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捍卫还是背离?

　　摘要：亨利希·库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据着争议性地位，但却往往被忽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将其原创性地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倍受批判与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拉法格相比，他更加彻底地以“捍卫”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其理解为经济史观，并以此为基点考察资本主义的阶段特点，得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视阈中审视并研究库诺夫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亨利希·库诺夫；第二国际；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73?06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那么第二国际时期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得以完成，并开始从经典一元论分化为现代多元形态[1]。此时也涌现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诸如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拉法格、伯恩施坦等，他们在马克思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的进程中都留下了独特的思想足迹并被人们所重视。但也有被忽视的学者，如亨利希·库诺夫（1862—1936）。他是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以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直接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独立研究。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1919年德国革命后曾一度任柏林大学国家学的教授和人种学博物馆的馆长[2]（234）。德国共产党在总结有关帝国主义理论时，曾经将他与考茨基、列宁、罗莎·卢森堡、希法亭一同列为重要的典型代表人物，库诺夫的理论地位可见一斑。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而言，库诺夫并不为人所熟知。但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却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翻译并出版了库诺夫①的九本著作②。迄今，库诺夫的主要著作被完整翻译成中文的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 说》③，尚无以库诺夫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资料。在涉及到库诺夫的文献中，大多只是单辟一章或一节介绍他的思想，基本停留在对其思想的介绍和批判上④。 　　库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争议性地位，以及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独特理解并将其原创性地运用于人类学领域，这些都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纳入研究视野。 　　一、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们都对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阐述和运用，特别是他的独立研究心得和独特研究成果。 　　M. Bassin提出，库诺夫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客体世界进行分析。以地理因素为例，他提出这一因素本身已经不再是积极因素，“它们已经成为经济进程的一个部分，换而言之，它们已经通过劳动和技术的转化进入了经济的组成部分”。自然环境提供的至多是“前提”和“发展的方式”，而这些都必须由人类劳动的智慧和理性才能够得以实施。由此，他认为，如果继续研究并延伸开来，那么“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将直接进入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概念。[3] 　　E. M. Winslow认为，库诺夫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资本主义问题，提出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而主要的因素。与考茨基相比，库诺夫甚至更加强调金融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深远意义⑤。但是保罗·斯威齐并不认可库诺夫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库诺夫所谓的资本主义理所当然会崩溃的理论，是“一种粗浅的‘市场不足’理论”，而“这种理论在恩格斯的某些通俗著作中或许可以找到证明”，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没有根 据”。[4]（215?216） 　　劳伦斯·克拉德指出，库诺夫于1879年率先察觉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上的不一致观点。库诺夫提出，在唯物史观原理及其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原始民族和文明民族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持有不用观点。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因素在历史上占首要地位的原理，只适用于文明的民族，而对原始的民族则不适用”。但是，马克思本人“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反对把原始的民族同文明的民族分割开来”。[5] 　　斐迪南·腾尼斯提出，库诺夫将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才使得其历史理论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予以充分的考察和研究[6]（196）。托洛茨基对库诺夫将唯物史观理论应用于分析俄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与赞同，指出库诺夫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实际运用是“切中要害”的[7]（720）。 　　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学界对库诺夫的思想尚处于译介为主的阶段，鲜有研究。当时，各书局和出版社将库诺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他的著作对中国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传播。从客观而言，他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和深入传播，上海相继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库诺夫的《马克思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的唯物历史理论》和《新人生哲学》等九本著作。自1928年至1930年期间，朱应会根据库诺夫 （当时译作“柯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 und statstheorie）第二卷各章内容，分别以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发展过程、家族发展过程和伦理概念等为主题，编译了七本著作，这些均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将其归类为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关于马克思的伦理概念，上海泰东图书局和上海新宇宙书店先后以不同标题（《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和《新人生哲学》）进行翻译和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了库诺夫的《经济通史》的第一卷的第一册，由吴觉先翻译。