲欢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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