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秘密

　　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我国的高空侦察，保卫国土安全，我国建立了地空导弹部队。该部队从成立那天起，就积极克服困难，学习掌握技术，迅速成长为保卫祖国领空的一把利剑，并取得了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和U-2高空侦察机的骄人战绩。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支年轻的部队，又要面临新的挑战。

　　

　　神秘的信号/奇怪的“8”字回环/近快战法8秒钟决定胜负/生俘叶常棣

　　

　　一辆小车急急忙忙驶向某电子研究所。

　　车上走下空军技术部年轻的上尉参谋田在津，他被引到一个机密的工作室。

　　U-2被击落后，残骸中的电子设备由国防科委交给这个研究所研究。

　　刚坐定，技术专家就说：“田参谋，我们在研究U-2电子侦察设备，发现一种我们不知道的信号，请你判断一下。”

　　技术专家开始操作，田在津一听，大吃一惊。

　　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信号：萨姆-Ⅱ制导雷达工作频率，是地空导弹部队的核心机密。在空军技术部，他是唯一掌握这一机密的参谋。

　　糟糕！

　　有一点可以肯定，敌人已经有了窃取萨姆-Ⅱ制导雷达频率的技术和手段。

　　侦察与反侦察将进入更为复杂的斗争……

　　田在津听到的那个令人疑惑不解的信号，不久就得到了印证。

　　1962年12月20日，美国又将两架U-2卖给台湾国民党空军。3个月后，U-2即深入我西北战略要地进行侦察。他们如此急迫，是因为我国西北地区正在加紧试验核武器。

　　1963年3月28日，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从南朝鲜群山机场起飞到我西北侦察，经包头、乌鲁木齐一线窜至甘肃某基地上空，国防科委所属的地空导弹第四营进入一等战备。

　　10时55分，敌机窜至四营阵地以北、居延湖以南地区。

　　敌机距我113公里时，四营打开导弹制导雷达天线，当即发现目标。可是敌机却不再直飞我阵地，而是立即作转弯机动，向左绕飞，渐飞渐远，四营只得关闭制导雷达天线，用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

　　敌机飞着飞着又向我阵地临近。距阵地98公里，四营第二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准备歼敌。这时，好像有人告诉了敌机，那家伙又一次转弯机动，与地空导弹阵地保持一定距离绕飞。

　　两次转弯，完成360度盘旋，敌机航迹在四营指挥所标图板上，留下一个粗黑的倒着的“8”字，然后向前延伸溜走了。

　　“查明原因，积累经验。”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指示。军委责成总参谋部和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检查四营3月28日战斗情况。

　　工作组由空军高炮指挥部处长文绶上校任组长，成员有总参作战部中校参谋杨慰溪，兰空副参谋长杨怀年，空军技术部参谋王笃敬、田绍玉等人。他们火速乘车赶往西北。

　　检查结果：武器是好的，指挥也没有错误。

　　他们紧盯着地图上U-2留下的倒“8”字航迹琢磨起来。

　　为什么目标指示雷达照射U-2，敌机没有反应，而导弹制导雷达天线一打开，敌机就立即转弯？

　　文绶联想到历史上的一幕：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总部一个报务员。副参谋长杨立三领导他们在太行山反扫荡，日军使用无线电测向测距，查出八路军总部电台方位，立即发兵包围。文绶等人虽然冲出包围圈，但电台却丢了。

　　难道U-2也有测向测距装置？

　　再想想田在津听到的那个令人警觉的信号……

　　工作组推测：敌人已窃取萨姆-Ⅱ制导雷达频率，在U-2上安装了电子预警装备。当我萨姆-Ⅱ制导雷达电磁波照射U-2，敌机马上判断我导弹阵地方位，然后机动转弯，逃脱导弹打击。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电子预警”这个概念，只模糊地把它叫做：“能侦察我导弹阵地的玩意儿。”

　　工作组回京给总部写了一个检查报告。报告末尾，郑重写道：估计U-2装有某种无线电侦察设备，能侦察到我导弹阵地。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

　　“3•28”战斗，给地空导弹兵敲响了警钟：U-2装上了新玩意儿，照过去的打法不灵了。空军副司令成钧、技术部政委朱虚之号召同志们开动脑筋，从技术到战术各方面都要拿出新办法。从空军指挥机关到基层指战员，人人都在思考对付U-2的新战法。

　　缩短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把敌机放得很近，再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它，使它来不及转弯机动。这是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第一个办法。

