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白居易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述略

第９卷第３期（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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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高奸ｆ枉

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

——白居易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述略

蹇长春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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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居易是唐代但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其诗文创作数量居唐人之冠；思想错综复杂，儒释道杂糅。本文以元和十年（８ｔ５）白氏含冤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结合其行年仕历．对他的思想从前期激进的民本主义到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的转变，厦其相应地在政治上乖文学实践中的表现．作了概略而扼要地评递。这对于从宏观角度全面把握白氏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可资参考。

关键词：永贞革新；元和中兴；新乐府运动：激进的民本主义；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中囤分类号：１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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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０２０（２００４）０３—００９—１０

经过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几代人的准备和酝酿，到了

任何一位卓越韵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及其思想渊源．他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以及其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固然都摆不脱传统的羁绊，但更主要的是根植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土壤之中，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中唐诗坛重镇，与李杜差可比肩的伟大诗人自居易，自然也不能例外。他那带有悲剧色彩的曲折而漫长的一生，他在仕途上的出处进退，荣瘁升沉，无不与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时代氛围息息相关。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７５５），交织着民族矛盾和种种社会危机的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惊破了唐王朝统治者金粉沉迷的酣梦；冀马燕犀的铁蹄，无情地扫荡了“开元盛世”的繁荣。长达８年之久的战乱，导致两京失守，乘舆播迁，中原板荡，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战乱虽然终于得以平息，却使得盛极一时的唐帝国元气大伤，并留下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两大难以克服的祸端，从此走向积弱积贫的衰败境地，以迄于亡国。

唐代宗大历七年（７７２），当白居易降临人间的时候，安史之乱的硝烟尚未散尽。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值大动乱后的艰难恢复之际。中央集权被削弱，河北、山东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或则彼此劫掠．或则连兵抗拒朝廷，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出生于中小地主阶层，家道中落的自居易，也饱尝了“孤舟三人楚，赢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暮寝无安魂”的颠沛流离之苦。大历、贞元之际，惊魂甫定、脆弱而敏感的士人们，悼惜往日的繁华，使他们无限感伤和失落；渴望中兴的憧憬，又使得他们在满怀希望的期待中，夹杂着好梦难以成真的迷惘与焦灼。自居易正是在这种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１—Ｏｌ

上距安史之乱爆发整整半个世纪的顺宗永贞元年（即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套元８０５年），以“二王八司马”…为核心的新兴进士集团，终于掀起了旨在“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顺宗纪所书善政＞），从而强化中央集权的“永贞革新”。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这次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改革，虽旋即归于失败，但它不愧是中唐政治史上一道亮丽的彩虹，唤起了渴望中兴的士人们对亟待疗救的衰敝不堪的社会现实的正视与关注。可以这样说，投有“永贞革新”的引导，便绝不会有接踵而来的“元和中兴”。

白居易是幸运的。当他秉承父祖辈明经及第的家世传统，以“儒家子”自命，在艰难竭蹶中，通过“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勤学苦读．经由科举而进人仕途，解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之际，正值朝廷发生了“二王八司马”掀起的政治改革；由于职位卑微，他虽然来直接介人这场斗争，却经历了这场政治改革的全过程。从他假托“为人”，实赠为自己直接上给“八司马”中地位最高的韦执谊的《为人上宰相书》，以及他后来对八司马党人表示深切同情，并同其中的刘禹锡、李景俭等密切交往等事实来看．白居易对“水贞革新”分明是持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的乜Ｊ。经历了这场虽被扼杀的政治改革的洗礼，促使初人仕途的自居易拓宽了视野，丰富了闷历，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从革新派横遭镇压的严酷事实，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下仕途的险恶；从改革中揭露出的种种矛盾和积弊，又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改革的艰巨性和迫切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兼济天下”，匡助“中兴”的宏愿。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场震惊朝野的政治风波，既为他在宪宗初政的“元和中兴”年代．以铮铮铁骨的“元和谏官”从事兴利除弊

作者简介：蹇长春（１９３３一），男，四川营口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唐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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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实践．作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也为他在当时诗坛上倡导的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启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大方向。

从元和二年（８０７）冬白周至尉召人为翰林学士，至六年四月丁母忧出院的近四年时间里（期间同时先后任左拾遣、京兆府户曾参军），自居易利用其身居近臣的地位，以及“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与元九书）），力图“剪削乱阶”，改变自贞元以来“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旧唐书・竞宗纪》）的局面，重振纲纪，再创“中兴”的太好机遇．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壮心直气．全力投入兴利除弊的政治实践中。一方面，通过谏章和奏状向皇帝进言，拾遗补阙．参与军国政事，并对擅权蠢政．残民以逞的巨趟强藩、权豪贵近，给予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另一方面，又以诗歌作为辅助手段，借助于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疾贪吏．恤疲民，抨击社会黑暗，悯怀疮痍，为民请命。其诗有句云：“危言诋阉寺，直气忤钧轴”；“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正是白居易这一时期忠公体国，不为身谋的战斗风貌的生动写照。

尽管自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秋，白氏丁母忧蛰居渭村近四年之久，其意绪稍显颓放，但总的看来，直到元和十年遭构陷贬江州司马之前，其积极用世的态度始终是执着的。因此。我们认为，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是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

把白居易在这一时期所作奏章及讽谕诗，同他此前于贞元、元和之际所作《百道判》、《为上人宰相书》及《策林》等体现其政治理想和为政主张的论著结合起来看，他在其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主流．可以归结为激进的民本主义。白居易服膺儒家的民本主义传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动因。我们知道，民本主义．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就极其精当地揭示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强调的治国必先安抚百姓的真谛。其后，孔子提倡“仁爱”、“修己以安百姓”；盂子主张“民贵”、“保民”，是民本主义的进一步发扬。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难以摆脱以标榜“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凡是政治经济昌盛繁荣的时期，大抵也正是民本主义思想高扬的时期。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彪炳史册的李唐王朝，从总体上看，正是一个较好地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朝代。纂集贞观时期君臣论对的史料，标榜“君人南面之术”的《贞观政要》，作为一部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政治史料专辑，由吴兢编著于开元前期，从而把“贞观”和“开元”这两个“盛世”联系起来，绝不是偶然的。

