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主要阶段及特点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由于从１９５８年起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建设除了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以外，许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产高速度、建设大规模”的错误。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的建设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忽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重工业内部，则片面强调自给自足，忽视协作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如此日久天长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相当落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投资成本大而效益低成为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特征。此外，城镇大量失业人员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难以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改善。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１９７９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价格、财政等政策，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加快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得到调整，能源供应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加工业发展过快的新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加上农副产品的供应增速跟不上城乡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越发严重，为此，自１９８８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结构调整。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１９８８年９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顿、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针，在大力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此次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在消除经济过热的同时，实行向部分产业和企业“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压缩下来的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力集中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使得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增加了有效供给。这次调整尽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只是缓和了部分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矛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１９９２年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过热使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反而有劣化趋势，最终成为１９９４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从前两次结构调整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体制上缺乏对部门、地区结构调整的机制，调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对投资规模、投资项目和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加之这两次调整只是一种增量式的调整，对巨大经济存量的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因而中央政府的调整目标最终往往难以实现，致使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１９９１年以后，尽管结构调整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１９９７年以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利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膨胀，同时继续推进了价格体制、流通体制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至１９９６年，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再次突出。原来存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某些方面的“瓶颈”状况更为尖锐。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还很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为此，１９９７年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加大产业政策执行力度１９９４年３月，中国政府颁布了《９０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纲要》出台后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并未对经济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重点支持的行业范围较大（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５０％），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能力却明显不足。同时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协调相当困难。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９８年中国政府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６个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工业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结构调整工作首先从纺织行业取得突破。鉴于生产能力过剩是该行业长期亏损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纺织行业压锭计划，要求在３年内压缩１０００万纱锭，占原有生产能力的１／４。２０００年，又要求纺织行业淘汰３０万落后的毛
纺锭。由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监控和鼓励政策具体到位，更由于纺织品市场长期不景气，企业无法继续维持，因而此项政策执行较好，压缩任务得以完成，整个纺织行业率先完成脱困任务。煤炭行业则兼并破产了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关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压缩产量２亿多吨，减少了亏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