　　那么，敌机距我多少公里是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最佳时机？

　　这不能凭想像，要靠科学计算。

　　最后，大家算出，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敌机距我阵地41公里左右为宜。他们又将有关数据交给某研究院电子计算机计算，确定了数据的准确性。

　　王笃敬等奉命将这个方案拿到作战部队听取意见，岳振华满面笑容接待了他们：“二位来得正好，我们搞了一个对付U-2新方案，放在保密室，正准备向你们报告。”

　　岳振华的新方案，即缩短开制导雷达天线距离，与机关的同志想法相近。

　　王笃敬看过后，高兴地直拍大腿。1963年五一节过后，二营由北京转至故城，开始研究打击U-2的新对策。

　　营司令部参谋长宫长春和参谋陈辉亭、吴桂华认真研究了3月28日战例，发现敌机在我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后10多秒钟才开始机动转弯，这说明敌机从发现我导弹阵地到实施机动转弯有个反应过程。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10多秒的时间，做完一系列发射动作，使敌机刚发现我制导雷达，导弹随即尾随而上，想转弯也来不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制导雷达必须在40公里左右开天线才行。

　　按照苏联萨姆-Ⅱ作战的教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一般在100公里以外。二营第一次在北京通县作战，是在135公里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第二次在南昌向塘作战，则是在78公里开天线。做完从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到发射所有动作需要7至8分钟。

　　135公里和40公里，8分钟和10秒钟，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可是，为了近战歼敌，必须做到快速反应。

　　营长岳振华、一连长侯国保、排长王觉民、引导技师张宝林和3个操纵手整天在一起研究。研究完了上机练，练完了接着研究。吃饭的时候，几个人还端着饭碗围在一起，拿着筷子头在地上比比划划：

　　“营长，导弹接电预热需要2分钟，过去在开天线之后，现在把它放在开天线之前，这不缩短了2分钟吗！”

　　“好主意！”

　　“营长，你那个口令太复杂，简短点行不行？比如，‘开天线’，简化为‘开’；‘一波道发射’，事先和引导技师达成默契，可以事先决定在几波道发射，到时候您喊‘发射’就行。”

　　“可以考虑。”

　　“营长，我们把规定在开天线后应做的动作分析分析，能不能将其中一些动作改到开天线之前做？”

　　“走，到机上试试！”

　　经过50多次开机试验，他们摸清了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有9个可以放到开天线之前去做。剩下5个动作，经过反复练习，可望在10秒之内完成。这等于重新改写了苏联教程。经过艰苦的努力，近快战法的一整套战术技术方案接近成熟。

　　空军机关将以缩短开天线距离为主要内容的《抗击U-2飞机新对策》印发部队研究试验，并组织二营进行了8次实战演习，证明基本可行。

　　但是，从理论到实践，从练兵到实战，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1963年6月3日6时43分，国民党空军一架U-2飞机由温州入侵，经衢州、九江、武汉、襄樊、西安、天水向兰州飞行。9时8分，我驻兰州地空导弹四营迎敌，仍然在68公里、65公里两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敌机又一次进行回避，在四营的作战地图上留下粗大的“S”形回环的航迹溜走了。

　　“6.3”歼敌失利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指示：“将4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网。”

　　这又是地空导弹作战战术上的创造。将过去单个营的机动设伏变为集团设伏，大大增加了拦截面。

　　7月上旬，空军调动全部4个营地空导弹的兵力在西安一线沿着渭河集团部署。一营在宝鸡，四营在凤翔，二营在户县，三营在咸阳。4个营织成口袋形火网悬在渭河上空。

　　部署完毕，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空军副政委王辉球、高炮部政委朱虚之，空军第三基地主任张伯华、参谋长张建华以及各营营长。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空军高炮部作战参谋田恒志后来回忆，会议气氛沉闷，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意把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限制在40公里以内，最后统一在70公里左右。

　　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安作战会议没有能通过实行近快战法。

　　40公里开制导雷达天线，指挥员要冒很大风险，稍不注意，就会贻误战机。

　　从过去的135公里开天线到40公里内开天线，由原先开天线到发射6-8分钟，过渡到必须在10秒钟内解决战斗，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人们还承担不了这巨大的心理负荷。

