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中的对象化思维及其理性品格(定)

汉大赋中的对象化思维及其理性品格

王 圣

(兰州商学院 艺术学院 兰州 730030)

内容提要 大赋是汉代前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对于汉大赋的研究历来重视其对楚辞传统的继承，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可是，除了楚辞的铺陈传统外，汉大赋更多地显示出对先秦理性传统的继承并有极大发展。本文从汉大赋人物设置、景物描写、封闭性结构以及内在情感的表达四个方面探讨汉大赋的对象化思维特征及其所昭示的理性品格。

关键词 汉大赋 对象化思维 理性

汉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处处显示出一种开阔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它既整理消化先秦时留下的文化遗产，又开拓着后来的发展方向。接受了先秦几百年的理性传承，又经历了秦王朝短时期的统治及其覆灭，促使汉人开始更加理性地思考这个世界。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也从空间上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审视眼前的世界。另一方面，由于汉代皇族的楚地文化背景，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楚地文化中的楚骚传统，使其文艺创作表现出更多的浪漫气质，也正因为如此，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把楚骚与汉代文艺放在一起论述，称为“楚汉浪漫主义”，并且明确说，“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①。这样，汉代文学以其独异于前代的宏大视野构建自己时代的独特文学样式。

汉赋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汉代综合文化特征的文学样式的典型代表。对于汉赋继承楚骚传统，形成铺张扬厉风格的特点，前人论述已多，这些不再赘述。②无疑，楚辞对于汉大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可对于汉赋所昭示出的汉代继承并发展前代理性思想成果的研究却注意不够。这里就集中探讨汉赋的这一特点并揭示由此显示出的汉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象性思维特征。

一、虚构人物的设定是对楚辞具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原始宗教仪式真实描述的理性发展。 考察汉大赋的代表作品，我们会发现，大赋中出现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虚拟人物。这从汉大赋的奠基性作品枚乘的《七发》开始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惯例”。《七发》作为最早的大赋代表性作品，其中人物还带有一点地域性和大致的身份，楚太子与吴客。不过这两个人物也是只有一个大致的身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这与楚辞中人物特点大不相同。《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那样丰满，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动人物形象。其中写到的重华、女媭及所求

③有娀之佚女等，都是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巫术活动中的巫觋人物。在整首诗中，连同诗人自身，

都笼罩在这种浓重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原始宗教活动中。《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少司命、湘君、湘夫人等等更是当时楚人宗教活动所信仰的神。与此不同，《七发》中的楚太子、吴客只是两个虚构的人物，既没有楚辞中抒情主人公的真实性，也不具有其中男神、女神的神秘性，而只是为了结构整篇文章而设置的。所以，两个人物虽然也点明了其地点和大致身份，但在这里只有结构文章的意义，文章的主体在于正文中的大量铺陈。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人物就更加虚化了。在那里即使是人物名字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物并不存在。子虚先生、乌有先生、乌有公，已经明确告知我们，这样的人物只是虚构。从下文的内容的庞大丰富可以看出，之所以虚构这些人物，只是为了引出那一连串对于大自然的繁富夸张的描绘。扬雄《长杨赋》中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张衡《西京赋》、《东京赋》中的凭虚公、安处先生等，其功能都在于引出作者所要铺陈渲染的自然山川，这些人物在赋中只具有功能意义。

这种为了功能意义而有意识设置虚构结构性人物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作者站在一种很高①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可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楚汉浪漫主义”部分。

③ 可参看陈桐生《比兴形态早于》，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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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高度，不但在理性地审视他所描写的自然对象，而且也在理性地审视他的描写本身。和屈原时代的诗人仅仅从自身的原始宗教体验和感情出发，为了抒发自己的强烈情感而记述神话人物相比，汉大赋的创作者所昭示出的理性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即使和先秦时期在思维发展水平上成熟于、或者说距离原始思维方式较远的《诗经》相比，也能看出这种区别。《诗经》中诗的创作者虽然大多已经具有了比较多的理性思维，但在理性的高度上和汉人相差还是很远。在他们眼里，他们所描写的自然对象还仅仅是对于人事的一种暗示、预言或者和某种人事相同一。就诗人自己和所描写的自然对象的关系上，还没有达到把它们对象化的程度。而从汉大赋的这些虚构人物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出，汉人眼中的自然对象完全成了主体理性观照的对象，而且他们还在更高地层面上，理性地观照和构思自己的文学创作本身。

