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动因_徐良利

2010年第1期（复总第75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1，2010（rest．totNo．75）

论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动因

徐良利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蒙古第三次西征的根本原因是蒙哥汗秉承祖先传统的征略政策和满足游牧贵族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以及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行为对蒙哥大汗的安全及其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而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的早期行政统治以及蒙古军一直驻扎在阿塞拜疆的木干草原则为旭烈兀西征打下较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十三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和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日渐衰落又为旭烈兀西征并最终灭亡阿拔斯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蒙古第三次西征；旭烈兀；亦思马因派；阿拔斯王朝中图分类号：K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76－04

蒙古史是世界性学问，一直深受中外学者高度关注。作为蒙古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伊儿汗国之研究在我国尚属薄弱环节。伊儿汗国是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是游牧部族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在西亚等农耕地区建立起来的外族统治政权。第三次西征强烈地震撼并扰动了整个亚欧大陆文明世界，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蒙古征略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大多考察蒙古人扩张的破坏性和野蛮性，甚者斥之为“黄祸”。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动因

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年建立起蒙古汗国。蒙古汗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人从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基本完成。长期的草原部落战争和武装掠夺，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为征服世界，向西方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极端野蛮的掠夺战争，即

1219—1225年成吉思汗领导的第一次西征和1231—1239年窝阔台汗进行的第二次西征或曰长子西征。尽管

两次西征的动因不一，但正如晃孩等三位箭筒士在劝慰成吉思汗因术赤、察哈台、窝阔台三位皇子在降服中亚花剌子模大城兀笼格赤后未经父汗之命私分战利品而惹怒成吉思汗时所说：“像刚开始调教、练习的雏鹰，皇子们初学出征，为什么要这样责怪他们，使他们退缩、困惑呢？这样恐怕使他们惧怕而灰心吧？从日出到日落之地，敌国还多。像指挥吐蕃似地，让我们去征讨敌国吧。若蒙天地佑护，我们为您取来金银、缎匹、财物、百姓、人口。若问何国？听说西方有巴黑塔惕国的合里伯莎勒坛（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引者注）。让我们去征讨吧！”[1]。事实上，蒙古西征的动因就是为了满足游牧贵族们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征服阿拉伯帝国也早已根植于蒙古游牧贵族心目之中。

历经两次西征之后，整个中亚以及波斯东部、南部和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皆为蒙古帝国所有。至13世纪中叶，亚洲大陆惟有波斯西部尚未臣服，尤其是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巴格达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成为蒙古

一

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被推举为蒙古

帝国第四代大汗之后，委派胞弟旭烈兀分镇波斯，统兵征讨尚未降服的西方国家，发动了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或曰旭烈兀西征。蒙哥大汗发动第三次西征的动因较为复杂，笔者认为：

首先第三次西征是蒙哥汗秉承祖先传统的征略政策和满足游牧贵族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是蒙古帝国前两次西征的继续。

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漠北高原。铁木真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大漠南北蒙古各部的统一，1206

收稿日期：2009-11-0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资助科研项目“冲突与融合：13、14世纪蒙古人征服及统治西亚历史研究”（07A043）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良利（1964－），男，湖南汉寿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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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对象。史载：蒙哥汗宪宗二年（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丘）[立]征身毒（即印度），怯的不花征没里奚（即亦思马因人），旭烈（即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诸国。”[2]宪宗三年（1253年），“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率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即巴格达）等国。”[3]所以，旭烈兀西征的主要目标是里海以南的亦思马因派木剌夷宗教国和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尚未纳贡称降于蒙古帝国的西亚地区。第三次西征完全是蒙古帝国前两次西征的继续。

觐见。一天，他穿上连环锁子甲，[将它]指给[合罕]看，说道：‘我由于害怕邪教徒（亦思马因派教徒－引者注），经常在衣服外面穿上这件连环锁子甲。’接着他禀告了他们夺取政权和横行霸道的某些情况。”[7]因为亦思马因派在波斯势力的强大以及实行恐怖活动，拜住、苫思丁等西亚众多文武官员要求蒙哥大汗予以镇压。因此，蒙哥决定派遣旭烈兀首征亦思马因派宗教国。拉施特说：蒙哥大汗“开始移注于征服世界上东、西方的远方各城。首先，由于有许多人要求对邪教徒的不义行为加以审判，提出自己的控告听从圣裁，蒙哥合罕便于牛年[1253年]，派遣……兄弟旭烈兀汗，前往大食地区讨伐邪教徒”[8]。