　　9月25日8时42分，国民党空军一架U-2飞机从温州深入大陆，经衢州、武汉，直向西安我地空导弹的口袋中钻来。

　　各导弹阵地拉响进入一等战备的警报。

　　但是，U-2在10时30分40秒钻入“口袋”，竟在4个导弹营的森然阵列中穿行而过，留下一个躺着的“S”，然后逶迤而行，飞兰州、西宁、酒泉，后经银川、延安、信阳、崇安，安然归巢。

　　此次作战中，三营、四营一共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均被敌机发现转弯脱离。这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在50至65公里之间，最短距离48公里，都没有达到近快战法的要求。

　　“3.28”、“6.3”、“9.25”，接连失去战机，发人深思。尤其是“9.25”，钻进口袋的“耗子”居然溜走了。U-2在渭河上空4个营的导弹威逼之下，竟像逛花园一般逛了过去，大大震动了地空导弹兵。

　　1963年，U-2入窜大陆17次，其中有6次经过江西、浙江两省的弋阳、上饶、江山、衢州一带。根据这一情况，空军又调动4个地空导弹营集团部署，由西南而东北，成“一”字形，三营驻弋阳，二营驻上饶，一营驻江山，四营驻衢州，组成160公里的拦截正面。空军司令部命令部队，10月26日至29日进驻阵地，11月1日零时开始担负战备任务。

　　10月29日晚10时，二营赶到上饶东南赵家凹村阵地。

　　11月1日，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地空导弹群指挥班子和各营营长、政委到会。

　　这次会议很快决定：各营一律在距离37公里以内才可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7时23分，一架U-2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43分，经温州窜入大陆。

　　8时，敌机临近我地空导弹阵地。可敌机并未入网，它从地空导弹群的东侧距四营35公里处向西北窜去。

　　成钧副司令员分析：“它又是到西北侦察，还得回来，咱们打回窜之敌！”

　　11时15分，敌机果然回窜，飞过吴忠，飞过潼关。

　　作战参谋不断向会议报告敌情。

　　成钧副司令员下了命令：各营指挥员火速赶回阵地！

　　岳振华冲出会议室，跳上嘎斯69吉普车，“快！回营！最快速度！”

　　敌机飞过三门峡，飞过信阳。

　　岳振华赶回赵家凹营指挥所，简单讲明作战意图：“近快动作，37公里开天线。”

　　敌机飞过九江，直奔上饶。

　　一连连长侯国保心中暗自高兴：“又冲着我们啦，U-2，U-2，真是优待二营�！”

　　13时52分，敌机距离350公里，全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成钧副司令员命令：“全体指挥员沉着应战，不要慌。”

　　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高度20500米，时速750公里。

　　群指挥所指挥员张伯华命令：“二营负责消灭敌机。”

　　敌机距离40公里，张伯华命令：“一营、三营开机佯动。”

　　39公里，负责目标指示雷达和制导雷达之间情报接力的松九雷达突然报告：“丢失目标！”

　　糟糕，正是节骨眼上，制导雷达失去目标指示。如果打开天线，又可能走“9.25”老路。

　　岳振华坚持此时不开制导雷达天线，果断命令：“改用目标指示雷达，求测射击诸元。”

　　营指挥所作战参谋陈辉亭根据敌机航速推测敌机已到35公里。

　　35公里，已经超过作战会议要求的37公里开天线，37公里已很紧张，35公里有更大风险。开，有可能打不着；不开，失去战机，放虎归山。

　　岳振华不怕承担风险。他果断发出命令：“开天线！”

　　天线打开，又是意外情况：3个跟踪显示器都没有发现目标。要命！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荧光屏。

　　“就是它！”高低角引导显示器右下边缘，半个米粒大的信号露出来。

　　引导技师一打手轮，捕获敌机，立即转入自动跟踪。

　　说时迟，那时快，敌机又前进了一公里。

　　岳振华大喊：“发射！”

　　“射”字未出口，排长王觉民的指尖已经压向按钮。

　　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8秒！

　　第一发导弹迎头截击，第二发导弹及时赶上，一口咬住U-2，接着轰然一响，飞机解体。

　　“当时，我已经看到海岸，满以为完成了任务，正准备出海下滑，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自己被甩出飞机，失去了知觉。大约在空中飘了两三分钟，等我醒来了才打开降落伞……”

　　――国民党空军少校叶常棣自述。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动弹不得。“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叶常棣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

　　叶常棣，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1933年生，原籍广东惠阳。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入大陆侦察9次，两次受蒋介石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克难英雄”。1963年2月被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8月至11月1日，3次深入大陆侦察，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蒋介石还接见了他，没想到才过十几天……