在贞元、元和之际，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自居易，顺应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人心思治，上层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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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也力图革除弊政，有所作为的历史趋势，企图走儒家经世致用的道路，颇欲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当时士大夫所渴望的“中兴”，正是为了整顿纲纪，挽回国力衰飒的颓势．以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兴盛局面。这样，既然以富有民

本主义思想的贞观、开元“盛世”作为追求的政治理想．那么，促成了贞观、开元之治的民本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他所奉行的政治思想。质言之，自居易的民本主义思想，固然远绍先秦儒家的“仁政”传统，特别是继承了孟子“民贵”、“保民”的民本思想，实则直接汲取和承袭了反映贞观、开元时期的资治经验，作为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贞观政要》这部著作。这一点，只要我们将白氏早期的政论结集《策林》同＜贞观政要》加以比照，就完全清楚了。举凡《政要》关于省政宽刑、轻徭薄赋，以安民为本的基本精神，均为《策林》所继承，只不过后者针对“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德宗贞元以来，纲纪废弛、政局败坏的种种镏弊．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已。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其社会政治结构而盲，也可以说是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

的最高统治者——“君”，屙处于梭压迫和奴役的社会底层的“民”之间的矛盾。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臣”——即大

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则是行使君主的意志．对广大劳苦民众实行压迫和奴役，从而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安邦治国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过是如何处理好上述三者之问的关系罢了。

白居易的《新乐府序》，在谈到其政治讽谕诗的创作主旨时，曾明确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实，就讽谕诗干预时政的目的性而言，主要是“为君、“为臣”、“为民”这三个层面；而“为物”与“为事”，不过是前兰者的延伸与具体化。这是自居舄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在其文学实践中的反映。这种思想反映在其政治实践中也大体如此．即着眼于固本安民的根本问题。从弘扬君道、勖励臣节和关心民痍这三个层面而具体展开

的…。

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弘扬君遭，首先就要求唤起唯我独尊、可以任所欲为的皇帝本人，意识到自身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亡，从而强化道德意识，以德自修，以礼自律，惟度是守，力求做道德完善的楷模．遵守法度的表率；通过修身化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高高在上的皇帝，若真能如此，就有可能“塞人望而归众心”，使“言出则千里之外应如响。令下则四海之内行如风”（＜策林）第十三《号令）），臻于风俗淳厚，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其次，针对“君”与“民”这一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提出了“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策林＞第二十一）的命题。为此。他敦促君主制欲禁奢，躬行“恕己及人”的“仁恕”之道。他要求最高统治者“始则恕己以及人，终则念人而及己”。故“念其重扰，则烦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则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惮劳，则土木之役轻矣；念其恶贫，则服御之费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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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冻馁，则布帛麦禾之税轻矣；念其怨旷，则妓乐嫔嫱

之数省矣。”（《策林》第十《王泽流人感——在恕己厦物》）

这样，就能达到“泽流心感而天下太平”。再次，封建专制制度，本质上的“人治”的制度。因此，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对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让”德者在位。能者在职”，以体恤下情，安抚百姓。维护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强调君主要选贤任能，澄清吏治。《策林》第二十七《请以族类求贤》、第三十三《革吏部之弊》、第三十九《使官吏清廉》等十余籍，正是针对中唐政治生活中不尊重人才，吏治腐败等现实问题而立论的。最后，自居易认为，在君权至高无尚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是遏制君主骄纵奢逸、减少决策失误的唯一机制。为此，他在《策林》第≥十六《达聪明致化理》，第六十九《采诗》，第七十一《纳谏》，以及《新乐府・采诗官》等篇章中．集中而深入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不言而喻，生活在“君本位”的专制制度下的自居易，却企图通过劝导与讽谕，敦促最高统治者通过道德自律，树立起“民本位”的观念，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的幻想。但正可以由此看出，他对于民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

何谓“臣节”？陈垣《通鳢胡注表微・第十二臣节》称：“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公羊・庄四年传》云：‘君、国一体也。’故其时忠于君即忠于囤。”对封建士大夫来说，“臣节”亦即“臣道”，即人臣上所以“事君”，下所以“抚民”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针对中唐时期，强藩巨镇，割据称雄的现状，反对分裂，维护中央集权的斗争，乃是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因此，勖励臣节，崇正疾邪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激扬忠烈，维护统一。讽谕诗《青石》、《哭孔戡》，以及《哀二良文》等以表彰忠烈（如麻真卿、段秀实、孔戡、陆长源等），抨击藩镇跋扈为主旨的诗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所为”而发的。其次，自居易认为，从谠直，去谄佞，做忠君爱民的“直臣”，不做蠢政害民的“谄臣”，也是封建士大夫应当恪守

的“臣节”。《策林》第三十五《使百职修皇纲振——在乎

革慎默之俗》、第七十一《去谄佞从谠直》等篇，就是针对当时“骨鲠者日疏”，“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遭长”的颓风而痛下针砭的。他还在《赠元稹》、《和思归乐》、《赠樊著作》、《寄唐

必、《薛中丞》等讽谕诗中，激情满怀地讴歌了元稹、阳

城、薛存诚等谠直敢言之士。再次，疾贪暴．尚清廉，自然也是勖励臣节的应有之义。《新乐府・黑龙潭》题下小序云：“疾贪吏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笺释此诗云：“是所谓龙者，似指天子而言；狐鼠者，乃指贪吏而言；豚者，即无辜小民也。”结合白氏当时所上《论于摘裴均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等奏章来解读此诗，当能更深切地理解诗中抨击的“林鼠山狐”所指喻之内涵。此外，针对当时有的权势者，不遵守“七十致

仕”（即退休）的制度，贪荣恋栈，不肯告老悬车，——这

万　

方数据也是一种伤廉蠢政的腐败行为。他写了‘不致仕》与‘高仆射》二诗，以“七十悬车盖”的高郢．反衬年过七旬而犹无意请老的杜佑。一贪一廉，两相比照．更凸显其犀利的讥刺锋芒。