在译者序中，吴先生评价库诺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有名的经济学者兼人种学者”，他的这本著作被誉为“经济史中空前的杰作”“他撇开旧来的一切虚构，把比较人种学作为处理的对象，根据极丰富的事实材料，从各自然或半开化民族之自然环境及劳动工具出发，阐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进而画出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的、法律的形态之本来面貌来，使（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民族古代生活情形的）现代的落后民族的经济状况，历历如在眼前”，但是吴先生也坦言库诺夫“摆不脱白人一般的种族成见，颇有包庇侵略者的嫌疑”。[8] 　　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库诺夫不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将之原创性地运用于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先后著有《印加王国的社会结构》《神学的还是民族学的宗教史？》《原始时代和原始文化阶段的技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原始史》和《各民族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等。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部分学者关注库诺夫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库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多多少少得到了恩格斯以及西方学者的些许肯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的修订版中借鉴了库诺夫、Bachofen， Westermarck， McLennan， Tylor， Kovalevsky， Fison， 和Howitt等人有关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人类学素材的经典案例。此外，M.E.Opler指出，库诺夫由于其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探索，还成为了普列汉诺夫感兴趣的为数不多的德国学者之一[9]。 　　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领域中，从库诺夫所处的时代看来，他将唯物史观理论运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堪称原创性的突破，由此获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他所处的时代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首先，他在十九世纪晚期率先从人类学和民族学视角考察印加社 会⑥，他提出，了解印加社会只有一种方法，即考察现代的人种志研究[10]，从而走出了一条与Bandelier研究墨西哥的方法完全不同的道路，由此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颇受当时学者的重视。例如，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术的分类文献中收录了库诺夫的文章，Mitteilungen和Goldenweiser对库诺夫的人类学研究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Honigsheim对库诺夫的《印加王国的社会组织》发表书评⑦。 　　其次，库诺夫对原始土著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多元化、部落的血缘关系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文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信息[11]。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的特别关注。例如，189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学月刊介绍了库诺夫的《澳洲黑人亲属组织》，1897年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术分类文献中列出了1896.11.15—1897.3.10期间出版的图书，其中也有库诺夫的《印加帝国社会制度——对秘鲁农业共产主义的调查》。 　　最后，库诺夫的研究为后来学者的探索前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铺垫。L.Valcárcel就是在库诺夫有关印加社会原始乡村社区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考古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⑧。 　　三、对唯物史观本质的解读 　　库诺夫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看作经济史观，他对社会生活中经济决定因素“彻底式”的解读方式，一方面促使他能够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实现原创性地突破，而另一方面则使其在对帝国主义进行定性时，出现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态度。他在理论上的偏差导致其政治上的转向，走向右翼机会主义，并最终被认为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库诺夫最为典型的评价是，他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一样，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就提出，库诺夫对帝国主义的错误定性使之走入歧途。库诺夫把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进步阶段，所以，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列宁称，他用这种“诡辩”为自己转向资产阶级辩护。基于这一思想，库诺夫提出革命已是幻想，不能再对革命报以希望，否认民族自决权，认为那不过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他与帕尔乌斯⑨和极端机会主义者、英国的一部分费边派和工联领袖、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人的观点如出一辙，“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 [12]（460），把“保卫祖国”运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粉饰”一次大战[12]（469）。因此，列宁斥责库诺夫“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12]（570）。 　　布哈林指出了库诺夫对马克思的曲解，认为他常常以两个凡是为理由，空谈当前的形式、当前的各种关系还不成熟，否认革命的意义，根本反对政党的阶级性，在其著作中将马克思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无害羔羊”[13]（294），把马克思的理论分解为两种“倾向”——作为学者的观点，即国家在社会学上是从经济发展条件中产生出来的事物，是行使社会职能的组织；作为“乐观的革命者”的观点，即国家在纯粹政治的意义上，是“对全部祸害负责的阶级压迫机器”。[13]（305-306） 　　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方陆续有学者开始研究库诺夫思想理论线索中存在着的从“批判修正主义”到走向右翼、机会主义的转折。弗兰尼茨基、保罗·斯威齐和Roger Fletcher⑩等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库诺夫“在德国修正主义出现的时期，库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他是梅林、考茨基和当时其他反修正主义者的战友”。当时也是一次大战前夕，他与Rosa Luxemburg，Karl Liebknecht，Radek，Lensch，Pannekoek，Parvus，Karski等激进的骨干人员，提出的观点与修正主义以及此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主导观点难以和解，1911年以后甚至达到了狂热敌对资本主义的地步。此时，党内已经出现了多种分歧意见，呈现不同的趋势。正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启蒙进步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综合体”。 　　