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观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了

2008年04月15日来源：北京日报

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干扰视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愤，也引起人们思考。为什么一向标榜“真实客观”的西方新闻界和媒体，竟然如此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制造出 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难道仅仅是其偶尔失误和不慎造成的吗？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这次歪曲失实报道中的种种手段来看，这绝不是偶尔失误和不慎。其实，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这次拙劣的表演，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新闻观支配的，这是西方新闻观虚伪性、欺骗性的一次大暴露，对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是极为深刻的反面教材，对那些崇拜西方新闻观，不加分析地相信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人是一个警醒。为此，有必要弄清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由此打破对西方新闻观的迷信，搞清为什么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绝不能盲从西方的新闻观。

一、新闻是什么，新闻的本质是什么

新闻是什么？在新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如，新闻是新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新闻是最近报道的事情；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认识新闻事物、现象，会对新闻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强调新闻是事情的报道，或者说是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真实性或者说客观性是新闻的一个本质属性。关于新闻的客观属性的认识，是人们从近代新闻发展中得出的一个普遍性结论。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尽管西方新闻媒体出现得要早些，但是，关于新闻的真实性的理论认识并不是西方新闻学的专利。遵守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工作的通则。但是，仅仅认识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够的，新闻产生于人们沟通和了解情况的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逐步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的宣传手段和舆论工具，这就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机构在新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价值立场，即反映一定政治集团的意志，维护某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长期以来，西方新闻学和舆论界不愿公开承认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用所谓“客观公正”标榜自己。这不过是为自己取得最大新闻效应和利益而进行的包装。

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的重要本质属性。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以各种形式代表或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新闻媒体自出现以来，从没有超出意识形态属性，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政党等总是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力量，通过或明或暗、直接间接的办法，影响、掌握、控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和评论，传播本阶级的、本集团的、本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力图使之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体既是政党和政府实现政治目的、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也是公民表达民意、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一条主要渠道。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们都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当今西方的主流媒体就是所谓“主流社会”的舆论工具。这个“主流社会”当然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而不可能是全体人民。

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不讲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不尊重新闻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但是，真实性或客观性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新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它的本质属性。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也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客观性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的全部，也不能反映西方媒体的根本立场

近些年来，有些人只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而不讲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一提起西方新闻，一讲到西方媒体，不少人就以为，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是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是作为一种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种权力”，用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新闻报道遵循的是客观性原则，是自由的；西方新闻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有些人虽然认识到西方新闻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服务，但却不承认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么看待西方新闻和西方新闻媒体，既不客观，也不正确。

１、西方媒体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西方新闻媒体的产生几乎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步，是催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新闻媒体要求所谓“新闻自由”，是资本主义早期作为对旧统治者的权力抗争，而不是针对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新闻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在现实社会中，它是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而从根本上说，它不会代表全体人民，更不会代表弱势群体，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新闻界）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西方执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加工”新闻，隐瞒、掩盖消息来控制舆论。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不就是由军方一手掌控的吗？

在美国，由于政党和媒体都有左、右两派，民主、共和两个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媒体看似相互监督，实则是为不同政党服务的工具，目的主要不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为政党轮替服务。其它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媒体，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的。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

２、西方新闻标榜“真实客观”，但这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西方新闻学中的客观报道理论标榜的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客观公正”地反映新闻事实。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无不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党派的烙印和影响。西方新闻一方面竭力否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和倾向性，标榜“中立”、“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在新闻实践中却尽量罗列一些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这种所谓“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在国际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新闻现象的核心是，批评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相异的国家、政党和政府时，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当今世界，由于国际新闻报道基本上为西方跨国通讯社所垄断，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新闻价值观来筛选的，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多是片面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有意歪曲和严重失实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在对我国3月14日拉萨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歪曲和失实。比如，一些西方媒体这样介绍西藏的历史背景：“西藏在1951年被中国正式吞并”或者“西藏在中国入侵前享有事实上的独立”。这些完全错误的“历史介绍”是对历史的蓄意编造，是对不了解西藏历史的西方普通读者的恶意误导。又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BBC等大量的报道来自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根本不是现场的采访。再如，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渲染所谓的“镇压”，甚至将拍摄于尼泊尔的图片硬安到中国头上。这种违背事实的恶意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造假报道，既暴露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也揭露了西方媒体一向标榜“客观报道”的虚伪本质。西方一些媒体这次的严重失实和歪曲报道，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它们使用双重标准的不满，“做人不能太CNN！”这句网上流行语，就很直观地表达了人们对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和对其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原则的嘲讽。

