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

　　编者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即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基于绵延两千多年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发展而来，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人类和谐美好精神的贡献，它体现了人类文明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命运共同的宝贵文化价值内涵。这种文化价值，正是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必不可少的宝贵遗产，应该予以认真整理、发掘与弘扬。本刊特组织“一带一路”专题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和拓展，希望能发挥史学界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作用，为丝路精神的构建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摘要]秦始皇“直道”在西汉时期依然使用，成为汉与匈奴南北沟通的重要渠道。汉王朝经营西北方向通往西域地方的交通道路，后来此路有“丝绸之路”之称。其实，“直道”与“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的交通实践实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汉王朝输送至匈奴的丝绸及丝绸制品数量惊人，不能排除重视商业的匈奴人将剩余中原织品向西方转输的可能。而汉地织品北运匈奴，很多利用了“直道”交通便利的条件。

　　[关键词]直道，匈奴，织品，丝绸之路，草原交通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4-0003-08

　　秦始皇时代开通的“直道”在西汉时期依然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生活，成为汉与匈奴南北沟通的重要渠道。汉王朝经营西北方向由河西往西域地方的交通道路后来有“丝绸之路”之称。其实，“直道”与长城防线上的“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活跃的交通实践而实现的中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汉王朝输送至匈奴的丝绸及丝绸制品数量颇多，不能排除对商业予以特殊重视的匈奴人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剩余中原织品继续向西方转输，以谋取贸易收入的可能。而汉地织品北运匈奴，很多利用了“直道”交通便利的条件。由“直道”转“北边道”向西的交通路线较自长安径直西北的道路稍显迂回，但是因“直道”通行条件的优越以及草原交通的便利，很可能可以实现更高的商运效率。一、“直道”与“北边道”构成的交通体系

　　秦始皇时代为了抗御匈奴的需要，修筑了从北边长城防线直通关中的战略道路“直道”。《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秦始皇“直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以及中国古代工程史研究均应予以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写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这里明确说“直道”是蒙恬主持修筑。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感叹：“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指出了“堑山堙谷，通直道”与“筑长城亭障”的关系。《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处也说直道与长城的修建同属一个国防工程体系，都是由蒙恬主持。对于“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秦始皇“直道”的许多路段现今仍然保留有形势壮观的路面遗存。

　　秦统一后，在战国长城基础上营建了新的长城防线。这一军事工程与相关经济文化带，时称“北边”。因施工与布防的需要，“北边”形成了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曾经“巡北边”。汉武帝亦曾巡行“北边”。《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显然，“北边”道路自有可适应浩荡的帝王乘舆车骑队列通过的规模。修筑长城调用工役数以十万计，沿线又常年集结重兵警备戍守，并曾以“北边”各郡为基地出军北击匈奴。西汉后期，据说“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与长城防线有重要关系的这条交通道路，可以称为“北边道”。显然，“北边道”必须具备可满足组织施工、调动部队、转运军需物资等种种要求的通行条件。汉顺帝时，乌桓侵扰云中，曾经“遮载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可见，在向边地多次大规模移民之后，“北边道”又曾成为繁忙的民用运输线。以往讨论秦汉交通，一般未曾重视这条道路的重要作用。关于秦汉时期“北边道”的形制特征及历史意义，应当予以重视。“北边道”在汉武帝时期河西置郡之后向西延伸，通达西域地方。其最西的路段，实际上与丝绸之路重合。

　　“直道”作为秦及西汉时期中原王朝政治中枢及经济重心地区向北连接匈奴地方的主要通道，又与“北边道”沟通，共同形成了内地交通与草原交通彼此结合的重要交通体系。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巡北边，从上郡入”。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韫椋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特意绕行北边，“行从直道至咸阳”，说明此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回归咸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之后，“反至甘泉”。嗪皇汉武这些在交通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行程记录，都体现了“直道”与“北边道”的特殊关系。

　　“直道”与“北边道”构成的“ㄒ”形交通体系，对于抗击匈奴军事压力、保障和平生活有重要的作用。这样的道路结构当然也有益于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的经济来往与文化交流。“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的关系，可以通过对呈“？”形的交通道路结构的认识得以理解。 　　二、“直道”与汉匈交通

　　“直道”的修筑，起因在于与匈奴的战争。正如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写道，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从秦汉历史来看，与战争同时发生的民族交往形式，有和亲、赂遗以及关市等。

　　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贸易在汉初即已出现。《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这是《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汉与匈奴“通关市”的记录。然而，我们通过“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句式中所谓“复与”与所谓“故约”，可以知道此前“与匈奴和亲”，“遣公主”的时期，“通关市”早已实现。此后，又有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记录：“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林斡指出：“从高帝九年（前198年）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为止，和亲的条款大致可分为三项。”第一，汉王朝出嫁公主，输送财物；第二，“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区是匈奴的游牧地带，归单于管领；南面‘冠盖之室’是汉族耕织的领域，由汉帝统治”。宋超也采用了和亲政策包括三项内容的说法，其二即“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又分析说：“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的益处。”

