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_刘易斯转折点_研究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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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周

健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沈阳110036）

摘要：以蔡昉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

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民工荒；人口红利；工资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0）04-017-05

收稿日期：2010-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作者简介：周健，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2004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

由此，“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议便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2007年5月1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将这一问题的争论进一步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

蔡昉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增长速度大大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供给，因此能比较快地就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2009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其更关注的是如何达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如何能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基本相等的均衡状态，据其估计大约在2015年左右。

[1]

荣世芳对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的判断较蔡昉更早。其通过对2005年以前（尤其是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计算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但其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表明，我国已经达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4]

张晓波等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5]

吴要武根据其研究支持了和推进了蔡昉的论断。其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检验了这些推论。其指出，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2]

王诚则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准刘易斯转折点”，即产生了工资可能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并没有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束。而要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即使按照我国目前9.5%的高增长率下每年1%的城市化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还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而按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内外经济状况，已不可能再维持另一个或两个20年的内需不足条件下的持续增长。由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还需要比40年更长的时间。

[6]

日本学者大塚启二郎更为“激进”一些，其利用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实质工资变化情况判断中国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了。田岛俊雄同意蔡昉对我国较快地就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将通过“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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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纲也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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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30年的大发展转移出了2.5亿-3亿的农民，现在仍然还有2.5亿-3亿的农民，因此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只有农业劳动力在全国劳动力的比重到了10%左右，才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7]

刘洪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我国农业仍然存在数量客观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8]

以上是国内学者对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是以承认其存在为基础的。但也有学者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存在本身提出了质疑。潘璠就认为，“刘易斯拐点”仅是一个理论假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历程表明，在刘易斯模型问世后的几十年中，失业状况一直存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所谓的拐点并未真正出现。

[9]

二、“民工荒”与“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经过测算，得出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是l1.7%。因此，“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

[10]

云宏伟赞同蔡昉的判断，其认为2004年后民工荒的出现就是“刘易斯转折点”。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民工荒”是在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二是农民工的存在反映了二元经济中农村边际生产力接近零的剩余劳动力在向现代部门转移；三是“民工荒”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增加，与之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出现相对下降造成的。

[11]

张曙光则认为，目前我国出现了“民工荒”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远远没有消化完，把这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有些牵强。[12]

张宗坪从区分“刘易斯拐点”所说的“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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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农民工入手。其认为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力，在人口统计上算作农民，但是在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工作。从我国农村的情况看，除了农民工外，还有约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这个时点，才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现象却恰恰是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这是一种矛盾现象，而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现象。

[13]

孟昕认为“民工荒”不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表象，因为其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制度或政策原因，如由于城乡分割的政策，农民工在城里不能长期安定下来；二是人口结构原因，我国目前

20-30岁的农村人口处于低谷，而他们正是农民工

的主体。

[14]

周志坚进一步通过实地调查来验证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其对兰溪市三家纺织企业农民工情况作了典型实证调查，认为当前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工资偏低的情况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并认为“民工荒”现象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将重新回到二元经济转型的刘易斯模型的轨道上。

[15]

三、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与“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通过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绝对额的逐年增长比例进行纵向比较，得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其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16]

与蔡昉观点不同，包小忠认为尽管名义上农民工的收入上升了，但实际上净收入下降了。而净收入的下降又是由“工资粘性”导致的。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

[17]

刘伟则把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进行纵向角度比较，指出劳动者工资实际并未上涨。其指出蔡昉只是对劳动者工资自身变化的纵向比较，没有参照物，体现不出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全貌,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我们只需把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比例的变化做一个纵向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妙。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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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18]

孟昕尽管承认劳动者工资上涨，但认为其增长幅度不大，而且未必与“刘易斯转折点”有关。其通过对广州7个工厂的农民工工资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2000-2004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并不大，年均增长仅为2.8%。而2004年以来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增长极快，这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人文关怀的表现。

[19]

唐茂华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刘易斯提出的工资上涨的原因。其指出刘易斯强调了导致不变制度工资上升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其认为，目前我国工资上涨主要由外生变化引起的。

[20]

四、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低龄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消耗殆尽。“人口红利”的下降与消失必然影响我国人均GDP的增长。

[21]

周祝平对此持相反意见，其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并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人口转变所引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升高，既不是提高中国储蓄率的原因，也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毋宁说，是快速经济增长减缓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中国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因此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22]

孙自铎也对人口红利说提出质疑，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10%的份额，由此人口红利被说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与实际不相符。

[23]

穆光宗则对蔡昉的“人口红利”界定和计算提出质疑：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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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

