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黄河改道对黄河三角洲的几点影响
1855年黄河改道对黄河三角洲的影响
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前，由江苏云梯关入海。今日之山东黄河河道时称“济水”或“大清河”，为“盐运往来通津，亦曰盐河”1。既无水患，且饶水利。乾隆年间薄毓泰诗云：“济水何清清，遥向沧海注。”2由此可知当时河道含沙之少。
当时的大清河是一条水深岸阔的地下河，是鲁北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据《利津县志》记载：明朝至清朝前期, 大清河从利津铁门关入海, 槽宽30余米, 槽深20余米, 当时最大的船只行于河中, 人在岸边平视不见桅杆。在大清河中行船，因岸高挡风，无论顺风逆风，很少用帆；倘若逆水而上，则用牛拉牵。大清河入海口铁门关在利津城东北35公里处（现在的汀罗镇前关村），曾是明清两代繁华的水旱码头和盐运要地，几百年前曾驰名省内外。《武定府志》载：蛎浦朝宗，济水达于千里；铁门锁浪，沧海长于百川。大清河内接大运河、会通河，连接内地各省；外连诸海，北达天津、营口，东至朝鲜，南通闽粤，加之丰富的海盐产量，如此战略要地，膏腴之乡，从来为兵家所重，历代统治者焉有不控之理。当时大清河上的船只大部分是用来运盐、贩盐的，称之为“盐河”，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1855年，黄河的一次决口改变了这一状况和局面。这年（清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三堡决口，之后黄水北徙，夺大清河（即济水）入海。铜瓦厢决口改道是近代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它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开始了现行河道和现代黄河三角洲的发育过程；这次改道，对滨州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常年持续的河患使得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自1855年黄河改道至清末的57年间，因黄河决溢，三角洲累计有594县(次)成灾，平均每年有11个县受灾。黄河决口后，洪水恣意泛滥，巨浸滔天，大面积的草木、庄稼、动物等被淹毙。洪水及所携带的大量泥沙，破坏了三角洲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水系紊乱，河湖淤积。据《山东黄河志》统计，1855年以后，黄河决溢成灾，侵淤徒骇河45次，马颊河7次；北五湖12次。这不仅削弱了蓄1
2 乾隆《济阳县志》卷四《河道》 乾隆《利津县志补》卷五《艺文志》
泄能力，还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和洼地，恶化了气候环境，从而加重了三角洲地区的水、旱灾害。水、旱灾害进一步造成良田荒芜、土地沙化，尤其以黄河泛滥造成的土地沙化最为严重。黄河溃决之后，由于泥沙的沉积，使大量良田严重沙化，危害极大，实与洪水冲击之害相当。很多地区的土地尽被沙压，水退之后，一经微风，尘土飞扬迷漫，不辨行径。五谷不生，野无青草，土质极差。
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严重阻碍了黄河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灾不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吞没了农田民舍等生产生活资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复再生产。黄河决口的当年，三角洲地区夏、秋两季均绝产，只得靠截留运河漕粮维持生计。在晚清的奏折、上谕中，黄河决口后类似“淹毙人口甚重”、“居民村庄，尽被水淹”等记载屡见不鲜。据估计，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三年的连续三次大决口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死亡人数不下20万。
铜瓦厢改道后，三角洲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盐场十之六七被淹没，导致产盐不旺。位于产盐要区利津县的永阜盐场，自从黄河改道以来，大股河水由该场附近奔腾而下，“以致滩池节年被淹，堤坝冲决，且复顶托纳潮，卤气不升”1，而使产盐短少。该盐场原有滩池480副，年产量亦居山东省各盐场之冠，但自咸丰以来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盐滩淹没殆尽，至1894年仅有60副幸存。盐场被淹，河道亦无法运盐。三角洲地区所产食盐运往淄博、济南等地或通过运河转运全国各地。但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黄河尾闾循大清河由利津萧神庙、二河盖以下牡蛎嘴入海，昔日的盐运通津不复存在，大清河变成了滔滔黄水。由于河道不固定，河水流速过快，一般船只不能航行，盐场不能顺利运出食盐，盐运也就戛然而止。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盐业生产逐渐萎缩，严重冲击当地经济的发展。
洪水在给三角洲地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的荒地，吸引了大批的移民。移民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