　　对于汉景帝以前“关市”的开通，《史记》中不能发现确证。但是“关市”与“和亲”同时实现汉王朝与匈奴的交流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有迹象说明，丝绸是匈奴通过“关市”获得的汉地主要物资之一。

　　自汉武帝时代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前引《史记》卷一��《匈奴列传》“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句后，又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的记载是：“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厚遇，通关市”，《汉书》作“厚遇关市”。汉与匈奴进入战争状态期间，“关市”依然发挥着经济联系的作用。《史记》卷一��《匈奴列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于“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可见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力。

　　“关市”应分布于“北边”各郡。而“直道”所对应的“北边”最重要的关塞，因借助“直道”交通便利，又正当匈奴单于庭，可能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共同密集发生的地方。《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史记》卷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均作“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司马贞《索隐》：“苏林云：‘直当道之塞。’”《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颜师古注：“塞之当行道处者。”所谓“路”，所谓“行道”，就道路规格和通行效率而言，无疑皆莫过于“直道”。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决意“事汉”自保，于是“引众南近塞”。春正月，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冬，遣弟左贤王朝汉。甘露二年冬十二月，“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由甘泉宫、池阳宫、长平、渭桥等经行地点可以推知，呼韩邪单于应循“直道”南下。由“光禄塞”“鸡鹿塞”“受降城”地名，也可以了解其路线与“直道”的关系。关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颜师古注：“所过之郡，每为发兵陈列于道，以为宠卫也。”《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条记述此事，胡三省注：“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林斡据此以为：“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由冯翊直至国都长安。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所谓“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的意见，显然不足取。而论者指出呼韩邪南下路线大致沿“直道”走向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可知这一时期呼韩邪单于部众活动于“云中、五原郡”以北地方。此次“转谷”运输，应通过直道。时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次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颜师古注：“诺水即今突厥地诺真水也。”对于“诺水”和“诺真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解释都是“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锄东北之艾不盖河”。“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此后，“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入朝”的起点和王昭君北上的终点，都已经在单于庭。但是来往道路的走向应当与此前并无大的变化。 　　前引《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条胡三省注，以为“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之所谓“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林斡以此作为分析王昭君出塞路径的参考。林斡认为，王昭君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首先从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市）、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东胜市）、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至五原（今内蒙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内蒙乌拉特中方重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了汉地，进入匈奴辖区。最终直达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

　　王昭君经行“直道”之说，林斡较早提出。张文德说，“王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线，虽史无明文”，但林斡的意见循《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的思路“予以考证”，“此说有据，可从”。这一见解，还得到侯广峰、马冀、杨笑寒、崔明德、郝诚之等学者的赞同。不过，林斡等学者向“长安东北”“过左冯翊”的意见，可能基于“过所七郡”“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的误解，应当并不符合史实。

　　三、汉北输匈奴的丝绸和丝绸制品

　　所谓“以汉物耗匈奴之财”之“汉物”，纺织品应是大宗。所以才会有“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的说法。

　　作为草原民族的匈奴，受到中原消费风习的影响，所谓“匈奴好汉缯絮”即表现之一。虽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载中行说言：“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绔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但这是在“无仰于汉”这种以戒备“动心归汉”为前提的敌意思维背景下抵制“汉物”的说法，并不一定客观反映了多数匈奴人对于“汉缯絮”即轻柔舒适的丝绸和丝绸制品的真实感觉。

　　《盐铁论・力耕》载大夫说：“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说文・糸部》：“缦，缯无文也。”段玉裁注：“《春秋繁露》：‘庶人衣缦。’引申之凡无文皆曰‘缦’。《左传》‘乘缦’注：‘车无文者也。’《汉食货志》‘缦田’注：‘谓不�l者也。’”《急就篇》：“锦绣缦糸毛离云爵。”颜师古注：“缦，无文之帛也。”所谓“纤微”，王利器以为应是麻织品：“所谓‘纤微’”，“指麻言”。大夫言“纤微之贡”可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一端之缦”可以“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指出汉王朝与“外国”之间以贸易交往为形式的经济竞争中纺织业产品的作用。所谓“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说明了匈奴对于中原织品的需求。《太平御览》卷九�一引《盐铁论》曰：“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骡驴马乇马？，可使衔尾入塞。”不言“汝汉之金”，更明确地强调了“缣”“布”“缦”等是汉与匈奴贸易的主体输出货品。

　　前引《史记》言“和亲”的同时“给遗匈奴”，林斡说“输送财物”，这是“汉物”流入匈奴的重要形式。《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回顾与匈奴的交往，言刘邦时代“约结和亲，赂遗单于”。“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班固称之为“卑下以就之”的这种政策，李贤解释：“文帝与匈奴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也。”汉武帝时苏武出使，也有“厚币赂遗单于”的记录。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嫂，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所谓“金币文绣赂之甚厚”，体现出汉对于匈奴“赂”这种物资输出形式中丝绸的意义。