二、景物的极其夸张的铺排，剔除了楚辞中原始思维的神秘色彩，只是为了渲染宏大宽博的气氛。这是以理性视角来观照自然景物的结果。

汉大赋向来以辞藻繁富，铺排恣肆而著称。这也被认为是楚辞对它的积极影响。然而，如果对比楚辞之词语繁富与汉赋之夸张铺排，我们会找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楚辞中的大量香草美人等的描写，均具象征意味。《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等，均用来说明自己品德的高洁。或者从楚人“信鬼而好祠，其词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的风气来看，这些香草也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求女中得到所求女神的青睐，具有神秘色彩。而汉大赋中所极力描绘的自然景物，则完全失去了楚辞描写中的神秘性和象征性，而仅仅以十分夸张的手法，极写其大。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一段：“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枪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一方面，作者任意驱遣描写对象，可以收古今于笔底，置万物于眼前。另一方面，对任一对象极尽夸张之能事，巨钟可达十余万斤，钟架更有百余万斤，千人演出，万人应和，乐、歌声惊天动地，浓墨重彩，铺张扬厉。而且，汉大赋描写中还有“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①，如司马相如描写上林苑时，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依次展开景观，更加显示出理性观照的次序。

要达到把古今万物任意驱遣于笔下的程度，首先要有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魄和超于对象之上的理性观照能力，否则是难以想象的。汉代人就有这样的视野、气魄和能力。疆域的空前辽阔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大一统的帝国和强有力的国力使他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宏伟的气魄，而在先秦理性精神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的理性精神使他们有能力把一切呈现于他们的外在自然界看成是自己的认识和描写对象，而这些在先秦时代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宏大整饬的描写如果没有像汉代人那样背后的理性精神支持是不可能的。

三、铺张恣肆的描写纳入一个封闭性的结构，是以理性来统摄感性的汉代人宏大视野的表现。

以往的研究者在汉大赋的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其“劝百讽一”的特点。有些论者把它当成是汉大赋一个缺点，认为在末尾加上一个不必要的尾巴，而且，其劝谏的效果往往是很不理想的。“相如作大人赋，武帝揽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扬雄就认为赋“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矣。”所以，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②也许只有从理性精神基础上的对象化思维的角度来考察汉大赋的这一特点，我们才会理解其真正意义。

如前所述，汉大赋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楚骚传统的深刻影响，然而对于理性精神在其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其实，汉大赋正是在这两者的全力中形成的。而且，其最终形成是在理性精神的统摄下完成的。汉大赋的结构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汉大赋常常以对话形式来结构全篇。这从枚乘的《七发》开始，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到扬雄《长杨赋》，张衡《西京赋》、①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诸子集成·扬子法言》(7)，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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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赋》，这些典型的大赋无不是这样。这种结构形式构成了大赋的封闭性结构。这种封闭性结构要求每一部作品在结尾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七发》以楚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为结局，《子虚赋》、《上林赋》以“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廗”，承认受到教育为结局，等等。可以说，这些典型的大赋在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拿大赋的这一特点和楚辞做一个对比。《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陈词于重华”、“登风”以求女、求占于灵氛，想尽一切办法，还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只能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来表达自己的无可奈何之情。整篇结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而大赋都是以对话人物之间见面之后，互相夸饰始，最后均以对于夸饰的否定结。大规模的夸张铺排则构成这一封闭结构内作品的主体。

汉大赋的这一特点，一方面与汉帝国的专制政权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则显示出这一时期理性精神支配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这不仅在大赋中，而且在其他领域内都有充分的表现。董仲舒构建天人结构模式的宏伟计划本身就体现出汉人在秉承先秦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力图掌握大自然的明确、自觉的理性精神，希望自己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这个作为对象的世界。虽然，董仲舒具体的观点明显地带有从原始宗教思维所继承的神秘互渗思维特点，正如有论者所说，“天人感应本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思维，认为天、人既然相类相通，则天也与人一样，具有意志品格和相应的力量。天能干预人事，人

