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他各方的影响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26 更新时间：2010-7-12

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泽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 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后来亦有称“6?25战争”或简称“韩战”）。朝鲜战场的参战各方对战争有不同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书中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并不等同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自1948年末苏军撤出朝鲜和 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北南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

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南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

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0日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

对朝鲜内战前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四十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句话虽简短，却大有深意。当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处理文电特别是同苏联往来的电报，不过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不便多谈这段史实。 1989年他曾向笔者详细叙述过此事的来龙去脉。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陆学者陈兼口述回忆录时，也说明战争爆发后朝方才来了一名校官通报情况（此回忆录在美国已经以英文出版）。

当然，朝鲜爆发内战属于其本国的内政，美国却操纵联合国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在参加一些国际研讨时同美国学者就朝鲜战争的许多事实能一致认定，不过经常对战争开始时的一个用词发生争执。美国人总是用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则坚持不能用此词，只能说6月25日当天“内战开始”。这一个用词之争，其实关乎到战争的性质。因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从来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双方无论是谁先采取行动，都不能称为“侵略”。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乘机占领台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才是名符其实的侵略。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使战争的性质迅速起了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场侵朝战争，整个朝鲜战争也由其本国内战变成一场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局部战争。以国际准则来看，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无疑是造成战争扩大的原因，自然是这场国际冲突的罪魁。从斗争策略角度看，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严重的判断错误，而交战者又只考虑自身而未多考虑外部因素。

朝鲜内战演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果，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晚年在回忆中也认为是朝鲜把苏联拖进去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观点），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美国以“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起盟国组成国际反共阵线，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对新中国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面对美国出兵朝鲜，斯大林当即表示了退缩，撤退在朝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却倾力南进，企图在美军未到达时解放全朝鲜，结果在洛东江前线受阻僵持50天，美军又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9月下旬战局恶化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最后落实为按“出厂价五折”对华计费）。

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了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并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美军入侵台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面对美国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击，中共中央却考虑到国内的极端困难局面，进行对美作战准备时还是力争避免直接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对朝鲜危在旦夕，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又开会反复讨论，多数人列举种种困难而不主张出兵，苏联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也一再退缩（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过鸭绿江）。毛泽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经最后权衡利害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和参战方式又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中国参战之前先发出“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同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些有高度策略性的措施，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力争的是“朝鲜战争地方化”即不要扩大。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也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此总统杜鲁门很快将主张对华开战的麦克阿瑟撤职。事实证明，新中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达到既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的作战目的。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虽有代价，收益却更为巨大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基本回到了开战时的三八线位置，可谓平局。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这一成就是任何熟悉历史且有正确立场的人都会肯定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参加了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局部战争，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近些人因又有事后补报的因伤病死亡者，确认烈士为18万人）。中方付出的代价与战果相比，还是相对较少的，尤其是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发挥很高的作战技巧，人力物力损失都远小于对手。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时美军死亡共5.4万人，韩国军人死亡22万人，还有其他盟国的数千人，美国的直接战费超过200亿美元。

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战争期间中国的整个国民产值达200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支出为600 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 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一百五十六项”（最后落实为150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上世纪80年代时，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对此曾回忆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能够在援助中体现这种情谊，受中国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动可谓重要原因。有了这种援助，也使中国众多老一代人有那么深的“苏联情结”。不过一切事物往往带有两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苏援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也给后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中国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强美国在战场上取得均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这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与苏联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关系（东欧各国与苏联则是父子关系）。在旧中国，2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60万日军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而朝鲜战场上的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战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现实。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终于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美国也承认自此才把新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为“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国居然被中国人在朝鲜打败，才心服口服地改称正式国名。