二

三

旭烈兀西征也缘于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行为对蒙哥大汗的安全及其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亦思马因派属伊斯兰教过激的什叶派。塞尔柱王朝时期亦思马因派在波斯有很大的势力。1090年亦思马因派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取阿剌模忒堡并以此为大本营，在里海以南山区形成一个地势险要、与世隔绝、防范严密、独立的宗教王国。在伊斯兰世界，正统派视之为“异端”，阿拉伯语被称为“木剌夷”（Mulahida, 意为“迷途者”），汉文史料又译作“没里奚”或“木乃奚”。亦思马因派成员惯于使用暗杀等恐怖手段对付异己，危害极大，东西方统治者甚为畏惮。在英语和法语中，“刺客”、“暗杀者”一词为“assassin ”，故亦思马因派又称为阿萨辛派。史载：“木乃奚……所属山城三百五十（《元史》卷149《郭侃传》载为

——引者注）……城绝高险. 128城，《史集》载为100城。—

仰视之帽为坠. ……其国兵皆刺客”。[4]

绰儿马罕西征（1229年）及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的早期行政统治，使蒙古君王及亲附蒙古的中亚和西亚显贵也成为阿萨辛派行刺的对象。据《鲁布鲁克东行纪》之第32章所载，蒙哥即位后，有阿萨辛派40人，化装进入蒙古汗廷哈剌和林，伺机行刺蒙哥大汗，以至蒙哥大汗在其住所不得不对域外使臣保持高度警备，并严加盘查。鲁布鲁克说，“他们（蒙哥汗廷的大书记兼断事官孛鲁合―引者注）很仔细地盘问我们从何处来，为何要来，我们的任务又是什么。作这次询问是因为蒙哥汗得到消息说，有四十名哈杀辛人（道森编《出使蒙古记》载400名阿萨辛人―引者注）以各种伪装进入该城，要刺杀他。”[5]拉施特也记载，绰儿马罕西征军的豁儿赤（即箭筒士）长“被邪教徒[亦思马因派]用刀杀死。”[6]《史集》还载有一则相关的轶事：“首席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维尼来到[蒙哥]陛下处

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设立及其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被征服地区的早期行政统治，为旭烈兀西征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后方基地。

旭烈兀西征前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先后进行过两次西征。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蒙古帝国在中亚设置达鲁花赤，建立起蒙古帝国的统治权。史载：成吉思汗“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9]《蒙古秘史》第263节还记载：“从兀笼格赤城来了回回人姓忽鲁木石的名叫牙剌哇赤、马思忽惕的父子两人，向成吉思汗进奏管理城市的制度。成吉思汗听了后，觉得有道理，就委派他[牙剌哇赤]的儿子马思忽惕·忽鲁木石与我们的答鲁合臣们一同掌管不合儿（即布哈拉城）、薛米思坚（即撒马尔罕）、兀笼格赤、瓦丹(《元史》作斡端、忽炭，今新疆和田) 、乞思合儿

(《元史》作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 、兀里羊(《元史》作鸭儿看，清代作叶儿羌，今新疆莎车) 、古先·答里勒(古先，《元

史》作曲先、苦叉，今新疆库车。答里勒，《元史》作塔林、答林，今新疆塔里木河) 等城。”[10]。绰儿马罕西征后，蒙古帝国在波斯地区委任成帖木儿、诺撒耳、阔儿吉思为最高行政长官。

元宪宗蒙哥即位后，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被占领地区的统治，在蒙古帝国所征服的土地上设置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处三个行尚书省。其中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负责管理波斯、南高加索、上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并由阿儿浑经理。《元史·宪宗纪》记载：宪宗元年（1251年），“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晷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即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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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11]行尚书省后来简称行省或省，并成为元帝国的地方一级行政建制单位。拉施特还记载：阿儿浑“被授命统治伊朗各地区――呼罗珊、祃答而、伊拉克、法儿思（即法尔斯）、克尔曼、罗耳、阿儿兰、阿塞拜疆、谷儿只斯坦（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木]、迪牙别克儿（即上美索不达米亚）、毛夕里（即摩苏尔）和合列卜（即阿勒颇）。”[12]蒙哥大汗还任命乃蛮台（Naimatai ）和秃鲁麻台（Turumtai ）为阿儿浑的那可儿（n?ker ，伴当，即军事首领的侍从）、撒都鲁丁（Sadr-ad-