　　汉王朝以“赐”的形式对于匈奴的物资输送，多有丝绸织品、“絮”以及成衣等。以具有计量统计意义的记载为例，如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毅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前50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汉哀韵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50年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仅简单累计，以致“锦绣缯帛”8万匹，“絮”8万斤。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解决匈奴“民众困乏”的需要？或许亦可以有另一思路，理解为在汉地亦推行“禄帛”“禄布”“禄絮”制度的背景下，有经济作用更值得注意的“赂”的意义。也就是说，丝绸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汉与匈奴的经济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实际消费需要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

　　四、匈奴的丝绸贸易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说到活跃于草原的“塞种”：“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Y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许多学者认为，《汉书》所见“塞种”就是斯基泰人。也有学者认为斯基泰人的概念应更为宽泛，塞人也许只是斯基泰人中的一支。余太山《塞种史研究》更深化了相关认识。有关所谓“斯基泰通道”“斯基泰古道”“斯基泰商路”“斯基泰贸易之路”“最早的欧亚贸易之路”“欧亚草原之路”交通的意义，许多学者有所论述，并明确提出了“草原之路”的概念，强调了草原民族对于开拓远程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在这样的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进程中，匈奴的作用不宜忽视。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匈奴曾经长期向乌桓强征“皮布税”，并因此引起流血争端：“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与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匈奴掠走“妇女弱小且千人”，令乌桓“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被迫“持财畜往赎”，其中的“财”，应当即“皮布”。匈奴向乌桓索取“皮布”的故事，可以说明草原部族之间经济关系中纺织品的意义。 　　林斡曾经指出匈奴在商业交换活动中的活跃：“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此说匈奴“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在另一处则说，“匈奴还可能和西域各族发生交换”。一说“发生过交换”，一说“可能”“发生交换”，似乎存在矛盾。然而论者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的如下判断则是确定的：“（匈奴）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有学者以为，“匈奴贵族”“做着丝绸贸易”，“匈奴人”“进行丝绸贸易”，或说“丝绢贸易”。亦有关于“当时匈奴贵族向西方贩运的丝绸的道路”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过“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与“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涉及“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的“产生”。他们指出：“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匈奴具有高机动性的交通能力，因军事强势控制了广大草原地方，匈奴曾经奴役西域的历史亦告知我们，他们有激发其他草原民族“比较发达的需求”的实力。

　　五、“直道”交通在丝绸之路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由“直道”转“北边道”向西的交通路线与自长安径直西北的道路，形成“？”形示意图显示的关系。前者显然稍显迂回，但是因“直道”通行条件的优越以及草原交通的便利，很可能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直道”沿线多处比较宽阔的路面遗存以及秦始皇、汉武帝均曾“自直道归”的交通实践，证明这是一处可以保证很高通行效率的高等级的道路。至于草原交通条件，有必要引录汤因比的论点进行说明。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一段论述，通过世界史视角的考察，指出了草原交通条件的便利。他指出：“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是在讨论“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时发表这样的意见的。他指出：“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说：“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样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这几种语言的分布，都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有重要的关系。汤因比写道，草原的作用，犹如“一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为周边地方“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在“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一节，汤因比也曾写道：“到处是野草和碎石的草原与可以耕种的大陆相比，倒不如说它和‘未经耕犁的海洋’（荷马常常使用的称呼）更为相近。”“草原……的广阔面积完全不能为人类提供定居生活的资料。它们对于旅行和交通运输来说都比人类社会所习惯定居的大地表面提供方便得多的条件……”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确实可以看到这一情形。丝绸之路发生作用也有这样的条件，即“草原地方”作为“无水的海洋”成为不同文化体系“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

　　从汤因比的表述看，他所说的其中有“绿洲”的“草原”“到处是野草和碎石”，或译作“表面是草地和砂砾的草原”，应当是包括荒漠戈壁的。中国古籍“草原”一语使用较晚。但是“大漠”“瀚海”之说，似乎也暗示人们对“草原”与“海洋”共同点的联想。

　　对于草原民族的机动性与交通运行节奏，汉代史家有“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至如焱风，去如收电”等表述。这符合匈奴等草原民族的行为风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游牧国家与绿洲都市群是必然会有的连结。”论者也借用了“海洋”的比喻，以为“绿洲都市”“如同浮在大海之岛般存在于干燥地区”。“串连点与点的绿洲之间者，除了由各个绿洲组成的商队外，也不可忽视以面生存的游牧民。这些游牧民被统合在单一政权之下这件事，对绿洲都市来说就代表着安全商圈的出现。在此，游牧民军事权力与绿洲经济力的互补共生关系就成立。”论者还指出：“与以经济供给约定的汉朝‘中华’不同，匈奴以与其有着相当紧密相互关系基础之姿，进入到绿洲地域的国家之中。在疆域之中，涵盖接近游牧地区的农、工、商地域这一点，与曾经存在的斯基泰国家具有共通性。”在丝绸之路史的早期阶段，匈奴与西域的关系大致正是如此。

　　在这样的交通史理念的基点上理解丝绸之路交通由“直道”转“北边道”经草原通路西行的贸易方式，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文化体系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其实是通过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共同努力而实现的。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