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百年来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又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共产党的凝聚力，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力从此得到了恢复。不夸张地说，抗美援朝战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历史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总结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经过抗美援朝这一仗，中国解救了处于危机中的朝鲜政权。不论后来的半岛局势演变如何，我国工业中心东北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安全屏障，我国所显示的威力也使周边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安全环境。后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认为有两大成果最值得重视：一是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纵深，二是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朝鲜战争对其他相关各方的影响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国内称抗美援朝战争），从总体上看收益大于付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这一仗也是有失有得，不过是苦涩大于收获。美国政要都一直认为，此战保住了南朝鲜还是值得打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国会上批评麦克阿瑟曾说过一段话──“假如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我国有的著述过去引用此话时删去第一句前置短语，便曲解了本意。如看这段话的全文便可领会到，美国当权者当时只是担心将其扩大到中国会引起严重后果，从不认为介入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国高层却充满了沮丧，联合国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自称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自命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人有此心情，其实也很自然。因为若是一个体大无双的世界拳王与一个刚刚康复奋起的病夫比赛，就算打成平局，人们肯定会嘲笑拳王是失败者。战时曾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叹息说：“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美国经济受朝鲜战争影响，放慢了战后的发展速度，此后又长期受到军备竞赛拖累，这反而为西欧和日本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还能战而胜之，这对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朝鲜停战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特罗开始了武装斗争。越南人民军受中国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也对法国殖民军展开了全面攻势，沮丧的法国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布撤军，越南军民随后又敢于同美国展开持久战争。1954年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又开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彻底动摇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飚升至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却成了受益者。虽然援朝和援华花费了一些经费，在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很小，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还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新中国也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正由于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希望朝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951年6月他接见中国派出的高岗和朝鲜的金日成时曾表示：“你们打得很好，为什么要谈判呢？”看到中朝希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斯大林不能不同意和谈，却不希望马上停战，于1952年秋天支持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态度，以便继续拖住美国。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新的苏联领导人忙于解决内部问题，才表示希望尽快停战，为此提出应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虽巩固了自身阵营，却也加剧了同美国的冷战气氛和军备竞赛，后来一些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对本国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随之出兵台湾，使垂危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欣喜。此前美国虽筹划干涉台湾，其打算却是排除蒋介石而支持岛内地方势力，后因对抗新中国的需要使其由“弃蒋”改为大力“援蒋”，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支持“台独”。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主要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

在朝鲜战争中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恰恰是此前几年刚刚战败的日本。

据战后的1946年统计，日本因国内生产破坏和丧失多数海外市场，国民产值只相当于战时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众多国民还处于饥饿之中。经过几年恢复，至1950年经济还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日本列岛作为主要后方基地，军需品也大都在此采购，当地经济马上繁荣起来。1951年日本经济总量便超过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当年的日本政客也都承认朝鲜战争对其国内恢复可谓“天赐良机”。战时美国为巩固后方，又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至于朝鲜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则是朝鲜北南双方。由于战事拉锯般地蔓延到整个半岛，加上美军狂轰滥炸，双方的民众死亡上百万人，半岛上经济惨遭破坏。尤其是朝鲜北方的城市和大多数村镇完全被夷为平地，停战时人们形容平壤“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头”。战前的北南分裂局面，通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还进一步恶化，朝鲜半岛作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一个热点持续至今。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追昔抚今，纵观当年的朝鲜战争和形势发展演变，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可以说当年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新中国的地位。不过直至今日，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里的局势变化仍然关乎我国的安全。回顾当年的历史并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人们无疑还会有启迪作用。

六十年后再思考

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历史影响

文｜陈兼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同战前相比发生大的变化，却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参战各方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是制度优劣的竞争