花剌子模王公扎兰丁并伺机在蒙古帝国西端最前沿开疆拓土。1230年绰儿马罕率军西行至阿塞拜疆，波斯西部各地诸侯闻风丧胆，扎兰丁又因为得不到西亚军民的支持，只身逃往波斯西北部山区阿米德附近。1231年扎兰丁为当地库尔德人所杀，花剌子模国彻底灭亡。扎兰丁被杀以及花剌子模残部溃散，蒙古军在波斯西部没有受到太多的抵抗，波斯西部城邑纷纷降服。“两月之间，蒙古军历陷底牙儿别克儿、美索波达米亚、额儿比勒、起剌特等地。未见有一人敢执兵以抗。”[14]1231－1241年绰儿马罕转战外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小亚细亚，两度侵袭巴格达，引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1226－1242年）极大的恐慌。

太宗十三年（1241年），绰儿马罕死，拜住那颜继任其职，继续经略西亚等地。多桑说：“绰儿马罕死后，继由拜住统率，摧陷抄掠波斯以西诸地者，亘二十年。”[15]1242年蒙古军攻克鲁木的锡瓦斯城，塞尔柱王朝纳币求和。史载：“算端（指塞尔柱王朝素丹）约岁贡四十万底那（即第纳尔），外献布、马、奴婢若干。拜住许之。”[16]蒙古军在西亚还降服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城，威逼安条克。亚美尼亚

Din ）为整个阿儿兰、阿塞拜疆的篾里克（Melik or Melic 蒙

古时代指州行政长官—作者注），苫思丁·穆罕默德·迦儿特（Shams-ad-Din Muhammad Kart ）为赫拉特、锡斯坦和迄今征服的印度的一切土地的篾里克，马合木（Mahmud ）为克尔曼和桑忽兰（Sanquran ，即今库腊姆河谷区）的篾里克。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设置和阿儿浑等地方官员的委任，使蒙古帝国中央政府与西亚被征服地区建立起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为旭烈兀西征打下较为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

绰儿马罕、拜住所率领的蒙古军一直驻扎在阿塞拜疆的木干草原，对波斯西部起着威慑和监视作用，为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并最终灭亡阿拔斯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国王海屯一世与拜住缔约结盟。1246年蒙古军再次侵袭巴格达地区，大肆掳掠，但仍无法征服巴格达城。总言之，至13世纪40年代，波斯大部分地区和高加索诸国均为蒙古军所征服。只有厄尔布尔什山区、忽希斯坦、伊拉克和胡齐斯坦等少数地区残存。波斯广大地区在旭烈兀西征前一直为驻扎在阿塞拜疆木干草原的蒙古军所威慑和监视，它为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并最终灭亡阿拔斯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因为如此，旭烈兀西征前夕，即“命拜住退军至罗姆边界（罗姆即鲁木－引者注），”[17]以防止蒙古人在占领区遭受当地人的反叛，阻碍大军向西推进。

1229年窝阔台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后, 继续从事成吉

思汗对外扩张未竟之业。为了平息花剌子模王公扎兰丁的叛乱，窝阔台汗委以绰儿马罕为统帅，率3万蒙古军出征波斯。《世界征服者史》说，“在呼罗珊和伊拉克，动乱的火焰尚未熄灭，算端扎兰丁仍活跃于该地。窝阔台大汗派遣绰儿马罕（Chormaghun ）率众异密（Amir ，Emir ，千户长或万户长或将帅———引者注）和3万军队出征。”[13]为了充实绰儿马罕军队力量，窝阔台大汗还颁旨，四方的大将和八思哈应随军出发，向绰儿马罕提供援助。蒙古诸王公纷纷派出代表，置于绰儿马罕麾下。这主要包括：术赤原委任的玉龙杰赤达鲁花赤、汪古部人成帖木儿为副统帅；代表窝阔台大汗方面的怯勒孛剌（K ül-Bolat ）；代表拔都方面的诺撒耳（Nosal ）, 代表察合台方面的吉思勒不花（Qizil-

五

十三世纪中叶西亚的政治格局为旭烈兀西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12世纪中叶之后，伊斯兰世界进一步走向危机，巴格