　　民兵和解放军围了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解放军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又对另一民兵说：“先给他弄些水喝，马上送医院。”一会儿弄来一副简易担架，把他送进当地医院。

　　11月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到医院去看叶常棣。下面是刘亚楼司令员和他的谈话节录：

　　刘：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叶常棣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稿件。1982年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1964年3月29日，国民党空军在“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

　　国民党空军对这次U-2间谍飞机被我击落一事，采取“不承认主义”，声称飞机发生故障，在这以后就与这架飞机失去联系。

　　战后，聂荣臻表扬地空导弹部队：“这次作战，做到了战术和技术的紧密结合，要好好总结经验。”

　　二营再一次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立集体一等功。12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残骸中发现“新玩意儿”/“反电子预警1号”助战/萨拉齐夜战，“反电子预警2号”立功俘获张立义/缴获13系统，电子对抗升级

　　

　　上饶击落U-2，空军高炮指挥部处长文绶、参谋田在津喜出望外，他们一刻也不停留，立即坐上飞机赶往前线。

　　从“3.28”作战到“9.25”作战，他们一直认为U-2装了“新玩意儿”，但这毕竟是主观推测，没有证实。现在，必须亲自去瞧瞧有没有“新玩意儿”。

　　U-2残骸坠落在二营阵地东北27公里处的广丰县东山人民公社万罗山。二人仔细审视残骸的每一个部位，与过去击落的U-2进行比较，寻找新的变化。站着看看，跪着看看，趴着看看。突然发现飞机肚皮底下多了一个天线，再沿着天线的导线“顺藤摸瓜”，果然，在机腹里找到一部小机器，大概有一条香烟那么大。从新装的导线、新铆的螺钉可以看出，小机器不是U-2出厂就有，而是新安装上的，带有试验性质，这很可能就是那“新玩意儿”。

　　检验结果证明那是12系统，美国人设计的预防导弹的电子预警设备。

　　12系统很快被修复，并且弄清了它的奥秘。于是，很快找到了对付它的办法。

　　田在津想出一个“点子”：敌人不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频率吗？那就搞一个假重复频率，它可以跟踪敌机，但不能制导导弹。跟踪敌机时，因为它是假的，12系统对它没反应；发射导弹时再改用真频率制导导弹。等12系统有反应时，导弹已经尾随而上，它想跑也跑不了啦！

　　我们姑且把这个“点子”称为“反电子预警1号”。

　　群策群力，你一个设想，我一个设想，又一个好“点子”凑成了，称为“反电子预警2号”。

　　1964年5月8日，二营奉命撤出内蒙古土默特旗阵地，风尘仆仆几千里，赶往福建漳州伏击。

　　7月7日8时19分，一架U-2自台湾往东北飞行，9时34分在上海入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它为北U-2。

　　9时零3分，另一架U-2出现在广州东南，9时44分，从广州西南阳江入陆，我们称它南U-2。

　　10时53分，上级指挥所通报：有情报说敌RF-101可能于11时10分起飞入窜大陆。RF-101和U-2正好相反，是低空高速侦察机，低空和垂直机动性能好，加速快，可在100至150米超低空飞行，最大时速1900公里。

　　岳振华端坐指挥车。上饶之战后，他已经晋升为副师长兼师参谋长，本来应该离开营指挥员位置了，可刘亚楼决定让他打完这一仗再走。

　　现在，他碰到新的复杂情况：兵力，前一仗是集团部署，4个营对一架U-2，这次却只有一个营仅4发导弹对付3架敌机；敌情，过去是单批单架，这次是多批单架，过去是一种机型，这次是U-2、RF-101两种，过去只对付高空，这次是高空低空一起来。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次战斗，战争总是充满变数，唯其复杂多变，才能显示指挥员的大智大勇和战斗员的训练有素。

　　比起上饶之战，二营战斗力又有新的提高，技术上，“反电子预警1号”已能熟练操作；战术上，近快战法练得更加纯熟，开天线距离缩短到33公里，从打开天线到发射导弹操作时间已缩短到4秒。

　　岳振华坚信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更显得成竹在胸。

　　11时33分，南北U-2分别在新城、上饶上空；敌情预报RF-101将出动。据推算，RF-101将先于U-2到达二营阵地。于是，岳振华决定：RF-101先来先打，用3发导弹喂它；剩1发，留着喂U-2。4发导弹接电准备。