关心民瘼，为民请命，是自居易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这突出她表现在反对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反对统治阶级以严刑峻法对百姓施加镇压和勒索；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等这样几个层面。这些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中。如《重赋》，以及“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忧蚕桑之费”的＜红线毯》、“念女工之劳”的＜缭缓》、“苦宫市”的《卖炭翁》等，就是揭露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进行超负荷地压榨剥削的代表作。基于“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传统，白居易主张省刑慎罚，与民休息。他认为，“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也；教之废兴，系于人之贫富也。”（《策林）第五十五（止赦措刑＞）并由此进一步提出“生厚德正而寡过”，“贫困思邪而多罪”（同上）的命题。他还认为，“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医而“去盗贼”的根本措施，在于“举德选能．安业厚生”（《幕林）第五十＾＜去盗贼））。针对当时人多贫困，“冤狱遍于寰中”的现实，他于元和初所上‘奏阁乡县禁囚

状》，及讽谕诗‘歌舞）的创作，就是揭露当时司法黑暗，

为民请命的一个突出事例。在自氏早期诗文中，还有不少揭露战乱加于人民的苦难，以及批评朝廷轻率用兵。或边将拥兵自重．“困天下以养寇”（＜新唐书・兵志＞）的具有销兵非战倾向的篇章。如‘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城盐州》、（缚戎人＞、＜西凉伎）、《阴山道》等，就集中地揭露了这方面的弊端。

综上可见，自居易在其前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表现出的民本主义思想，是鲜明而突出的。诚然，民本主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临政驭民的一种“治术”。其根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减轻被压迫人民的剥削与痛苦。充分体现了人类

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它是长夜攫挺的封建

专制王国的一线光明。就其历史意义而盲，它有如封建专制制度的“润滑剂”，既缓和与调节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问的矛盾与对抗，从而起到了延缓专制制度衰亡过程的作用；同时，又迫使慑服于人民反抗威力的统治阶级对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条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自居易所处的中世纪，民本主义无疑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唯一的先进思想。由于受到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民间疾苦一般都可能表现出一些关注和同情的倾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象白居易在元和前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激切态度，“誓心除国蠢，决死犯天威”的大无畏精神，则确属风毛麟角，罕与其匹的。这正是我们把白居易的前期思想定位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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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平服河北、山东的强藩

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

悍将，实现了“使唐之威令，几于复振”的“中兴”局面；惜乎“及其晚节，信用非人”，加之耽于服食，宠任宦官，

历史赐予白居易的政治机遇是极其短暂的：他作为

“近臣”参与朝政，只有从元和二年冬至六年春不到４年的终致“身罹不恻之祸”，为阉竖所害。（参阅《新唐书・宪索

时间。六年四月至九年秋．丁母忧，一直退居渭上。闲散纪））元和十年．当白居易被谤遭贬时，宪宗经营的平藩事的田园生活滋长的佯狂诗酒的颓放情绪，对以往仕途遭际与官场险恶的回顾与反思，丁忧期满后久不起复的郁闷与焦灼，佛道思想的浸淫，这一切．使他对仕途人生产生了极大的迷惘与困惑，曾一度萌生及早退步抽身的念头。但从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纳粟》、《采地黄者》及《村居苦寒》等一组关心农事，同情村民疾苦的讽谕诗，以及起复回朝后不甘心做品秩虽高而闲散无事的太子左赞善大夫．特别是在元和十年盗杀力主对淮蔡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的非常事件中，所表现的首上奏章，亟请捕贼骘耻的急朝廷之所急的激切态度来看．直到贬江州司马之前，自居易并未改变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初衷。

盗杀武元衡、伤裴度是中唐政治史上的一次恶性事件，其实质是地方割据势力企图以卑劣的暗杀手段阻扰朝廷以武力削藩的决心。在朝野震骇，人心惶速的情势下，居易首上疏言事，主张缉拿凶犯以维护纲纪，这本来是公忠体国、忠于朝廷的积极表现。但被白氏在任“元和谏官”期间以谏章和诗歌触忤过的权豪贵近，恣意罗织构陷，竞以“官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以及“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丽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旧唐书》本传）的罪名，逐出朝廷，远贬江州司马，这不啻是尽忠有罪，爱国有罪。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这次沉重打击对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基于对官场险恶的畏惧，对仕途前程的绝望，其思想急遽从“兼济”转向“独善”，其诗有句云：“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就是这种消极退撄心态的生动写照。相应地，积极干预现实的讽谕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其诗歌刨作的主流。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转折点和分界线，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自居易对仕途的绝望．其思想从积极转向消极．含冤远贬的挫折固然是直接的原因，但就其思想的深层次上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同他反思其仕途遭际，对封建专制下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有关。在“朕郎国家”，君权神圣不容冒犯的淫威制衡下，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系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元和初期，自居易在政治上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诗歌创作亦有突出成就，显然同称号“中兴英主”的唐宪宗李纯有一定“遇合”之感有关。在中晚唐诸帝中，唐宪宗的确是“刚踢果断”有所作为的佼佼者。“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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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业方兴未艾．但巳暴露出其骄纵自恣，不辨贤愚的昏聩的一面。作为最高统治者。不利用权威崇正疾邪，伸张正义，

保护亲自拔擢的“近臣”，而听任权豪们将谠直敢育的自居易逐出朝廷的事实，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明；此后。相继继位的穆宗、敬宗、文宗和武宗更是等而下之。他们或则骄纵淫昏，扰民害政；或则“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懦弱寡断，御下无术；或则稍有振作。即耽嗜逞欲．惑于左道服食．难以有所作为。这些相继主政的“愚君暗主”无疑加快了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颓势。元和中基本扫平的剧镇强藩，候机复叛；朝官中，派系林立，朋党倾轧，吏治败坏；特别是内则掌握禁军，外则监临藩镇．并控制着枢秘大权的权宦巨量！ｌ，“威权日炽。兰骑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１日詹书・宦官传））。谣对主昏臣愚，朝政紊乱，国是日非的局面，自居易清醒地意识到昔日渴望的“中兴”已成幻梦，大唐帝国的衰落已不可逆转。可以说当他被逐出朝廷之日，也就是他戮力王事，再创“中兴”的政治理想幻灭之时。