朝鲜战争的起源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党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们一般认为，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全球性政治、军事及战略对抗。但实际上，自冷战拉开帏幕后，便带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交锋的强烈色彩。它所涉及的，并不是对立双方在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向对方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所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方面，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仅仅四年后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中催生了一种“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深刻信念。而二战又是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而爆发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这是西方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否是走向现代性的唯一或主流性途径发生怀疑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居然能够让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政治歇斯底里渗入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媒体中来，其深层次原因便是对于美国是否还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恐惧和动摇。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朝鲜想要以中国革命为榜样，通过革命战争统一整个半岛。从1949年下半年起，金日成便一再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出现了“失去中国论”，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之所以让中国失落到共产党人手里，是因为杜鲁门政府没有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持。自1950年初起，美国战略已经朝着“在世界任何地区遏制共产党势力扩张”的方向演变，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朝鲜战争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同参战双方的一些关键性“误判”分不开的。在金日成提出通过革命战争统一全国的想法之初，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并没有表示支持。但在1950年初美国决策者公开将朝鲜和台湾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金日成的计划。当时，莫斯科、平壤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都估计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5月会见金日成时便表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朝鲜）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对朝鲜及台湾进行干预，显然超出了莫斯科、平壤和北京的预料。

后来，在“联合国军”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时，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首先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正式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毛泽东出兵，实际是为了国内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改造

但是，中国出兵了。为什么？

中外学者一般均强调，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中国边境安全等“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的。这样的解释并非不对，但它很不全面。从过去二十年间解密的中俄档案资料来看，朝鲜战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不到两周内便与苏联方面磋商后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随后26万精兵强将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集结到了中朝边界。8月5日和8月18日，毛泽东两次规定了边防军完成入朝参战准备的期限。当时，朝鲜战争打到了洛东江边，南朝鲜95％的土地已经被朝鲜人民军所占领，中国的边境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和国防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讲到为什么要做入朝参战的准备时，都强调了两点：其一，朝鲜战争可能复杂化；其二，朝鲜战争涉及到东方革命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让国内资产阶级猖獗。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态度最坚决，也最一以贯之。尽管形势不断变化，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基本判断和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里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创立的“新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它不仅不受到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的束缚，而且还决心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全面挑战，以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作为自身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声明。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入朝参战的决定，除了保卫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考虑外，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应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便面临着的“合法性挑战”；他的主要思路则集中在如何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将朝鲜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转变为中共在国内实行最广泛群众动员的动力，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民对于新政权及其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认同和支持。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必须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轻视。在这一参战决策逻辑的背后，则有着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独特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对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的解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希望，用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民是真正“从此站起来了”，并使之转变为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 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一切，恰恰是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理解的。

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入朝参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其中16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唯一幸存且健康的儿子。1950年11月25日发生在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牺牲的那一幕恐怕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果与华国锋同龄的毛岸英还活着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走向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每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历经艰险，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新中国对于苏联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至少从短时段来看）大大加强了。新中国作为一个“革

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升级，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

抗美援朝带给中共的诸多收获

然而，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极为值得。在国内，中国入朝参战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结合在一起，促发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包括镇反、土地改革、三反及五反、思想改造在内的各种运动席卷了中国的广大城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和声望也伴随着这一切的推进而开始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结束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貌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对于新生政权的大规模反革命抵抗活动已被粉碎；随着土地重新被分配，构成旧中国农村社会权利基础的地主乡绅阶级已被消灭；大批被认为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党的干部已受到了再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已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密的控制之下；知识分子则受到了革命后的首次思想改造。中共因而有效地加强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控制，并极大地深化了自身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内在的权威地位。朝鲜战争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

朝鲜战争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凭借一己之力，去对抗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首、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中国与之至少打了个平手。这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势力对中国地位和形象的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因而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告诉中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新中国已作为一个无论是其朋友或敌人都必须承认的真正强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朝鲜战争后，关于中国入朝参战的历史叙事，一直同国家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对社会的改造和政治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普通人民对于国家政策“内在支持”的一个持久不衰的源泉。每一个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都会清楚地记得诸如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歌曲《我的祖国》等作品，以及它们对爱国主义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主旋律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美之间因此战而尽力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视为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认为这比来自苏联的威胁更严重。这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军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其实已在不自觉之中将中国当作一个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来看待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对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它们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却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它们通过行动和言词向对方发出“信息”，从对方的解读中找到某种实现妥协的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