３、西方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虚伪性。“新闻自由”被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府大肆鼓吹。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了近代西方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西方“新闻自由”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美好和完善。西方新闻媒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竞争和垄断的加剧，这些私营企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报系和垄断财团手中，成了他们盈利的工具。例如，美国有100多个报业集团，其中最大的13家报业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大多数报纸。这些集团的后面是金融资本财团，它们的经济实力极为雄厚，拥有无可抗争的控制力，这些财团或直接收买、或控股参与，控制多家传播媒介机构集团，使它们成为为自己表达意见、赢得利润的最佳通道。在西方，垄断资本家由于拥有了新闻媒体，也就有了“新闻自由”，即打击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所不用其极。这充分说明它们的“新闻自由”是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民和国家进行诋毁、诬蔑的“自由”。他们从未用这样的手法对待过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种“自由”是非常不道德的，是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并不尊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任意裁剪事实、不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歪曲事实的自由。此外，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根本不是普遍的自由，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比如美国宪法就明文规定，在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必须绝对服从政府；日本政府没有管理新闻的机构，但在新闻自律机构内部却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西方对外总是宣称其“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超阶级的自由。但是，我们透过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就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在不损害其资本主义统治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歪曲事实、置生命和人权于不顾的新闻自由。比如，伊拉克战争前，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所谓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庇护基地组织，结果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伊拉克战争却使几十万伊拉克人民死于战火。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是多么的虚伪。

在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使新闻事业几乎被垄断财团所控制，各财团之间为了经济政治等利益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西方新闻媒体之间的相互争论、攻讦、揭短，甚至谩骂的现象就是西方权力斗争的反映。这种现象给人以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假象，西方称此为“新闻自由”，其实这正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治国在新闻上的反映。不过，西方新闻媒体内部无论斗争多么激烈，有一点是始终坚持的，就是不危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所有新闻媒体的立场是一致的。

４、所谓媒体是“第四种权力”，并不能掩盖西方新闻媒体为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服务的工具性本质。从西方新闻史来看，尽管在法律上规定报纸的独立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报纸并不是单纯传播和报道新闻的媒介，而是政党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特别是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各个政党为了夺取国家政权，纷纷通过拉拢、供养报纸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正如美国学者布莱耶所说：“报纸继续作为主要政党机关报，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刊登新闻，报纸反映并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恶斗。”在政党报纸的巅峰时期，每个政党几乎都豢养了大量的报纸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在政党的操纵下，报纸之间的争斗甚至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这充分体现了报纸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新闻宣传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新闻机构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是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表面上新闻媒体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第四种权力”，既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如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为政府和政党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的独立地位有名无实。比如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垄断经营愈演愈烈，时代华纳、迪士尼和新闻集团三大传媒巨头几乎分割了美国的绝大部分传媒机构。这些传媒巨头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上的支持，往往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很难保持完全的“独立”，是不会对政府提出严厉批评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新闻媒体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者根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只不过他们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否认新闻媒体的这种工具性，鼓吹其享有所谓不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第四种权力”地位。

