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

　　社会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尽管本书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过度不平等的现象，但本书也解释了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要突破这种困局只能通过如我下文所述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们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们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们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变成了如此不公平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了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过程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界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们了解了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我所认识的全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全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像这样的一本书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为何会发生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根据定义，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到底为何并且如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通过写这本书，我回到了50年前吸引我进入经济学研究自勺一个话题。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我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在当时第三世界进行的那些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根植于我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成长经历。在那儿我亲眼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纳闷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当年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们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全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它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它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是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无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这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中文版的作者自序，译者：张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