从元和十年（８１５），自居易以４４岁的盛年远贬江州，到唐武宗会昌六年（８４６）７５岁逝世，依据其由“吏隐”而“中隐”【４１的处世态度，我们把这３１个年头，看作其生命历程中“独善其身”，消极避世的后期。按白氏在其后期３１个年头中的具体表现，以大和三年（８２９，白氏５８岁）为分界线，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小的段落：从贬江州到大和三年分司东都之前为前一阶段。在这１４年间，他先后做过江州司马，忠、杭、苏三州刺史，期间曾两次还朝出任要职（长庆间曾任中书舍人；大和初，曾任秘书监、州部侍郎），虽然也曾做过一些勤政爱民的善举．但总的说，宦情是澹泊的，基本上保持着诗酒悠游的“吏隐”的风貌。即使在出宰苏杭这样的江南名郡，也是主动称病，以“请长告”的方式去职的。绝不贪恋禄位．似乎不愿也无力在这个朝政昏乱的时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到会昌六年逝世，这１７个年头为后一阶段。白氏一直在洛阳过着“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生活。虽然初还洛阳不久，曾出任过短暂的河南尹．年满７０后．又过了几年“半俸资身”的退休生活．但不论在职、分司或退休，其“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佯狂诗酒，啸傲林泉的颓唐心境是一以贯之井与日俱增的。

那么，主宰白氏后期思想行为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如果说。与其前期“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生活态度相一

致，其主导思想是儒家的激进民本主典，而与其后期“独

善其身”．消极退撄的处世态度相一致，其主导思想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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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的中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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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音高旰亍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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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露出难以掩抑的失落和空虚．格调与意义均远逊于其前

以“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为理论核心的中庸学说，作为先秦儒家的矛盾观和方法论Ｌ５１是儒家学派的“最高哲学”（吕思魈《经干解题》）。中庸的中，本意是箭靶的心中．引申为中正、中和＿６Ｊ，即不偏不倚，过犹不及之意；庸．用也，常也；中庸，“用中为常道也”¨Ｊ。中庸的哲学意蕴，要求人们在把握和处理矛盾时，力求达到对立面统

一和平衡的最佳的“度”——即所谓“用中”．避免偏执于

一端，从而激化矛盾，破坏对立面的统一和平衡。

中庸学说，作为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白居易，自然也接受了这种影响。不过．作为自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固然主要来自儒家．但同时也汲取了道家的某些思想因素。白氏晚年，在一首训戒子弟的五言古诗中，有感于人心叵测，世路艰险，谆谆告戒其子弟，立身处世，既“不可苦刚强”，亦“不得全柔弱”，那末，“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正承认了他的这种在“强弱刚柔”之间“执两用中”的中庸主义思想，主要取则于儒家，同时也旁及道家，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散见于《尚书》《周易》《礼记・中庸》及《论语》等先秦儒家典籍中关于中庸思想的资料不胜枚举．兹不具论。，从白氏早期所作《中和节颂》、《动静交相养赋》及《策林》第十七《兴五福销六极》等论著中所表述的中庸观念可以看出，他对于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中庸学说的汲取，是十分广泛的。至于道家，如《老子》所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幸）等；《庄子》所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等，这些关于矛盾的对立及其转化的思想资料，显然都为白氏所汲纳，并以之作为构铸其后期中庸主义思想的重要素材。

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对儒道二家的继承，显然有所抉择，并带有显明的实用理性的倾向。儒家“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本来带有安于和维持现状，反对对立面的转化的保守倾向，再融汇道家的用弱守雌，适性委顺，遂同白氏“独善其身”的消极退接思想一拍即台，从而形成作为其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并以之作为他后期斟酌于出处进退之际，考量于动静屈伸之间，应付一切现实矛盾，以达到避祸全身目的之万应灵丹。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圆融立场；在出处进退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对待朋党之争，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８Ｊ。

与此相应。其后期诗歌创作的倾向．也发生了显明的转变：前期那种关注现实，反映生民疾苦的讽谕诗几乎看不见了，而代之以数量浩繁，旨在抒发、叙写其闲散苍白的“中隐”生活情趣的闲适诗和感伤诗。感情基词是悒郁的，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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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期创作。

四

“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答刘和州禹锡＞）这两句诗。是白氏晚年赠给其挚友和“诗敌”刘禹锡的。盖慨叹刘氏早年参与“永贞革新”。旋因失败而遭贬黜，半生沦落．借诗歌以宣泄其不为世用的愤懑的不幸遭际。其实，把这两句诗用来概括同刘氏的出处遭际．以及“年齿官班约略同”（乒ｌ上）的自居易本人，也是颇为恰切的。纵观白氏一生，虽始终不曾脱离仕途，但真正抱着“兼济天下”的初衷，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基本上在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之前），而大半生过着混迹官场．诗酒悠游，消极应世的岁月。很显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成就和影响，主要在文学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白居易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今传《白集》虽有所散佚，仍存诗２踟０余首，文８００余篇。尽管我们不容忽视其文名为其诗名所掩的事实，诗与文相较，其诗歌艺术的成就仍居主要地位。白诗的数量，遥居唐人之冠。其成就差可与李、杜比肩。至少在中晚唐元出其右者。前人论白诗，有以“广大教化主”（张为《诗人主客圈序＞）相许者，正是就其立意高远，有所为而作，而且毕生执着于诗艺的追求，众体兼擅，影响深远，“及身已风行海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的卓越成就与大家气象而说的。

白居易与友人元稹、李绅等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唐元和诗坛现实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自氏本人不仅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主张，而且创作了旨在“颂美刺恶”，干预时

政，堪称“杰作绝思”（冯班（钝吟杂录）卷三）的‘新乐

府》５０首，使他当然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白氏的诗歌理论。极富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他在‘新乐府序》、《与元九书＇等论著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命题；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主旨。提倡质实平易，便于为下层人民所接受的通俗诗风；他祖述儒家诗教，标榜以“美刺”盲诗的（风》‘雅》传统：“为诗义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白氏强调以诗歌干预时政，“有所为而作”，不虚为文的诗歌理论，是其早期政治上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反映。虽然他把“为君”标榜为首要的创作出发点，但其归宿和落脚点，实质上是侧重于“为民”的。正如他在诗中所表白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歌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他的这种“代匹夫匹妇立言”，为民请命，大胆讥评时政的执着精神．在我国古代诗坛．是极其罕见的。如果我们不把新乐府运动“简单地理解为新题乐府运动州引，那末，白氏早期创作的以《新