　　7分钟后，RF-101没有来，两架U-2还远，解除导弹接电。

　　12时5分，北U-2离我阵地110公里处，突然改航直飞二营，3发导弹第2次接电。可它又侧着身子飞远了。

　　12时8分，目标指示雷达报告：“方位200度，距离108公里，发现RF-101！”

　　指挥员下令导弹第3次接电准备。

　　但敌机却又在南澳、东山、古雷头一线擦着海边飞过，出海返航。

　　12时15分，北U-2从龙田出海返航。南U-2距二营160公里，而且RF-101有重新出动的征兆。推算南U-2可能和RF-101同时飞临二营上空。

　　指挥员决定：舍低打高，专打U-2，因为萨姆-Ⅱ更善于打击高空目标。

　　两分钟后，南U-2也从汕头出海，RF-101迟迟不来，天空宁静。

　　指挥员进行分析判断：福州、漳州等重要目标，它还没有来侦察，会不会回窜？部队仍然严阵以待。

　　果然，12时25分，南U-2在汕头、南澳以南海上绕了半个弧，突然入陆，直飞漳州。

　　导弹第4次接电准备。

　　近点，再近点！12时36分，敌机距离32.5公里。

　　营长口令：“开天线！”

　　张宝林使用A周假重复频率，突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敌机正好在荧屏中间。

　　32公里。“发射！”从开天线到发射，3秒！

　　张宝林按下按钮，第一发导弹升空3秒后，转动开关，改用B周真重复频率制导导弹，第二发、第三发升空。

　　12系统此时才告警，敌机迅速以30度的大坡度转弯脱离。但是，晚了，完了。

　　飞机残骸坠于漳州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飞行员死于座舱内。

　　被击毙在座舱内的飞行员没有带任何证件。不过，他的手指上有金戒指一枚，刻着“叶秋英”。

　　问叶常棣，叶常棣忽地从床上跳下来。

　　“怎么？你们把李南屏打下来了？”

　　叶秋英是李南屏的妻子。

　　李南屏，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1957年驾驶RF-84F侦察上海，被我机击伤，侥幸逃命。后为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四中队少校分队长。1963年2月，与叶常棣一起赴美接受U-2训练。回台湾后，12次驾U-2侦察大陆，12次安然归巢。蒋介石4次召见这位“克难英雄”、“飞虎英雄”，这名王牌飞行员，最终也难逃魂断长空的命运。

　　漳州之战，我地空导弹兵首次运用“反电子预警1号”助战成功，拉开了电子对抗序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地区成功爆炸。台湾当局为了获取我核武器发展情报，又频频出动U-2前来侦察。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地空导弹二营由北京转移至甘肃兰州地区上中堡担负要地防空任务。

　　11月26日凌晨2时37分，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由福建连江入陆，直向兰州方向入窜。

　　敌机飞进了二营有效杀伤范围。二营采用1963年的漳州战法，即近快战法加“反电子预警1号”迎击。

　　敌机距二营33.5公里时，二营发射3发导弹，将假重复频率改为真重复频率制导导弹，官兵们满怀信心的等待着胜利的结果。

　　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在显示器上：

　　敌机信号在显示器上本来像一个小小的枣核，可是现在枣核的中间像被挖走一块，变成了带缺口的枣核。

　　导弹信号从缺口中间穿过。

　　敌机下降高度3000米，然后慢慢上升，掉头逃窜。

　　后来才知道：漳州之战后，U-2加装了13系统（即电子干扰系统）。采用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使我制导雷达追击它施放的假信号。这种隐真示假的手法使我“反电子预警1号”失去了作用。

　　这是对方首次对我地空导弹进行电子干扰。他们由电子预警发展到电子预警加电子干扰，电子对抗又上升一步。

　　二营在兰州上中堡作战失利，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带领工作组前往检查，部队多数指战员和技术专家都认为“反电子预警2号”可以对抗敌人，要求立即加装使用。

　　1964年11月17日，内蒙古萨拉齐一个叫二十四顷地的小村子，突然来了大批车辆，一群在蓝工作服上印着“地质勘探队”的工人们一下车，立即搭起帐篷，机器呜呜吼叫，一片繁忙。

　　这支“地质勘探队”其实就是地空导弹第一营官兵。他们悄悄装上“反电子预警2号”，与U-2展开新的角逐。

　　日历翻到1965年1月。

　　10日13时，上级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将于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入大陆侦察。