但具有转折意义的是，在1915年9月出版《钟声（Die Glocke）》前夕，党内左翼步入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初期轨迹。库诺夫和Parvus-Helphand等人阐述了这一构想，即建立以德国为主导中心的欧洲自由贸易区，以此对抗美国、英国以及俄国。此外，库诺夫在《党的毁灭》○11中宣传了著名的机会主义论点，即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时也不会崩溃，而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又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像工业发展初期工人企图破坏机器一样。而且以战争为途径建立大国也是必要的，民族自决不过是一个‘常见的天真想法’。”[2]（232）库诺夫由此获得了明确无误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称号。一位“往昔”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之后却“或公开地、或略加掩饰地同修正主义结成了联 盟”。[2，4，14] 　　不过，对于库诺夫在修正主义立场上的定性，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他属于修正主义中的左翼分子。例如，Roger Fletcher（1988年）通过研究西方学者对修正主义的分类，提出库诺夫与Rosa Luxemburg，Alexander Parvus-Helphand，Anton Pannekoek， Paul Lensch，Konrad Haenisch等人一起被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左翼分子（left-wing ‘revisionists’），他们和伯恩施坦的思想观点形成一条平行的线索○12。 　　在国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库诺夫在理论界基本上都是以批判对象呈现的。以《党破产了吗？——关于党内争论的公开意见》○13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15]（107）为例，库诺夫因其在一战中对战争拨款的态度转变及其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而被批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狂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 　　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逐步重新审视第二国际中的主流理论思想家，库诺夫的著作在中国也有了新的译本。但是从研究成果看，虽然学者们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态度有所改变，但令人遗憾的是，专门针对库诺夫思想理论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几乎毫无保留地采纳了他“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者”“否定俄国十月革命”“否定民族自决原则”等观点。[16-18] 　　在鲜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鲜而值得深思的观点。李胜清提出，库诺夫与伯恩斯坦、考茨基一同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属于“修正者”派别，他们根据新康德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的理性主义立场进行反转，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库诺夫与他们正相反，他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理想化立场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极端”，认为“意识形态不具有独立性”“与经济基础并没有本质区别”，一定程度上抹煞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使之仅仅成为“经济基础的消极附属物和分泌物”。[19]（26）他提出了更加极端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本身就可能同时是经济层面的因素，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抽象的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程度上将赤裸的经济因素“包藏”起来了。李胜清指出，库诺夫的这一研究立场貌似坚持了唯物主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呈现，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以至于在后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最终酿成一种积重难返的庸俗化理论格局”。[19]（26） 　　如果说上述研究成果还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在隐形思想线索中点出了库诺夫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话，那么姚顺良则进一步点明，库诺夫是把唯物史观诠释为“经济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并且是更加极端的“经济决定论”者。姚顺良教授还深入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第一，库诺夫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予以充分的肯定，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社会学发展的最高成果。第二，他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第三，他在上层建筑中进一步严格区分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第四，他强调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总和决定”的关系，这也间接反映出他对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最后，他提出道德就是“存在的东西成为应该存在的东西”。但是他的极端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也正是导致他最后走向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深层思想根源。[20]（271?279） 　　四、结语 　　对库诺夫的唯物史观思想到底如何定位，我以为，弗兰尼茨基和姚顺良对库诺夫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弗兰尼茨基认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及与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论家走着大致相同的道路的德国理论家中，库诺夫是很出名的，至少在世界经济史方面，他留下了大量著作。” [2]（231?232）而且，他和其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能说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正好在某些有关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上，他表面上似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完全抛弃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2]（232）不过，弗兰尼茨基还是公允地表示，库诺夫的“最伟大的贡献”，“无疑是四卷本的巨著《经济通史》”[2]（234），他广泛地考察了从原始农民经济和原始村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方面，他仍然可以是一个更加彻底得多的马克思主义 者”[2]（235）。 　　姚顺良将库诺夫明确界定为“第二国际主流派中把阐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作为直接任务的理论家”，并指出，库诺夫的思想理论具有非常浓厚的实证主义倾向，他“是第二国际思想家中第一个从实证社会学视角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理论家”，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 　　以上观点使我们在理解库诺夫的唯物史观思想时有了入手的门径。