乐睛》、‘秦中吟》为代表的１７０余首政治讽谕诗，都可以

看作是实践其理论主张而取得的创作实绩。这些富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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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形式平易通俗的诗歌，一方面引起了劳苦大众的共鸣，在下层社会中广为流传；一方面发挥其抨击时弊，鞭挞社会黑暗的“刺”的作用，取得了使权豪贵近为之“变色”，执政柄者为之“扼腕”，握军要者为之“切齿”的强烈社会效应。

自居易关心民瘼，讴歌人民疾苦的创作倾向，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特出的地位。纵观中国诗史，在杜甫以前只有《诗经》和汉魏乐府，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在文人诗作中，很少写到劳动人民。直到“诗圣”杜俸，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才在他的诗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杜甫虽有同情人民的倾向，而且创作了不少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反映民间疾苦的好诗，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创作主张。“唯歌生民病”、“但歌民病痛”的主张，是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来的。这样，“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自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代许多诗人正是沿着杜甫、自居易的道路前进的。”＿Ｉ“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人民性的思想倾向和写实的艺术手法。那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诗经》、汉魏乐府到杜甫、元结，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一脉相承的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白居易在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历史地位，正主要是由于他远追《风》《雅》，近承杜甫，以“有所为而作”的理论主张，并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的创作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诗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点所决定的。

堪称千古绝唱的《长恨歌》、《琵琶行》，是白诗中艺术精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双璧。清人赵翼在论及这两首诗在白诗中的分量时曾说：“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在这里不拟全面地评述二诗的思想与艺术，仅拈出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一端，略加论列。我们知道，同西方诗歌传统相较，我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流．叙事作品向来不发达。特别是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那样首尾联贯，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叙事作品，更属风毛麟角。《长恨歌》与《琵琶行》这两首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长篇歌行的涌现，显然同中唐时期以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见长的传奇小说的兴盛有密切关系。自居易本人按诗歌内在涵蕴分类，虽然将这两首归人感伤诗，但就其艺术表现手法而言，很显然，它具有首尾完整．线索分明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描写，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特征是十分突出的。正如有的研究者在评述这两首诗时所指出的：“在故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致和抒情气氛的浓厚等方面，他的《长恨歌》与《琵琶行》是其他唐代诗人和以后许多朝代的诗人的叙事诗所不能比并的。”（何其芳《新诗话》六，《文学知识》１９５９年第４期）的确。在唐代，李白与杜甫不曾写出《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作品，与白氏同时或硝后的元稹的《连昌宫词》．李绅的‘鸷莺歇》（已佚，仅留残向）．郑蜗的《津阳门诗》．以及后来吴伟业的《圆圆曲》，王闽运的《圆明园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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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皆欲步白氏后尘，但均以缺少统摄全篇的相对完整的故事

情节与引人人胜的细节描摹，或她意在讽谕而议论太多，

或则限于才力，热中于铺陈故实而堆砌过甚．其艺术造诣与品位均大为逊色。

长于描写与叙事。善于把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确是自诗的一太特色，也是自居易对诗歌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从这种意义上说来．《长恨歇》与（琵琶行）的以叙事见长，在自诗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比如，在＜新乐府＞５０首中，就有不少作品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其中‘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杜陵叟》、（卖炭翁》，以及＜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大致完整，描写较为细致，从而对人物的魍造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同时善于把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鲜明的爱憎融汇人生动的情节与细节描写之中，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这一组作品成为＜新乐府》５０首中最富艺术表现力的代表作的奥秘所在。

“诗缘情而绮靡”。情感，是诗的艺术生命所生。在《与元九书》中，自居易曾把诗歌的艺术本质归结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说明他对于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这一点，是有明确认识的。如果撇开自居易时而按创作目的，时而按诗驮体裁．对自己作品并不科学的分类，迳直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式样同现实的关系出发．我们看到，在自氏的全部诗作中，真正以“稽政”为目的，“有所为而作”，反映社会现实，衰现其“兼济之志”的作品，为数是并不多的；倒是即兴抒怀，着重表现主观情志，特别是表现其后期半官半隐的恬淡生活的闲适之作，亦即从艺术手法上说，着重表现自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全面而公允地评价这部分作品的成就得失，自然是白诗研究不容忽视的课题。大体说来。下述几类直抒胸膪，表现其性情。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抒情之作，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就日常琐事．或稍纵即逝的感触。即兴抒怀，语近思深而风情宛然的所谓“小碎篇章”，多见于其短篇律绝．如‘赋得古原草送别》、＜建昌江》、（问刘十九》之类；二是就眼前所见，即景抒情，造语清新，韵味隽永，如：《大林寺桃花》、‘暮江吟》、‘钱塘湖春行》、《余杭春望》之类的写景诗，这是白诗中富有成就的一个门类；三是伤乱离，泄愤慧的优愤之作，如：＜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粱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鄯弟妹》、＜放言五首并序》、《自诲》、＜恻惆吟》．以及中年以前追忆早年恋人湘灵的缠绵之作，这类作品．为数不多。但尽情地倾吐心灵深处的冤愤与忧伤，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此外，在这类诗作中还有两个大宗。这就是唱和诗与晚年的闲适诗。

自居易与同僚和诗友（特别是元稹与刘禹锡）交流思想感情的唱和之作。不仅数量多至１０余卷，凡１０００余首，为古来所未有，而且相互问竞胜角力．争奇斗巧。开创了唐人但有和诗而无“次韵”，但有以古诗联句而无以五盲排律联句等创体（参阅（瓯北诗话）卷四）。白集中有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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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音高评子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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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押韵，前后不差”的五言千字排律，正是元白间“以难相挑”，各逞才思的产物。文友诗敌之间，连篇累牍的大量唱和之作，多系同挚友（主要是元稹、刘禹锡）间心灵的袒露交流，直切而少讳饰，因而又是探索诗人心路历程，并从一个侧面窥测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材料，切不可仅仅把它们等同于流俗的应酬之作而等闲视之。