　　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35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操纵3521号U-2型飞机，展开那24米长的黑色翅膀升入茫茫夜空。

　　U-2过去是晴天昼间侦察，从1964年11月起装上了红外照相机。昼间照相，他们只能照到我原子工厂的外型。而夜间利用红外照相机拍摄散热物体，能得到昼间得不到的资料。

　　张立义这次起飞，老实说他是不太愿意的。前一天下午，他正在打高尔夫球，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

　　“现在？”

　　“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1964年春节就没有和妻子一起过。这次，他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一挂鞭炮。这时候执行任务，如果……

　　U-2在夜空穿行爬高，翼下是台湾海峡。

　　飞U-2到大陆侦察，在他看来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像个机器人一样，到时候按按开关、电钮。长达七八个小时的飞行，尿都要憋死人了。不过，飞这种飞机一次能得5000台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在1964年10月至12月，3次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

　　天空苍茫死寂，他只听到发动机单调地发出蚊子般的“嗡嗡”声。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

　　他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也紧绷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共军的飞弹就会撞上来。

　　说来又是巧事。张立义从美国训练回台到35中队报到那一天，正是漳州之战我地空导弹兵击毙李南屏那天。一个美国顾问吃饭时将一杯盛满香槟酒的酒杯摔在地板上。张立义大吃一惊。同事告诉他，一架U-2侦察大陆没有回来，顾问发怒了。

　　“谁出的任务？”

　　“李南屏。”

　　他的心抽紧了，眼前浮现李南屏的身影。

　　35中队的飞行员陆续到大陆“报到”，1962年是陈怀，1963年是叶常棣，1964年是李南屏，1965年呢？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轮到他张立义了。上司在起飞前告诉他：“这次是按照最新情报定下的航线，航线上绝没有共军的飞弹部队。”

　　飞机进入内蒙古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只要完成到大陆侦察10次的飞行任务，就可以带着一大笔奖金要求离开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现在是第4次。

　　U-2距离一营阵地××公里，“反电子预警2号”开始工作。

　　21时15分，营长汪林喊声“发射！”

　　“轰隆”一声巨响，把二十四顷地村子里的老百姓震了出来。大家以为是打井队（他们把伪装成地质勘探队的一营叫做打井队）出了事故。

　　于是，他们看到夜间导弹升空的奇妙景象。

　　3发导弹喷射着长长的火焰，像3颗小小的彗星拖着红色彗尾，排着整齐的纵队，一个接一个，钻入缀满珍珠的天际。

　　在2万米高空，张立义一直没有接到12系统电子预警器的报告。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有乱糟糟的小亮点。他有些疑惑，如果发现萨姆―Ⅱ导弹，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

　　他不知道，“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2系统失灵。

　　他正在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一串火球突然窜到翼下。

　　天空像雷击电闪，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

　　他一闪念：飞弹！拉下自动弹射装置。往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

　　U-2密封舱里保持恒温20℃左右，张立义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一瞬间，被抛在零下26℃的雪地里，温度一下子相差40℃，他觉得奇寒无法忍耐。张立义将身后的降落伞拉过来裹住身子，仍然像筛糠一般颤抖。想起几个月前在美国进行的野外生存训练，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听到远处有汽车发动机声和人声，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没有人朝他这里来。

　　他现在倒是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

　　他喊，没人理他；他摇晃可发光的救生设备，还是没人理他。

　　人声没有了，汽车灯光也没有了。“躺在这里，只能等死。”他想，不能跑就爬，一定要活动。

　　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没有白训。从10日晚9时15分飞机被击中落地至11日天明，他整整爬了8个小时。

　　他看到有几座土房冒着炊烟，一阵大喜，赶紧爬过去。

　　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饭。

　　张立义扒开虚掩的房门，想到灶口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

　　 “我冷……让我暖和一下。”

　　那位农妇看他这一身打扮，很快明白：昨天晚上打落一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民兵找了一晚上没有发现飞行员，这下，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要烤，冻伤也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哄他：“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张立义恰好钻到大队长董吉召家，那位农妇正是董吉召的妻子。

　　据西一间房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玉功讲，头天晚上接到上级通知后，他就带着民兵到野地搜索，看到远处雪地上有光束闪动，他哪里想到是飞行员发出的求救信号呢？还以为是别村正在搜索的民兵呢。转了一个多小时没找着，就回家关门睡觉了。