库诺夫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捍卫者，但是他在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偏差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背离，其思想根源在于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证主义理解模式，将马克思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这也是他成为彻底的经济决定论者的至关因素。作为第二国际主流派中的重要角色，库诺夫的思想理论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独具特色的一环，从中我们依稀可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的前兆。 　　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看，研究库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对于科学建构中国社会具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库诺夫对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强调。在中国着力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要素的引领意义确实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防止走入经济决定论，需要避免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失误，在重视经济因素的同时必须以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协调发展为基准。 　　注释： 　　① 在20世纪也有译作“库诺”“柯诺”“寇罗”等。本文依据德文读音将其译为“库诺夫”。 　　② 其中8本著作均为根据库诺夫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二卷中的各章内容分别翻译出版。 　　③ 《经济通史》只是翻译并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的第一册，其他的3卷均未翻译出版。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是库诺夫在中国唯一被完整翻译出版的著作。 　　④ 这里只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所做的工作。 　　⑤ 这是库诺夫在重新审视他自己1900年发表在《新时代》XVIII，No.2的文章《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时得出的结论，他将这一观点发表在1915年的《新时代》（XXXIII，No.2， 34）上。他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他支持殖民政策，而且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演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就像Bukharin评论的那样，因为“历史总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29）pp.131-132）。详见：E. M. Winslow. Marxian， Liberal，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 Vol. 39 （6）：713-758. 　　⑥ 参见Heinrich Cunow 1891年的Das Verwandschaftsistem und die Geschlechtsverbaende der Inka. Das Ausland， vol.64；1896年的Soziale Verfassung des Inkareiches.；1937年的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Inkareiches. Amsterdam。 　　⑦ 请参阅：Classified Bibliography. Books Published from November 15， 1896， to March 10， 1897[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7， （9）： 141?148. Anthropological Note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19， （21）： 476?47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1， （6）： 413. 　　⑧ L. Valcárcel认为库诺夫和考茨基两人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第二国际时期以及1889年至1914年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商会中，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国际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T. C. Patterson. Social Archae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 Appreciation[J]. American Antiquity， 1994， （59）： 531?537. 　　⑨ 帕尔乌斯（即A.L.赫尔凡得，1869-1924），早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从事德国和俄国工运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加入孟什维克派。他所提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后来成为托洛茨基用以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此人后来退出社会民主党，充当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事大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在军需供应中发了横财。 　　⑩ R. Fletcher在北美、欧洲和澳洲的学术期刊著有大量的文章，也是以下专著的作者：《修正主义和帝国：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在德国1897?1914》（伦敦，1984）；《伯恩施坦到布兰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段简短的历史》（伦敦，1987）；与F. Fischer合著的《从帝制到第三帝国：1871?1945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因素》（伦敦，1986）。 　　又被译作《党破产了吗？——关于党内争论的公开意见》 　　西方对修正主义对定义更倾向于通过依据知识分子进行分类，例如，Lidtke不仅对此做出了分类，而且区分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参见：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Wilhelmine Imperialism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88， Vol.23（3）： 347?366. 　　1976年12月由韦任明根据柏林保尔·辛格前进出版公司1915年德文版进行翻译。当时库诺夫被译作“亨利希·库诺”。 　　参考文献： 　　[1] 姚顺良. 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C]//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2]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上[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3. 　　[3] M. Bassin. Nature， Geopolitics and Marxism： Ecological Contestations in Weimar German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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