白居易抒写其半官半隐的恬淡生活情趣的所谓闲适诗，大都写于５８岁分司东都直到７５岁逝世的晚年。由于时间跨度长，生居单调，视野窄狭，连篇累牍，无非叙写其佯狂诗酒，寄兴林泉的“中隐”生活的空虚与无聊，往往题材重复而意境雷同。历代诗家，对白氏这类数量繁多的闲适之作，每多非议。有的嫌它唠叨琐屑，“冗易可厌”（《艺苑卮言》卷四）；有的甚至说它意绪消沉，读之易“滋颓惰废放之念”（《唐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引罗太经语）。窃以为，这是一种浅见或误解。白氏晚年的避身散地，诚然表现出了一种“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皮日体《七爱诗－白太傅》）的高洁情怀，也显示出不愿与污浊的官场沆瀣一气的傲岸与耿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投闲置散是被迫的，出于不得已的，因而他的那些唠叨重复．貌似冲淡，实则沉重与失落的闲适诗，正是其内心矛盾与郁闷的倾吐，也可以说是对他所处的“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郭沫若《关于乐天》，栽《文艺报）１９５５年第２３期）。从这种意义上说，白氏晚年的闲适诗．对理解其后期的思想，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且不说这些写得洗练精沽，别具一格的闲适之作，看似平淡而耐人寻味的艺术造诣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自居易晚年流露于闲适诗中的那种在生活中失去地位的“多余人”的苦闷与悲哀，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由此说来，如果忽略了自氏晚年的闲适诗，我们对自居易的认识和理解，则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自居易不仅是一位天才诗人，也是杰出的古文家。白集中今存各体文章８００余篇．这在唐集中也是为数较多的。但长期以来，他的文名往往为其诗名所掩。《新唐书》本传在评述白氏的文学成就时曾说：“最长于诗，他文未能称是也。”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韩柳对峙，元白挺生”的中唐文坛．白居易与其挚友元稹，不仅共同倡导了诗歌领域的新乐府运动，同时，他们又是为韩柳所倡导的与新乐府运动有着相同的历史动因的古文运动的支持者乃至同盟军。白诗所谓“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就是指长庆初年元白先后任中书舍人、知制诰时，联手改革制诰文字，易骈偶为散体的创举。这正是元白以实际行动支持韩柳古文运动的有力佐证。因此，现当代学者，有的称元白“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六章）；有的说元白是“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甚至说：“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

从内容看。白集中策问、奏状、制诰、书、序、祭文、碑志、赫记、小品等各类文章，均有所作。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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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议论文，特别是以（策林）７５篇为代表的政论文，持论允当，论证充分，说理透辟，成就突出；许多指陈时弊的奏状（如《论承革职名状）、‘论元棋第三状）、＜论和槿状）等）。爱憎分明，不畏权豪．正气凛然；再如‘与扬虞卿书》、《与元九书》，虽旨在抒写其无端遭贬的愤懑。实则融议论、叙事与抒情于一体。特别是后者，更是洋洋洒洒，议论风发，既陈说了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又旗帜鲜明地阐扬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是我国古代诗论中的重要文献．也堪称白氏古文的压卷之作。白文也擅长写景。如《三游洞序》、《草堂记》、＜冷泉亭记》等，文笔清新，即景抒情。情景逼真，诗意盎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荔枝图片移、《木连花诗序》这类极易被人忽视的近于科学小品的说明文，在百字上下的狭小篇幅中．描摹名物性状，惜墨如金，而形神毕现，栩栩如生，不愧大家手笔。

五

如同许多在历史长河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杰出人物一样，自居易的成就与局限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后人对他的评价，就难免不出现见仁见智的歧议，乃至苛求或误解。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考察他在当时对人民的态度如何。以及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而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拔高，也不苛求于古人，这是自居易研究中亟待正确解决的课题。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略加说明。

第一．关于自居易的诗歌理论主张及讽谕诗的评价问题。

如前所述，自居易“有所为而作”的诗歌理论主张。是其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就其出发点而言，固然首先是“为君”。但就其客观效果而言，实际上是侧重于“为民”的。他的那些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主旨的讽谕诗，正是这种理论主张的具体实践。由于自居易既有写生民疾苦的理论主张。又有“唯歇生民病”的创作实践（杜甫有创作实践而无理论主张，在这一点上，白居易超过了杜甫），我们认为，自居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典诗歌从（诗经》、汉魏乐府到杜甫、元结的富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并由此莫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历史地位。还应当看到，自居易关注现实。“为时为事而作”的理论主张，及其倡导的为下层人民易晓易喻的通俗化诗风。其实质是标榜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民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哺育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及至现当代，其“有所为而作”主张的理论内涵，同五四时期“为人生”的艺术观。以及后来“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弘扬主旋律的“二为”方针，至少在强调文艺的社会性，强调“不虚为文”．应着重写重大题材这个层面上，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总之．自居易富有人民性的诗歌理论主张与讽谕诗的创作，就其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对未来时代的积极影响而言，其进步意义是不容抹煞

的。

然而，由于自居易在其诗论中，对“有所为而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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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美刺之诗必有“稽政”的要求，强调得过分绝对，政治讽谕诗揭露社会痼弊，鞭挞政治黑暗的斗争需要。艺术表现形式是为内容和目的服务的。就政治讽谕诗干预现实的批判作用而言．这种富有战斗锋芒的艺术风格，不仅不足为病，应该说正是其所长。至于因过分强调“稽政”于是，在实践中便不免出现下述几个问题：一是以这种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就可能导致创作视野及题材的过于褊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可能导致只重视弘扬主旋律．而忽视创作题材、体裁的多样性。这显然不利于诗歌艺术的

