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回顾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一特殊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积极争取了中间势力，富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有力推动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和华北乃至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则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和完善增添了鲜活内容。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牺盟会 历史贡献 　　1935年华北事变后，作为华北要塞的山西首当其冲，对阎锡山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1936年10月，在一批抗日进步青年的倡议下，阎锡山批准成立了牺盟会，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成立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以及蒋介石的外交部和阎锡山周围反共顽固势力一再要求取缔等原因，牺盟会工作被迫停顿。迫于形势，为自存自固，阎锡山权衡利弊，“迎共抗日”。11月，共产党人薄一波、杨献珍等受组织委派，以抗日活动家身份接受阎锡山邀请“共策保晋大业”，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改组之后的牺盟会虽名属受阎锡山管辖的官办群众团体，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牺盟会，这个委员会直接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专门做抗日救亡工作，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牺盟会的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在组织上则是秘密的。因此牺盟会实际上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的主体形式。牺盟会从1936年11月共产党人接办、改组，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解散，只有三年多，但其历史贡献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再去回顾和总结它。 　　一、牺盟会的成立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牺盟会在山西抗战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共产党在山西抗日统战工作的整体进展与突破是以牺盟会为基点展开的。牺盟会从一开始就担负着维护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重任。 　　（一）为山西统战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牺盟会成立时间早于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此，抗战初期，共产党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施加影响，主要是通过牺盟会来进行的。当然，从阎锡山的角度讲，他要利用共产党人给他做工作，就不得不提供一些做工作的条件，牺盟会就是他为了与共产党合作而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场所。可以说牺盟会搭起了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的桥梁，同时也扮演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者和共产党与山西各阶级、阶层民众之间的联络者的角色。由于牺盟会是公开、合法的官办团体，所以它出台的政策、法令、措施和所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合法性”。这样，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因为“有了牺盟会这么一个招牌，就有了很多方便”。“有些事我们出面做不到，而阎锡山能帮我们做到，何乐而不为呢？”[1]P266 　　（二）为山西统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牺盟会好比山西统战局面的突破点，“所有在山西发动群众的工作，要委托一波同志通过牺盟会去做，这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牺盟会在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辟与扩展了下层统一战线，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训练干部、宣传抗日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牺盟会派遣的临时村政协助员，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下到基层，去做实际上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农村各阶层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要求；借阎锡山提出要武装30万民众的口号主办了训练国民兵军官的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有政治觉悟、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山西救亡青年，甚至全国一部分进步青年。此外，牺盟会还根据群众的不同要求成立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团结和组织了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战工作中去。到1939年，牺盟会本会会员已发展到近100万，加上全省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团体的会员，总共达300万人。在当时“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2]P394的情况下，“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 [2]P394。这种对比，使山西成为当时公认的模范省。 　　（三）为山西统战局面的形成注入了活力。共产党是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有了党的领导，整个山西的统战工作就有了生命力。牺盟会利用合法身份，尽可能多地引进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来参加工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扩大党员队伍、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的地位、壮大党的政治影响力，使“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2]P394情况下，却在山西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牺盟会开展工作之前，“当时山西党员很少，一共才几十个”[3]。通过积极的统战工作，特别是许多共产党员经过培训后，作为牺盟特派员，被派往全省各地工作，担负了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使山西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从无到有，从遭受破坏到恢复活动，从而做到了秘密工作在当时不易做到的事情。而党组织在山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党在山西形势的日趋好转，为山西统战局面的形成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牺盟会的成立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抗战形势的新发展 　　正是借助牺盟会，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山西范围内与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阎共联合，对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牺盟会的成立，在事实上宣告了阎共合作的开始，使日本诱降阎锡山的阴谋遭到重创。因为敌人也在争取同盟军，有些中间势力，我们如果不争取、不团结，敌人就会去欺骗拉拢。阎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日军在华北战场上遭受到来自阎锡山和共产党军队的联合抵抗，有力配合并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二）有利于孤立顽固势力、壮大进步势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素与中央存在矛盾。牺盟会这种统战组织的建立，进一步暴露了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在对待共产党和日本态度上的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逼蒋抗日）” [4]P90，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地方实力派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愈能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巩固和壮大革命队伍，我们就愈能推动抗战形势向着前进的方向发展。阎共由过去的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在一省之内首先打破了国共对立的历史，对国内局势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形成了突破一个省范围，带动和影响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特殊局面。 　　（三）为八路军开赴前线进行全面抗战准备了条件。早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作出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方向放在山西，使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的重大决策。1936年春的晋西会议，毛泽东反复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5]P526，因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5]P526。正是由于早在全面抗战前，共产党就通过牺盟会与阎锡山建立了统一战线，才为后来的进一步合作做了比较充足的沟通和准备工作，这就使得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能够迅速地在山西战场展开，实现了红军抗战救国的愿望。“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一个牺盟会，八路军开到山西要遇到很多困难，因为阎锡山是限制八路军发展的。这个功劳是很大的，经验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三、牺盟会的成立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完善和成熟增添了鲜活内容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6]P437牺盟会及其实践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牺盟会及其实践揭示，在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摆脱“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羁绊，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正是在与党内关门主义的一次次交锋中发展起来的。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地方实力派统战关系的主体形式，牺盟会的实践是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实践。在中国抗战史上，它较早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合作的大门。毛泽东在后来总结道：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千万“不能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 [2]P783，不能“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2]P783。如果不分析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不注重对客观形势的把握，就会陷自身于孤立境地。“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2]P783为了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和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2]P474。毛泽东的话蕴含了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在里面，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变化，既要明察秋毫，又要高瞻远瞩，抓住有利时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特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区别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政策，并在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上把他们团结起来，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二）牺盟会及其实践揭示，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政治集团既能在共同目标下实行联合，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见而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我们的政策要像毛泽东所精辟概括的那样，“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2]P763。牺盟会是一个典型的由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内部矛盾复杂，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之间的矛盾。牺盟会在实践中将联合和斗争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与阎锡山的联合中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同时能够尊重阎锡山的利益；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又能一步一步取得胜利，以争取和团结阎锡山；在阎锡山抗战出现逆转时又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在斗争中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在此基础上达到维持统一战线局面的目的。牺盟会的实践反证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政策的错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性与独立性问题上的成熟。牺盟会成立时间早，经验丰富，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资产阶级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1940年，毛泽东把又联合又斗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了出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又联合又斗争或又联合又批评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进而成为毛泽东统战思想中用来处理各种矛盾的根本策略原则。 　　（三）牺盟会及其实践揭示了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问题以及这两个问题与党的建设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牺盟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它以开展统战工作为切入点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它不仅协助八路军开展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武装斗争，而且还借阎锡山建立了一支统一战线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山西统战局面的形成及山西新军的发展壮大，对保证山西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统战工作的胜利开展与新军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有机统一于牺盟会的工作中，并使它们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为党的统战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成功例证。毛泽东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深刻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P605。而正确地回答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及其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独创性贡献，也是毛泽东统战思想臻于完善的表现。○ 　　参考文献： 　　[1]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薄一波.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发展情况[J].近代史研究，1985（6）.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0—1940）[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