①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事的谴责和嘉奖。”董仲舒就说：“天

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②然而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董氏的宇宙结构模式时，我们会发现，董仲舒一方面在肯定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秩序安排规范在谁也不能超越的五行图式的普遍模型中”，“它把任何个别的因素，即使是最尊贵的因素(天王、父母)也置于这个整体之下”。③这就是说，他的努力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一切、能够把一切现象纳入其中的宏大卓绝的宇宙模式。这一模式建立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来自先秦理性精神，另一方面也来自汉代人所突然面对的那个宏大辽阔的世界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的宏阔的视野。而且正是这种宏阔的视野使他们极大地发展了先秦中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宏大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成熟的理性精神来建构自己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为自己定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也是前无古人的。他的史学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延续历史，更不是为了简单地记述历史事件，而是以历史的方式来完成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其史学的目标与董仲舒的宇宙论模式建构目标何其相似!同样地，汉大赋作家的创作也并不是仅仅为了通过这种“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来得到皇帝的赏识，他们都是胸怀远大抱负，企图以赋的形式来讽谏皇帝，干预政治，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所以，几乎所有的大赋都渗透着浓烈的讽谏意识，或讥帝好神仙如《大人赋》，或劝节俭而①

② 马育良《董学：宗教神秘思维与文化沟通》，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秋之卷。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③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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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崇义、勤政爱民如《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均不纯为文学目的而创作。

四、从作品的内在情感上，汉大赋着力于宏大场面的铺排和渲染，并以此来显示其征服世界的优越感。

汉大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雍容宽博的风度，这种风格能够使有更多的精力和空间冷静地把握他所面对的对象。鲁迅曾说感情正烈时不亦做诗，浓烈的感情容易将诗美杀掉。如果说楚辞是在感情正烈时做诗，作者完全沉浸于自己那种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感情之中，所以表达感情热烈、奔放，使用的象征手法构成一种象征系统，从而形成一种执着求索的强烈情感倾向。当然，因为楚辞中所浸透的浓浓的原始宗教精神，使这种浓烈情感的表达并未造成诗美的缺失，而是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感染力。就《离骚》来说，开头就从自己的家世生平叙起，然后勤勉不懈地在具有内美的基础上，坚持自我修养，希望能够引导君王，使自己的宗国兴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仍然表示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不屈精神。然后，在此种坚韧精神的支撑下，他继续不断追求，向重华陈述自己的愤懑之情，“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都以最终失败为结局。在最后一次飞翔求索中，眷念宗国，一再流连不舍，同样充满着坚韧不屈的求索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也评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①就连描述阵亡将士之悲壮的《国殇》，在描述将士们英勇杀敌，面对死亡表现出凛然正气的诗句中，也充满着一种顽强的意志力。“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我们现在阅读这些诗句，还能够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坚韧不屈的精神。楚辞的这些内在情感是因为其创作者内心充满着强烈浓厚的原始宗教情感，这种原始宗教情感使他们在面对自然时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他们眼中的自然既是异己的，也是能够与自己同一的。

而汉大赋则好像是在感情冷静下来之后来所做，所以作者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更加全面宏阔的视野来把握自己的描写对象，甚至把握自己的描写行为本身。“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②其描写中，或者按东西南北的方位，逐次写来，或者“按类罗列”，因而显得缺少感情，仅仅是为了显示一种宏大的场面和开阔的视野而铺陈。支持这种铺陈特点的思维特征就是把自己置于高于对象的位置、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进行的对象性思维。这样的描写在汉大赋中比比皆是，很能代表汉大赋的特点。所以，与楚辞相比，汉大赋一方面缺乏情感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感受到作者在描述中极力地夸张描写对象之宏大，显示出作者想以一种更加博大的理性来把握它，并把自己的对象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的理性控制企图。所以如果说汉大赋也在表达情感的话，它所表达的情感只是一种被人为扩大和夸张了的宏大气氛。

其实，汉大赋的几乎整齐划一的结尾，就能够说明大赋作者是以一个对所描写对象的完全把握控制者的身份出现的。无论多么繁富的物象，多么壮丽的景色，多么宏大的场面，最终一般都被否定，结尾归于道德劝善和讽谏。汉大赋的这种内在情感理路显示出的就是时人在理性的对象性思维观照下，以对于外在世界开始的极力夸饰到最终否定，来显示他们征服世界的优越感。

总之，汉大赋以其时代所特有的宏大视野和开阔胸怀，展示了其时人们所特有的时代风貌。在对先秦中原理性主义和楚骚浪漫主义两者的继承中，展开了自己以大赋为代表的理性诗篇。①

②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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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赋因其过多的理性成份而导致文学性较弱，以致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其对象性思维作为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后来汉民族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文学思想的演进，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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