　　一会儿，董吉召的妻子“把事儿办成了”，带了几个民兵进来，捉住张立义。然后，用毛驴车拉到公社。

　　当解放军赶到时，他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上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儿哩。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送来了张立义殉难的噩耗。

　　后来，张立义于1969年被释放，当过农民、工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工程师。

　　1982年8月26日，我方公布了张立义、叶常棣的下落和批准他们回台湾探亲的消息。1982年11月10日，两人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1965年1月11日早晨，空军第二高炮指挥部的技术人员文绶、田在津、周忠本、肖炳元坐上伊尔-12飞机，直飞包头，然后乘车赶往萨拉齐，寻找U-2新装的电子干扰设备。

　　他们来到飞机残骸现场。在U-2的左机翼下，有个似乎是副油箱的东西，被机翼压住看不清楚。大家一声喊“一二三！”把机翼翻了过来。

　　“副油箱”被撞开一个大窟窿。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周忠本拿出手电筒往里照。

　　“有炸弹！”他突然大吼一声。

　　几个人一齐扑通卧倒。

　　听了半天，没有动静。周忠本又壮着胆子照起来。原来，他看到“副油箱”里有个红色圆柱体，上面有英文标示“危险！”还以为是定时炸弹。那红色圆柱体内显然是炸药之类的东西。U-2上的绝密部位都装有自爆装备，怕它落入对方之手。紧连着红色圆柱体的是一个黑匣子，上面用英文标示：13系统A。看来，那“副油箱”叫“电子干扰吊舱”更合适。

　　大家高兴极了，找到了电子干扰设备。可是他们不敢拆除，怕那红色圆柱体爆炸。于是，他们一边派人严加看管，一边火速回到一营驻地向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汇报。成钧也高兴得不得了，向陆军工程兵请求援助。

　　第二天，包头附近某机场来了两位机务人员，首先将电子干扰吊舱与机翼分离；工程兵同志将红色圆柱体拿到小河边，非常麻利地将里面的黑色炸药取了出来。

　　非常幸运的是，在U-2被击中的一刹那，导弹弹片削断了引爆13系统的导线，13系统自爆装置无法引爆，最终落入我手。

　　我们的技术专家很快摸清13系统电子干扰设备的机制。

　　1965年5月，刘皋、周忠本、顾洪兴、韩砚林、龚宝兴研制成功“反电子干扰1号”设备。

　　1966年，张至树、崔天岭、李葆华、赵国启、刘俊生、韩砚林研制成功“反电子干扰2号”设备。

　　1967年9月8日，国民党空军U-2一架，入窜浙江嘉兴机场侦察，并向我制导雷达施放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我地空导弹兵第十四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二号导弹，在副营长夏存风的指挥下，利用“反电子干扰2号”设备，成功反制13系统施放的电子干扰，一举击落敌机，飞行员被击毙于舱内。

　　对方又进一步改进电子干扰方式。

　　我又研制出“反电子干扰3号”……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电子对抗不断升级。

　　

　　木排上架阵地 /“红旗二”飞向无人机 / 雨夜明灯 致敬！为青史不留名的人们

　　

　　从1964年开始，侵越美军不断出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大面积侦察，并不时入侵中国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上空。

　　与有人驾驶的U-2型高空侦察机比较，无人机造价低，体积小，不易被雷达发现，生存力强。即使被击落，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美军在使用U-2的同时，也大量地使用无人机。在侵越战争期间，美军使用无人机拍摄的照片占全部航空侦察照片的80%。

　　美国以无人机侦察中国始于1964年8月29日。无人机由DC-130型运输机运载，在南海上空投放，入海南岛，经过南宁、兴宁、漳州、厦门出境，在台湾湖口回收。这种无人机称“火蜂式”，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侦察设备好，可以多次回收使用。

　　1967年，毛泽东签发作战命令，地空导弹二、三、六营于八九月间机动到广西地区设伏，打击敌高空侦察机和战斗轰炸机。

　　三营参谋长辛忠正奉命率领先遣组从宁明出发到广西东兴，勘察道路，选择阵地。

　　勘察的结果，却让辛忠正头痛起来。

　　从宁明至东兴，没有铁路，只有公路。这里山多水多桥多。200多公里路程，大小39座桥梁，全部都是木桥，最大载重8吨，而三营车辆武器，重的达几十吨。茅岭、防城两个渡口只有木船，那船一压上几十吨的载重车准得沉底。