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1965－1966年期间中美两国在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 “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中苏同盟留下了破裂的阴影

中国入朝参战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原来所持有的某些疑虑，增强了他对于中国同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参战的三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火和其他军事方面的援助。斯大林在以苏联的财政技术资源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同苏联的结盟以及由此而来的苏方对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国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在朝鲜战争中持续作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中国的朝鲜战争经历也为中苏同盟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斯大林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极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态度——尤其是他在关键时刻未能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军支援作出坚实的保证——暴露了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同时，苏联在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的各种军事援助是中国必须付款偿还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新中国在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初便陷于沉重的债负。到头来，虽然参与朝鲜战争的结果似乎在物质层面上加深了中国对于苏联的依赖；但从心理上来说，毛泽东却在面对苏联时具有了一种极为强烈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当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后，这种优越感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巨人的压制后，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发生在中国领导人身上的这种心态变化，将对中苏同盟关系的未来命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肇始

关于台湾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倘若没有朝鲜战争，台湾早就拿下来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950年6月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的干预。第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星期，以吴石将军被逮捕和枪决为标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系统全军覆没。毛泽东在谈到解放台湾时曾提到两大条件，第一是要有海空军；第二是内应。中共当时还没有能够用于跨海作战的海空军，而内应又失去了。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领导层已一再推迟台湾战役的时间表。朝鲜战争确实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但即便没有朝鲜战争，台湾问题的发展仍然是要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朝鲜战争后，留下了最大后遗症的，是朝鲜半岛本身。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将朝鲜南北双方长久地分割开来。不仅在冷战时期，甚至在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一直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今天在朝鲜半岛存在的紧张局势，若追根溯源，是同朝鲜战争分不开的。

朝鲜战争使东亚成为美苏冲突的“缓冲阀”

朝鲜战争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冷战的发展趋势。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以它们

为首的两大军事同盟体系的对峙重点是在欧洲，全球冷战的逻辑重点因而也应当是在欧洲，但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军事部署的实际重心却一再东移。即便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种趋势仍然持续了下来。在 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亦曾两度到达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正是在这一认识主导下，华盛顿的战略注意力向着东亚地区集中，并终于导致了美国从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热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许便不会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后来的故事”了。

然而，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东亚地区“热战”局面的持续发展，却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这一地区转变为美苏两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地带”——正是由于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而使得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大减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美国最终退出越南战争之时，这种东亚地区的“热战”成为阻止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冲突能量“缓冲阀”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美苏两大国已开始了建立“缓和”体制的努力，并在限制核军备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从而决定性地限制了它们之间以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性摊牌”的危险， 也进一步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以曲折的形式创造了使得全球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

文｜［俄］ 安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译 | 粟瑞雪

1945年划定的三八分界线分裂了朝鲜半岛。5年后，在三八线附近的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政治对抗和军事紧张常常会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日——1950年6月25日之前，平壤与汉城之间的关系即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确切地说，1945年底之后，朝鲜北方和南方在苏联和美国的直接干预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制度。数十万人、数以百计的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投入到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并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这场战争终结了在朝鲜内部快速实现和平的希望，并注定了数十年来南北朝鲜之间的敌对和对抗。这场战争不仅是半岛上两个现有国家沉重的遗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走向。

当然，随着现在有部分史料向研究者解密，这场冲突自愿和被迫参与者的逻辑和动机愈加清晰。冲突对朝鲜以及整个远东地区形势影响程度也更加明晰。不过，朝鲜战争对研究者而言，仍存在不少秘密。其教训今天仍具有现实性。

在此可以归纳以下几点，首先是冲突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数十年来，谁最先挑起“冷战”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是无益的。确定谁在战后打响第一枪仍然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这并不重要，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将爆发。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获得重建东欧的权力，并开始实施。起先，斯大林并没有参照苏联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然而，获得美国和西欧支持的东欧人抵制苏联的影响，这迫使莫