达的哈里发政权有名无实，游牧的塞尔柱人从中亚南下，在阿拔斯王朝西部各省区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哈里发政权已经成为塞尔柱素丹的附庸。而8世纪中叶就开始与阿拔斯王朝公开分庭抗礼的后倭马亚王朝（756－

1492年）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沉重打击下迅速萎缩。在埃及和叙利亚，萨拉丁虽然凭借强悍的突厥军事贵族

Buqa ）以及代表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别吉的也可（Yeke ）。在蒙古王公的支持下，绰儿马罕组成一支10万大军向波斯

地区挺进。

绰儿马罕西征的主要目标是勘定呼罗珊叛乱、追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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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军事寡头政权艾尤卜王朝（1171－1250年），顽强地抗击着川流不息的十字军东征。但是萨拉丁死后（1193年），盛极一时的艾尤卜王朝迅速解体，伊斯兰世界不仅无力进取，而且诸如贝鲁特、撒法德、太巴列等被收复的城市相继重新落入西亚的欧洲人之手。1249年法王圣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埃及再一次面临严重的直接威胁。

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运动在近东地区日渐衰落。八次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可以说只有第一次暂时称之为成功的军事行动。1096年约15万欧洲骑士冲入耶路撒冷，在近东占领区主要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沿岸地带先后建立起四个十字军拉丁国家。但是十字军在近东地区缺乏牢固的根基，遭到以埃及为首的近东各族人民的沉重打击。1130年摩苏尔地区埃米尔伊马顿丁·赞吉开始向十字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收复叙利亚北方重要据点阿勒颇。1144年爱德萨伯国区沦陷，叙利亚地区的重要城市大部分落入赞吉王朝之手。艾尤卜王朝时期，1187年萨拉丁在赫淀战役中大败耶路撒冷王国国王G ·D ·律西安，攻陷耶路撒冷城，收复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大部分地区，耶路撒冷王国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圣城的陷落在欧洲再次掀起十字军的征伐，虽然英王狮心理查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属地塞浦路斯岛，“the Frankish ”（中国将十字军东征时期西亚的欧洲人统称为“佛朗机人”）在巴勒斯坦攻占阿克（1191年），但是十字军已无法夺回圣地耶路撒冷。1192年英国狮心王理查与艾尤卜王朝缔结和约后，西欧基督教国家为夺取圣地而战的念头，事实上已烟消云散。

从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开始，西欧基督教国家收复“圣墓”的宗教热情基本丧失，放弃了既定的直接夺取圣城耶路撒冷的军事目标。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所占领的是信仰同一的拜占庭，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起一个拉丁帝国。有学者认为，十字军1204年的胜利，只是一次新的军事与商业联盟的胜利。欧洲并非每一个人都沉醉于这次十字军运动，几乎有一半十字军拒绝把目标转向君士坦丁堡。

[18]

1800艘帆船；按最保守的估计船上也得有5万人之多。”[19]但是法王最终也落得兵败被俘的境地（1250年），被迫缴纳40万金币之后获得释放。之后路易九世在近东苦心经营四年，修葺城堡和军事要塞，并于1270年发动

一场进攻北非突尼斯的第八次十字军。尽管如此，法军还是未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H.G. 科尼格斯伯格说：“法王的最后冒险纯粹是一场闹剧。”[20]伊斯兰世界和十字军东征的日渐衰落客观上为旭烈兀西征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综上所述，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动因虽较为复杂，但根本原因是蒙哥汗秉承祖先传统的征略政策和满足游牧贵族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以及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行为对蒙哥大汗的安全及其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而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的早期行政统治以及蒙古军一直驻扎在阿塞拜疆的木干草原则为旭烈兀西征打下较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十三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和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日渐衰落又为旭烈兀西征并最终灭亡阿拔斯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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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次十字军开始，罗马教皇失出了组

织者、鼓动者的核心地位。第五次十字军由德皇腓特烈二世统帅，主攻埃及，在教皇的诅咒中，德皇同样招致失败。尔后腓特烈二世纯粹出于贸易扩张的原因又进行了未曾使用武力的第六次东征。十字军最后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则由法王路易九世组织。1248年路易九世领导第七次

十字军进攻埃及的艾尤卜王朝。“为侵略埃及，法兰西用尽了它所有的军队和财力；他在塞浦路斯海上布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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