５、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一些媒体常常把奇异性和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媒体的市场属性很浓。西方新闻媒体是为私人资本家所有，实行的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垄断化的新闻体制，这使得西方新闻、言论丧失了公正、独立、客观的原则。在市场化、商业化、垄断化日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体为追求盈利，大量刊发黄色、庸俗、低级、暴力等内容，严重危害公共道德和社会风俗；绝大多数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滥用“新闻自由”，不能真正履行对公众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西方新闻体制造成的痼疾。在这种新闻体制下，西方媒体常常把冲突性、奇异性、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这在美国“黄色新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形成两种突出的倾向：一是渲染消极现象。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戏剧效果，往往把注意力放到暴力、色情、金钱、丑闻和怪异现象上，越是消极现象，就越是得到大肆渲染，于是，“报忧不报喜”成了正常现象，“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二是忽视深层问题。媒体一味追求眼前发生的昙花一现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无暇顾及社会深层存在的弊端和痼疾，只有等到这些弊端和痼疾经年形成爆炸性问题后才得到报道。这些倾向的出现是西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必然结果。

三、西方新闻观已对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长期左右我国新闻宣传的极“左”新闻理论和灌输模式被破除，一段时间里，新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尚未确立起来，致使我国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部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观涌入中国，在实践上给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所谓“客观公正”为新闻理念，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能正确地坚持和理解弘扬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媒体受西方所谓“客观公正”等新闻观的影响，对我国提倡的正面宣传不屑一顾，认为正面宣传是“奉命作文”，不是“真正的新闻报道”；有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从而弱化了媒体功能。实际上，正面报道一样要遵守新闻规律，一样需要激情和热情，一样需要深入和改进。但是，在一些人那里，由于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对待正面宣传上，总是简单应付，敷衍了事；在改进正面宣传上，不肯积极主动，下功夫不多，致使正面宣传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情况时常出现。

其二，媚俗、炒作、造假屡禁不止，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市报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国媒体逐渐进入市场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媒体把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奉若神明，在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大肆刊发媚俗报道，竞相“刨粪”，炒作所谓新闻热点，不少报纸成了低级庸俗趣味的传播场所。比如，去年从“杨丽娟事件”到“华南虎事件”，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制造的这一系列所谓热点，都难脱媚俗、炒作之嫌。一些媒体掉进了西方那种靠搞猎奇性、煽动性的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的泥沼中。此外，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现象屡禁不止，这从近年披露一些重大虚假新闻中可见一斑。从根本上说，媒体中的这些媚俗、炒作、造假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反映的也是新闻观问题。

其三，追求新闻娱乐化，迷失了应负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是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理念的驱动下传媒实务领域发生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将名人趣事、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报道的一个重点，强调故事性和事件的煽情效果，用戏剧或文学创作的手法描述新闻过程，片面追求报道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西方的这种新闻观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也出现了盲目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倾向。比如，去年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跟进报道的“钉子户”事件，就有“新闻娱乐化”的倾向。一些媒体在此事的报道中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使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

其四，一些媒体常刮“唱衰”之风。西方媒体一向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第四种权力”，为发挥其所谓“环境监控”与“社会预警”的功能，往往睁大眼睛搜寻阴暗面，把报道社会负面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西方新闻观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所谓“客观报道一切”旗号，极力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大肆刊发负面新闻，常刮“唱衰”之风，好像不能从大好形势中挑出毛病来，就是“失职”，没有负面效应就失去了其“公正性”。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奉行的一种所谓“媒体价值论”的核心。

以上这些错误的新闻观和消极现象的出现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必要，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非常重要。

四、尊重新闻规律，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在我国，新闻事业与我们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舆论对于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宣传中，媒体如果对新闻观把握不当，那么就无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树立科学的新闻观是关系到媒体能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

1、坚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首先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我国的新闻宣传曾受苏联那一套“左”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的影响比较大，一味地强调“灌输”，搞“假大空”宣传，甚至为狂热的浮夸风呐喊助威。“文革”中，媒体更是成了“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丧失了发扬真理主持正义的职业精神，改变了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性质。我们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吸取极“左”时期的教训，从思想上坚决抵制和破除过去那一套“左”的做法和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一味地跟在西方人后面跑，惟“洋教条”是从。我们承认西方是现代新闻的发源地，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经验，其中不少也反映了新闻的一般规律，如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等，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认真把握的。但是，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和做法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过去，我国的新闻界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西方的一些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对我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媒体人把西方的那一套当作“金科玉律”。但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按中国的国情来办，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又要正视不同国家中新闻的特性。因此，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坚决地破除一切“洋教条”，即在实践中不能按照西方的套路走，必须在我国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