斯科采取更加激进的举动。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正干扰苏联在自己的西部边境建立安全区。此外，美国还不承认苏联在战争中发挥的伟大解放者的角色。白宫的战略家们认为，苏联正在东欧实施共产主义扩张，并准备将共产主义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以及超级大国的野心等因素促使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欧洲相互对抗。

“冷战”的一个独立战场出现在远东。在那里出现“冷战”的客观必然性与欧洲相同。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都不希望在中国进行对抗。我们知道，双方在维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问题上达成一致。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挑战现状。然而，中共强烈主张推翻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进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建。

当然，斯大林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能不向其靠近。“冷战”已经全面爆发，双方都在为争取新的盟友而激烈博弈。

此时，美国已无法接受左派力量在中国获胜的结果，决意不再抛弃逃往台湾的国民党。

在这些事件后不久，朝鲜战争随之爆发。交战双方——亲苏联的北方和亲美国的南方都不想自己的国家分裂，他们投入战斗以消灭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手。金日成以数年的时间，争取到斯大林同意其以军事手段统一国家。苏联领导人起先反对武力统一，不希望破坏与美国的协议和制造新的紧张策源地。

但是，1950年前，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冷战”已经没有界线。二战战胜国之间的协议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埋葬。此时，远东力量的对比明显有利于苏联阵营。中共在中国取得胜利，他们承诺在必要时帮助北朝鲜人。莫斯科做出结论，朝鲜南部会欢迎共产党人。而美国，则会像在中国一样，接受失败。

对于华盛顿来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是压垮其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宫方面确信，如果在中国之后又失去朝鲜，随之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早晚整个亚洲都将落入左派力量之中。美国投入自己相当的军事实力用以保卫南朝鲜，同时争取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多次扩大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区域，诱骗亚太地区国家与其建立同盟关系。

当然，如果认为平壤和汉城仅仅是大国游戏中的棋子则是大错。开战前，北南朝鲜都在进行精心准备。他们都不甘心充当棋子，服务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全球野心。他们政策的核心首先是政权和国家思想。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在其初期带有较为特殊的内战性质，即按照三八地理分界线的国家分裂和政治力量对抗。当然，双方的不容忍和不妥协导致全球性的对抗。

遗憾的是，有关南朝鲜和美国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具体信息还知之不多，这是因为汉城和华盛顿迄今仍未解密许多有关朝战的秘密档案。虽然毫无疑问，李承晚也进行过战争准备，并试图说服美国人战争不可避免，其好战言论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关于北朝鲜方面的战争准备情况，可以从已解密的苏联档案中获得充分了解。据苏联外

交部的“1950-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档案记载，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南北两部分后，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采纳武力统一国家的强硬方针，并没有认真研究在南朝鲜广泛发展民主运动条件下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资料，战争爆发之时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对比为：陆军人数－1∶2；火炮数量－1∶2；机枪－1∶7；自动步枪－1∶13；坦克－1∶6.5；飞机－1∶6。

在研究1950-1953年朝鲜战争历史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斯大林在苏联参战支持北朝鲜问题上的严重摇摆。1950年春，斯大林第一次会见金日成时，金日成提议“让南朝鲜感受一下刺刀的滋味”，斯大林建议其再考虑一下，并在考虑周全后再来莫斯科商谈具体计划。

当北朝鲜领导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动摇了。他明显不想让美国人插手南朝鲜，从而爆发全球战争。但是苏联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如果都在短时期内夺取胜利，则金日成的计划可行。金日成表示，如果在战争初期南朝鲜出现民众起义，将很快赢得胜利。然而，斯大林倾向再与毛泽东进行协商。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协商最终准许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主张。1950年5月底，平壤基本完成通过发动突袭消灭南朝鲜军队的战略计划制定。根据该计划，北朝鲜集中9个步兵师向汉城和春川两个方向进攻。的确，在战争第一周，朝鲜人民军成功占领南朝鲜近95%的领土，并抵近半岛最南端釜山。