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

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由此，其认为，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

[24]

五、“刘易斯转折点”的未来政策导向

由于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即将到来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围绕目前我国如何应对或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政策建议存在着一定差异，但这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蔡昉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总量上的矛盾已经不再是重点，但其仍然强调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最重要，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25]一些学者尽管不同意蔡昉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的判断，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体数量仍然较大，但承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容忽视。孙自铎计算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5-2.1亿之间，由此，其提出，如此之多的农民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今后应坚定不移地把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不能掉以轻心。就业是民生之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26]

尽管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总量上的矛盾是否存在争议，但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是众多学者的共识。耿元、林玳玳则指出虽然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但城市工业部门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仍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防止劳动力短缺问题对工业、农业以及社会其他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27]

除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关注之外，保护劳动者利益也尤为重要。陈宪指出，我国目前实际的劳动力价格是不是均衡价格。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竞争性行业中，尤其是在这些行业的非公企业中，工资、尤其是简单劳动和低技术劳动的工资仍然不同程度地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因此，首先，政府要从形成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机制这一基本点出发，清理有关的现行政策，中止那些明显不适应的政策，形成有助于维护各种要素平等权利的相关政策；其次，针对目前要素市场的现状，通过深化政府改革及其自身建设来解决，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逐步形成合理的规制与监管体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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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在短期内到来仍无定论，但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逐步加深，我国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因此，蔡昉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29]特别是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到消失后，应该通过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使其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以此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30]邓聿文也提出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31]

谢莉娟和吴中宝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来

临，必然将引致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步消失，从而劳动力跨地区持续转移的条件将不再具备。因此，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问题将得到缓解，这一方面意味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将不断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提出了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率先通过制度引导实现产业的有效转移和升级。

[32]

六、一个简单的评论

1.充分认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不可急于求成。我国尽管出现了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的“民工荒”现象，而这只是长期来农民工利益受到损害后，其自身觉醒加以反抗的结果，并不是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了。尽管我国部分农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从整体看，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很大，如何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经济，又有社会和政治的原因。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又面临着转轨，想短期内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不现实。因此，我国“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没有到来，其还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而滞后与延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和长期性。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政策导向极为重要。

2.工资上涨是农民工长期低工资后的正常恢复

性回升。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过于强调“低工资”战略，整体国民的工资水平都较低，甚至是为农20·

民工支付的工资大都具有“歧视性”。较低的工资尽管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但是，低工资也可以抑制有效需求的增长和升级，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和其它相关的利益要求会激发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促进有效需求的增长和升级，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样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3.过度依赖于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的人口红

利，经济发展会陷入到一种低水平的路径依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提升。实际工资与生存工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后期则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共同促进，人口红利的作用不再是主导性的。而且依靠人口红利不会长久，过于强调人口红利只会对我国普通劳动者带来损害。

4.对刘易斯转折点要未雨绸缪。对于我国这样

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大国来说，促进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早日到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其次，“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激励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因此，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力手段加快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另一方面要做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各种政策调整的准备。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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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Commentontheresearchof“Lewis’turningpoint”inChina

ZHOUJian

(EconomicCollegeof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

Abstract：SomedomesticscholarsrepresentedbyCaiFanghaveproposedthejudgementthatupcoming“Lewis’turningpoint”isupcoming，ithasinitiatednumerousdomesticscholars’disputeonthisquestion.Thistextcommentedonthedefini-tionof“Lewis’turningpoint”atpresentofourcountry,laborshortage，wagesofordinarylabourer，demographicbonusandpolicyguidance，etc.

Keywords：Lewis’turningpoint；LaborShortage；DemographicBonus；Wages

!!!!!!!!!!!!!!!!!!!!!!!!!!!!!!!!!!!!!!!!!!!!!

（上接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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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supportRateoftheChineseElderly：AnEmpiricalAnalysesofTheimpactFactors

LIXiao-xia，HAOGuo-xi

（BusinessCollege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Thispaperuses2005National1%PopulationSampleSurveyfromtheNationalStatisticsBureau.Byprocessingthedatatobuildmodelsbyprocessingthedata,andintroducingofsixfactorssuchas“theDegreeofAging”，“theYearsofEdu-cation”，“SocialSecurityJoin-inRates”，“Urbanization”，“HealthIndex”and“MaritalStatus”.Thereis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differentimpactamongtheoverallelderly,menandwomenelderly’sself-supportrate，andalsohaveacomparativestudyofthelevelofelderlyself-supportrateamongtheEasternChina，CentralChinaandWesternChina.Keywords：Elderly；Self-support；Comparativeanalyses；Region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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