2、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中国主体意识”。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我们在新闻宣传中不断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媒体要注意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即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否则就不能明辨是非。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观，即认为中国发展是不可思议和不合逻辑的。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奉行这样的逻辑：“自己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民族主义；自己的是哲学思想，别人的是意识形态”。对于这样的观点和逻辑，我们的媒体应予驳斥。与此同时，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还要求我们的媒体要不断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着其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大，形成了一种以强凌弱的“话语霸权”，肆意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动辄以所谓“人权”、“环保”为幌子，蛮横指责发展中国家这也违反“人权”，那也破坏“环保”，以达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媒体应有清醒的认识。

3、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政治家办报意识”。当前，我国一些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中政治意识不强。这主要表现在导向意识上还不够强，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把关不严；政治理论的素养不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不深；群众观点、实践观点还不够深入，普遍存在着肤浅、浮躁的现象；自觉遵守宣传纪律的态度还不够坚决，违规操作时有发生；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编辑、记者对自己要求不严，标准不高，在舆论监督方面，个别记者的发稿动机还不够纯正，甚至假公济私，以稿谋私，把个人的好恶、恩怨掺杂其中。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化坚持“政治家办报”意识。“政治家办报”，不是一句口号。它要求媒体人在工作中要讲政治,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备很强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明辨是非，把握全局。

4、尊重新闻规律，着眼于为改革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的“雷达”、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民主政治的“推进器”，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新闻媒体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增强。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比如，面对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对现代信息发达的法治社会中新闻传播规律还缺乏系统探究，新闻的采集报道方式创新不够，新闻媒体趋同现象依然存在，新闻的时效性不强，对受众阅读需求了解得不细，媒体受众定位模糊。又比如，一些人把“新闻自由”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看不到我国的“新闻自由”与西方新闻的根本差别，更看不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些地方，害怕媒体监督，对有些事件和问题，不及时地向媒体说明事实真相，而一味地采取“封锁”或“捂盖子”的简单做法，结果往往延误了时机，造成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情况，新闻宣传工作需要不断改进，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大局服务。我们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

这次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大搞歪曲和失实报道，这进一步促使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揭露西方媒体的违反职业道德的所作所为，看清其意识形态属性。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新闻报道是靠严格的主题设计和对不同主题设计的不同报道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如美国媒体在制造“中国威胁论”时，主要把中国发生的新闻事件按照一定的主题来分类处理的，即对中国当前的事物做出了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谋求亚洲地区的“霸权”、对美实施贸易战、践踏人权、迫害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话题的设计。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方大多国家对中国的报道都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这些主题不仅具有引导性，而且多是规范性的，即报道中国时的叙述语气、风格、角度、背景和评论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记者依据这些规范来报道，编辑也以此为准则来编发稿件。根据这些主题设计而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国际形象，是被严重歪曲和“妖魔化”的，误导世界公共舆论，损害了中国在西方各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如何将一个和平、开放、发展和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接近中国，这是在进行国内时事对外报道时需要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扭转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妖魔化”主题的设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设计出自己的话题，并引导国际媒体围绕我们所设计的话题对我国进行公正的报道，树立起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此，要把握宗旨、服务大局，进一步搞好中国的对外政策报道，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加强对重大事件和活动的报道上，确定思路、明确导向，根据受众情况确定选题，针对国际舆论动态确定报道内容，策划好相应的配合性报道；为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主动权，时事报道需要根据国际时事动态，主动策划一些报道内容。要善于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要选择好对外报道的角度，做好报道事件、人物的背景交待，力争让外国人客观地说中国事；要努力增强报道实效，利用各种媒体的整体优势，拓展报道渠道，丰富报道内容。加强和改进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培养一批既具有中国主体意识，又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很敏觉，在全球传播环境中举措有方。(文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