然而，北朝鲜领导人迅速统一半岛的算盘因美国的直接干涉很快失败，美国人起先对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估计不足。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6月27日通过“为反击武装入侵而对南朝鲜提供必要帮助”的决议，美国及其军事盟友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在釜山－大邱一线美军短时间内集结了两倍于北朝鲜的军队，而此时7万北朝鲜军队已精疲力竭，远离后方。1950年9月15日，五角大楼决定在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5万装备大量坦克、火炮以及获得海军和空军（近800架飞机）支援的陆战队抢滩成功。北朝鲜军队陷入美军包围圈。很快战线被突破，美军攻至朝鲜与中国交界的鸭绿江。

史料显示，斯大林尽最大可能地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当时“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战区。在战争爆发前夕，根据斯大林指示，大多数苏联顾问撤回，他们先前被派遣到北朝鲜军队的各个师、团。斯大林担心苏联军事专家一旦被俘，将成为对苏联不利的严重罪证。斯大林还反对时任远东军区司令的马林诺夫斯基向朝鲜派遣坦克手。因此，赫鲁晓夫曾写道：“如果金日成获得1-2个坦克师，他能够很快推进到南部，攻占釜山”。史料还显示，斯大林非常关注战事，研究细节并直接作指示。

在反对陆军参战的同时，斯大林给苏联空军“开绿灯”。朝鲜战争中约有7万苏联空军参战。苏联飞行员击落1200-1300架敌机，但苏联空军的损失却不大。依靠苏联飞行员，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空中保护伞”。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中将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总顾问。金日成和彭德怀都成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在统帅部高层有大约60名苏联高级军官。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之名参战，其兵力很快达到100万。大约相同数量的人员派遣到朝鲜负责军事物资运输。1951年底，朝鲜人民军仅剩官兵33.7万人。

南朝鲜和美国方面参战人数超过70万，其中美军26万，这不包括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在苏联“空中保护伞”的掩护下，将敌人赶至三八线附近，甚至以南。1951年1月初，中国军队占领汉城。此时，战争出现艰难的战略僵持。任何一方都无法打破僵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陷入这种死胡同境地，他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国际社会处于面临核灾难的边缘。除了在前线参战的苏联空军外，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苏军还驻扎了5个装甲师，太平洋舰队以及旅顺港的军舰都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然而，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汉城和平壤，清醒的头脑最终占了上风，各方都支持进行和平对话和寻找停战途径。

大约经历两年的紧张外交斗争，已经是在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火协议，终结了这场没有意义的朝鲜土地上的兄弟厮杀。在三年多的流血冲突中，死亡40多万南朝鲜人，14.2万美国人，1.7万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军人。在朝鲜战场，美国动用了1/3陆军，1/5的海军和绝大多数空军。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总开支为830亿美元。

北朝鲜和中国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根据各种资料，约为200万至400万。苏联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据苏联国防部的官方资料，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在战斗中共损失飞机335架，飞行员120名。官方统计的苏联陆军死亡人数为299人，其中军官138人，士兵161人。应当指出，苏联的统计数字还有待确认。1968年2月初，金日成在平壤与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会谈时，确认了苏联方面的严重损失，他说，在战争期间苏联牺牲的将军和上校就达62 人。

北朝鲜大约3年的时间处于美国空军不间断的轰炸之下，这给北朝鲜的国民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战争期间，北朝鲜损失88700家企业，60万民房，建筑面积达2800万平方米，许多学校、医院和文化设施也遭毁。

战争的教训和长期政治影响是什么呢？历史证明，在整个“冷战”期间，两个阵营都表现出相当的谨慎，避免直接引发“热战”。假若其中任何一方认为，自己可以不冒引发世界灾难的风险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他就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情况出现在朝鲜，当地的共产党和反共力量燃起了比试武力的念头，并各自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寻找支援。斯大林最终决定，给北朝鲜共产党“完成革命”的机会，他曾经以为，美国人不会干涉朝鲜内战。