　　部队已经到达宁明，按毛泽东签发的作战命令，最多还能等待8天！

　　8天！39座桥梁，两个渡口，怎么过去？

　　辛忠正找到广西军区汇报，请求帮助。军区王副司令召集交通局、支前办公室和沿线各地区领导人开会。

　　王副司令说：“这是毛主席签发的命令，部队要到南边打仗，我们一定要保证部队按时到达。公路渡口，各地区分段负责，发动群众，加固桥梁，解决渡船。从现在起立即行动，第七天检查，第八天部队通过。办法，我这里没有办法，你们发动群众去想！”

　　第七天，辛忠正跟随王副司令沿线检查，沿线的变化使他目瞪口呆。

　　39座桥梁全部用木头加固，用扒钉钉牢。生产队几乎用尽了积存的木材，许多人连盖房子的木梁也拿来顶上。辛忠正脑海里浮现出这7天7夜里，沿线成千上万的民众夜以继日地接队修桥的情景，那是怎样的一种动人心魄的情景啊！

　　在茅岭渡口，他看到一条15米长的渡船绑上几十个汽油桶，满载着大石头正在试渡。一位老人告诉他，大石头经过磅秤称过，足有40吨。

　　第八天，部队顺利到达东兴。

　　这里，面向北部湾海边。阵地选在围海造田垫起的一块平地上。此外，再选不出一块理想的平地作为阵地。

　　车队轰轰开进阵地。第一辆顺利进入，第二辆突然下陷，地上冒出黑色泥浆。眼看车头就要埋进去，后边的车辆赶紧将它拉上来。其他车辆再也不敢往前开了。

　　原来，围海造田造出的平地，上面几十公分坚硬如铁，再往下就是稀泥浆了。外表上看不出，一般车辆上去也没问题，可几十吨的地空导弹作战车辆就不行了。选择阵地的同志没考虑到这一层。

　　改换阵地吗？时间来不及；附近也没有可以摆开兵器的平地。

　　怎么办？填石头。

　　拉一车石头填下去，看不到了；再拉一车填上去，黑色泥浆冒上来。

　　军情急如火！

　　东兴县人民武装部一个接一个紧急电话打出去。海螺一阵阵吹响，东兴地区汉族、京族、壮族3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赶来，驻地陆军部队赶来，两千多人奋战三昼夜，满山遍野妇孺老幼，男男女女，军人民兵，肩挑手抱，好一幅人民战争的图景！

　　运来了两千立方石头。

　　抬来了一百多立方木材。

　　将粗大的圆木用铁丝、扒钉穿门帘似的编排起来，放在石头上，大大增强了承受力。

　　阵地架在了木排上。

　　一个事先无法想像的阵地。

　　 9月17日11时37分，远方情报告知：小型机一架，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位于三营正南方向300公里北部湾上空，航向正北，向三营直线临近。

　　前线空军某军指挥所通知：敌机是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打掉它！

　　营长李洪泉问：“等敌机进入国境线内打，航路捷径应是多少？”

　　辛忠正计算完毕，答：12至22公里。

　　12时1分，敌机距离35公里，航路捷径17公里，营长下达射击命令。

　　12时2分，敌机距离27.5公里，3发“红旗二”导弹升空。

　　 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阵地西北方向18公里处。

　　这架无人机残骸除了被削去一截翅膀，座舱有一道裂纹外，基本无损。这是被我地空导弹击落的高空侦察机保存得最好的残骸。大概是因为无人机小而轻，导弹仅削去一截翅膀，使飞机失去平衡螺旋而下的缘故，使它不至于猛烈触地爆炸。

　　从1964年8月至1969年底，美国无人机入侵中国领空97架次，被击落20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14架，空军地空导弹兵击落3架，海军航空兵击落3架。

　　空军地空导弹兵击落的3架无人机，除三营首开纪录外，1968年3月22日，由二营营长陈辉亭指挥，于广西宁明击落第二架；1969年10月28日，由六营营长卢才兴指挥，于广西武鸣击落第三架。

　　六营在广西武鸣的胜仗，是地空导弹兵60年代最后一次胜仗，也为地空导弹兵10年作战唱了压轴戏。

　　10年间，我地空导弹部队共击落敌机9架，其中RB-57D1架，U-2型5架，无人驾驶飞机3架。二营击落5架，一营1架，十四营1架，三营1架，六营1架。

　　10年作战，一笔难写众英雄。

　　我们向青史留名的英雄致敬，也向青史并不留名的、为地空导弹作战胜利而贡献力量的人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