繁荣与发展。其次，由于过分强调诗歌的“补察时政”、“裨补时阙”的思想倾向与功利性，从而相应地过分强调表达的直切晓畅，“不为文而作”，执意追求“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与“顺而肆”的通俗坦易的风格。如果把这种为特定的写作目的而规定的创作风格，当作一般的创作原则，不加限制地加以提倡，就有可能导致放松乃至忽视对诗歌创作的艺术性的追求，甚至走向“为政治而牺牲艺术”的标语口号式的偏颇。篇三，如果把这种诗歌理论应用于诗歌发展史的批评，就可能导致取含尺度太严，以致于苛求古人。例如，他在《与元九书》中，彪炳“六义”，以“美刺”论诗，以致于把从先秦以迄于李杜，举凡不关乎政治教化的诗作，一概被斥之为“嘲风月，弄花草”的绮靡之作。这种带有虚无主义偏激倾向的批评史观，显然不符合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实际，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白居易诗论所带来的上述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不必为之讳饰。问题在于，如何结合白氏提出上述诗歌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同时观照到其自身的全部创作实践，有分析地加以全面正确的理解，力求避免简单化与片面性，从而减少一些歪曲和误解、，

我们知道，自居易关于诗歌理论的系统论述，大都集中在元和前期，当他在政治上持“兼济天Ｆ”的积极进取态度之际，关心民瘼，锐意改革的激进民本主义是其立论的思想基础。至于作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作为其诗论的代表作，则是对其元和初期涛歌实践的反思与总结。正因为它写于自氏因积极推行和维护从《诗经》所开创的以“六义四始”为旨归的“诗道”而横进打击之后，因而字里行间不免带着“泄愤悱”的愤激之情，议论中出现“理不胜情”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基于白氏诗论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认定，反映白居易元和前期诗歌创作实践的诗歌理论，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新乐府运动的理论，或讽谕诗的理论。明乎此，则可知强调诗歌要“有所为而作”，特别是必须“稽政”的问题，显然是针对政治讽谕诗而提出的，并非对于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问题。这正如我们今天提倡弘扬主旋律，并不妨碍艺术反映生活在题材体裁方面的多样性一样。事实上，从自居易的全部创作实践来看，虽然其诗歌数量居唐人之冠（夸存２８００余首），其中讽谕诗不过１７０余首（约占其诗歌总教的ｌ／１６）。从其创作的全局看，正充分体现了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否则，他就不可能获得“广大救化主”的美誉，也不可能臻于众体兼擅，。‘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的艺术造诣。其次，自氏所倡导的意质而言激，富有批判锋芒的艺术风格，正是在《新乐府序》中提出的，显然是为了适应以新乐府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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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的目的性，过分地放任“不为文而作”的倾向，由此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的偏颇，白氏在元和初期就有所认识．并对其直露激切的诗风有所检讨．曾对元稹表示：将“删其烦而晦其义”，以救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答和诗十首序＞）的弊端。对于白氏在《与元九书》中以“六义四始”为准的作为坚持“诗道”的标准，对历代诗人持苛评的态度多有贬抑的问题，我们也应作具体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自氏所极力维护的所谓“诗道”，实质上即是从《诗经》到汉魏乐府以来，我国古典诗歌关注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其值得肯定的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白氏以“六义四始”作为批评尺度，对历代诗人确有要求过严过苛的偏向。对此我们勿庸回避．但应予以具体分析。结合《与元九书》全文的思想倾向及感情基调来看，他所发的那些唐突古人的议论，其本意似在强调坚持以“六义四始”为主旨的“诗道”的极端不易与难能可贵，同时，也是有感于自身因坚持他所榜的“诗道”而横遭斥逐，以及对慨乎“诗道崩坏”而发的无可奈何的愤慨之词。切不可把这种在特定情境下所发的议论，视为自居易一贯坚持的文艺批评观。总的看来，白氏对前代与同时代诗人的艺术成就，他是持“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谦逊宽容的态度，予以借鉴和汲取的。即如在《与元九书》中被他批评过的陶谢与李杜等诗人，他都曾不只一次地在诗中加以称颂【ｌＩ｜。正因为他能够以“转益多师”的谦虚精神，汇纳百川，博采众长，他才有可能在诗艺上取得与李杜差可比肩的卓越成就。

第二，关于自氏晚年以“中隐”为归宿的评价问题。对待仕途官职，走“似出复似处”的“中隐”道路．这关系到白氏作为一个士大夫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历来评说纷纭，分歧颇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白氏晚年置身散地，“隐在留司官”，到底是淡泊名利，旷达为怀的自觉表现，还是钓名沽誉的矫情或假清高？二是“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生活，果真是宁静闲适．恬然自得的呢，抑或是在诗酒悠游的背后，隐含着无可奈何的苦闷与失落？

对于第一个问题，自然是赞誉者居多。许多论者，大都交口称赞他持身高洁，置身名利场中，独能不汲汲于进。而于汲设于退。有的称赞他：“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旧唐书》本传史臣赞论）有的说他：“旷达闭适，意轻冠冕”（罗大经《鹳林玉露》卷丸）。皮日体《七爱诗・白太傅》所云，更具有代表性，其诗有句云：“……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目闷，乐天独舍旃。高呤辞两掖．清啸罢三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士若不得志，可为龟鉴焉”。但也有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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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音高奸子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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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把话说得很苛刻。理学家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卷１４０《论叉》下）明胡震亨更据此加以发挥云：“乐天非不爱官职者，每说及富贵，不胜津津羡慕之意。读乐天诗．使人惜流光，轻职业，滋颓惰废放之念，非《蟋蚌》风人‘无已太康，职思其居’之义也。”（《唐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号称“爱白”、“效白”的袁宗道，甚至直诋乐天为假清高，他说：“昔乐天七十致仕，尚白以为达，故其诗石：‘达哉达哉白乐天。’此犹白头老寡妇以贞骄人，吾不学电。”（《袁中郎全集・随笔・识伯修遗墨后》）其实，上述两种相反的说法．均未结合白氏的仕途经历及身世处境，深入探讨其出处进退的缘由．因而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解。