苏联领导人失算了，这个失误的代价现在很清楚。然而，不能不指出，南朝鲜方面也有战争的想法，并希望在冲突时获得美国的帮助。激烈的三年朝鲜战争给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此战成为“冷战”加剧的因素之一，刺激了两个对立集团的形成，挑起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朝鲜战争促使超级大国中的一方视西方民主为“特洛伊木马”而残酷镇压，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激烈对抗“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发展。迄今，朝鲜半岛仍是全球地缘政治的热点。

朝鲜战争对许多国家都有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苏联。由于朝鲜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最终长久地损害。战争还导致苏中同盟之间的摩擦。北京感到被冒犯，苏联迫使中国在半岛作战，自己却身处屠宰场之外，并向中国收取苏联武器的使用费。双方还因朝鲜战争的其他问题产生怨恨。

冲突关闭了莫斯科与汉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苏联在整个战后历史中被迫接受美国在南朝鲜以及其他亚太地区驻军。鉴此，莫斯科长期无法与该地区的多数国家建立正常的互利关系。美国没有束缚自己的行动，并在东方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利用这场冲突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霸权，并保持至今。

朝鲜战争给中国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陷入极其孤立的境地。数十个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其加入联合国。中国陷入美国军事基地的包围，台湾也被华盛顿打造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北京没有选择，只能依靠苏联，同意充当其“小兄弟”，这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埋下了苏中交恶的隐患。

至于两个朝鲜，北朝鲜现在的状况就是那场战争的逻辑遗产。而南朝鲜为对抗北方和“可能的侵略”长期拖延民主发展，在国内实行强硬的警察和军事官僚制度。

当然，这远不是这场战争全部的结论和教训。但我相信，这些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防过去悲剧性的错误在亚太地区重犯。

苏联对华武器援助成了一笔沉重的负债

编撰 | 刘郴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动辄死伤上万人的现代战争来说，更是如此。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一决高低，苏联对中国赠予或出售的军火，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等，功不可没。在很大程度上，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一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连同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经济项目一起，直到“文革”前的1965年才全部还清本息。

中国出兵朝鲜：

斯大林感动得流泪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赴朝作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见斯大林，寻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迫切的需求。当时中国准备了两套方案，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特别是派遣空军入朝作战，中国就出兵，否则中国将按兵不动、见机行事。

周恩来与斯大林此后几天的会谈，进展并不如人意。斯大林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

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即便支援，空军也只能到鸭绿江边。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正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入朝作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随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告了这一情况。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进行讨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为保障中国边疆的长治久安，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当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时，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几乎与此同时，因中苏双方就苏联空军是否入朝作战问题没有谈拢，斯大林也让人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最好把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莫斯科传来的消息令金日成 “感到惊讶”，但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13日的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同时表示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20亿）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斯大林通过罗申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决定后异常兴奋，以至于14日两度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19日晚，志愿军横渡鸭绿江，消息传至莫斯科，斯大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时，斯大林似乎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是苏联不可或缺的盟友。这一认识的转变，促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武器装备援助的力度。

斯大林当然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

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至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 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立即予以满足。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当时国际上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给中国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斯大林的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斯大林却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

中国靠苏联武器援助实现军队现代化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毛泽东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 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

中国在得到苏联提供的军需装备后，对取得朝鲜战争胜利的底气也更足了。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 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当然，苏联对华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二战”时对德作战后的弹痕，只是刷了一层新漆。

空军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 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表示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 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尽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相当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在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也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著名的 “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

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没有免费的午餐，军火债一还十年

中国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还债”的伏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对中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条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颇感为难： “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 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如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吨，而1949年仅2767吨。这些战略物质自给略有剩余，要到达苏联提出的要求，却显然力所不及。

经过周恩来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少奇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远东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 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租借物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人民币。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对于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曾回忆说，“后来，两边（中苏）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据说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还债，一方面经受了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后国内大饥荒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也成为此后多年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本文主要参考：《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徐焰著，《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