我们知道，白氏终生奉行的立身处世之道，如同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表白的不外乎“兼济”与“独善”二端。大体上以元和十年（８２４）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随着对官场险恶与朝政腐败的深切体认．政治热情锐减，宦情日益淡薄，其处世态度即由“兼济”转向“弛善”。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屡求外任，有意避开京都长安这块权力倾轧的是非之地。其诗有云：”唯看《老子》五ｆ字，不是踏长安十二衙”；“心宁身泰即吾处，故乡何必在长安？”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大和三年（５８岁）以后，痛感朋党倾轧，阉寺弄权，朝政愈益紊乱，乃以分司官蛰居洛阳，意绪更加颓唐，过着佯狂诗酒，优游佛老，舒兴林泉，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７０岁后又以刑部尚书致仕，直到会昌六年７６岁逝世。可见，“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确是白氏毕生奉行，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遭；而其在实践中对出处进退的把握与抉择，则全然着眼于自身的安危，以客观时势为转移。《中隐》诗有句云：“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贯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遇物感兴因示子弟》诗亦有句云：“寄言立身者，不可苦刚强。……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合＝诗旨意观之，则可知自氏之出处进退，不过是以自身安危为转移，作明哲保身之计罢了。应当承认，白氏的求外任，求分司，既避开了险恶的政治漩涡，并同

权势者保持了一定距离．同时也打健程度上维护了自身

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同那些濉迹官场，佞顺取容，与权势者同流合污的势利之徒相较．嘲然不可同目而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自居易自甘投闱置散的行径视为“旷达”与“清高”，亦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白氏虽有“意轻冠冕”的意向，却又耐不住山林丘樊的冷落与清贫，所以其生平虽仰慕陶渊明的为人，却叉没有勇气象陶渊明那样，遗荣弃利，远离官场，做一个躬耕田园的真隐士。正因为自居易尚未达到陶渊明那种忘怀得失的傲岸与超脱的境界，所以，他的旷达与清高并未完全摆脱功利的霸绊，我们在肯定它的同时，又不可扬揄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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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至于有的论者责难乐天的爱官职，羡慕富贵，甚至讥刺其７０致仕犹自诩为达．不啻“白头老寡妇贞骄人”，不唯谚而虐，且有悖于事实。“七十而致仕。自古有明文。”乐天辅及７０，即主动告老悬车，并来违背朝廷制度。就此致以深责乃至訾毁，诚为已甚。诚然，白诗颇富纪实性，文集中说奉禄．叙官职的诗作比比皆是。但是。举凡涉及奉檬官职之什．却并非“爱官职”或则以富贵骄人的表现，而恰恰是持身廉洁的表现。正如洪迈所说：“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奉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日：‘先卖南坊十亩圆，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奉禄＞）容斋所言，不啻是对毁谤者针锋相对的驳斥。推崇白诗的王若虚亦有句云：“从渠屡受群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滹南集）卷四十五）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历史对于贤者，毕竟是公正的。

那么．晚年退居洛下。以“中隐”为归宿的白居易，其心境果真是安稳闲适，怡然自得的么？如前所述，白氏之所以从官场退步抽身。由“兼济”转向“独善”，盖出于对险恶而污浊的官场的畏惧与厌恶，对仕途的幻灭．究其实，是为时势所迫，总不免带有某种无可奈何与不得已的勉强心理。因而在其心灵深处，也就很难泯灭关于出处进退的计较与考量，从而也就很难达到身世两忘的旷达境界。有的论者称：乐天“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以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唐音癸鍪）卷二五《谈丛》一），俨然是一位令人羡慕的“风月福人”。这其实是一种很片面、很肤浅的看法。比如，乐天晚年曾自号“醉呤先生”与“香山居士”，并声言：“心不择地适。心不择地安”（《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蛀以诗））；“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遣怀））。以自矜其狂放与旷达。而实际情形呢？不过是不停息地徘徊展转于“酒肆法堂方丈室”（《拜表回阐游））之间，在“非道非僧非俗吏”（《池上目夸二首》之二）的浮躁与狂悖的心境中，聊以消磨岁月罂了。在乐天老人佯狂诗酒，栖心释梵的背后，分明隐含着迫于时势而在生活中失去地位的“多余人”的寂寞、苦闷与失落。说到底，他不过是以喜剧的形象，扮演了悲剧的角色而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处于老境颓唐中的自居易，难道就投有这种渴望被理解的期待么？看来．如何结合时代背景，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古代作家的心路历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作品和思想文化遗产，力求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歪曲和误解，仍然是古代文史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１］二王，据《旧唐书・顺宗纪），指“永贞革新”后

・１７・

第９卷第３期（２００４）

蹇长春：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ｖ０１．９№３（２００４）

现为理想破灭之后的完奎失望与消极。

［５］参阅庞朴＜中庸平议），戴＜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

年第ｌ期。

被贬为开州司马的王任，贬为渝州司户的王叔文．八司马．据《旧唐书・宪宗纪》，指遭贬斥的虔州司马韩泰、台州司马陈谏、柳州司马柳宗元、朗州司马刘禹锡、饶州司马韩晔、连州司马凌隼、郴州司马程异、崖州司马韦执谊。

［２］参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太行路》诗笺，厦拙著《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斯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Ｊ９７９年第３

期）。

［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著侯（箭靶）之正为中，敌中即训正。”＜白虎通艾・五行）：”中，和也。”（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圭侃琉日：“中，中和也。”

［７］《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常也。”《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赵岐注：“庸．常也，常敬在兄。”＜札记・中庸）“君子中庸。”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遭也。”邦氏＜中庸）：解题日：“名日中庸者，以其论中和之为用也。”

［８］参阅拙著＜白居易评传）第七幸＜白居易后期思

［３］参阅拙著《白居易评传》第六章《白居易的前期

思想——激进的民本主咒》。南京太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

月第１版。

［４］白氏《江州司马厅记》称：“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寄檄之厦崔湖州》诗云：”不知湖与越，吏晦＊何如？＂可见，白氏视外任地方官为“吏隐”。白氏又有《中臆》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

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臆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

想——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

月第一版。

［９］参阅齐象钟、陈轶民主蝙＜詹代文学史）（下）第九章第三节《新乐府速动）。

［１０］袁行霈‘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与诗歌艺术），戢《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杜．１９８７年６月第ｌ版．第２８７页。

［儿］有白集中＜访陶套旧宅井序）、《读谢更运诗）（卷七）、《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卷十五）、＜李白基）（卷十七）等诗可讧。

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懵．

贵剐多忧惠。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此中隐观念之明确表达。如果说，吏膊阶段紧接“兼济”的前期，政治热情尚未完全冷却，因而在消极中还不时有理想挣扎的表现，即柬．到了中隐阶段，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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