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前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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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2 17:38:4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1942年初春，当时的六年制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在嵩县招收了50名第十五届春季班新生,我名列其中。因同时又考取了洛阳海关关员（只招10名），所以我就打算去海关就业。
此时，正在河南周口[①]逃难的父亲连写数封快信，劝我立即学医、不要就业。他说：“你十八九岁，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舍此年龄耽误读书机会，以后再想正规上学读书就难了。何况河大医学院设备精良，师资力量雄厚，条件不错。国难当头，生活固然困难，但有父兄在，自当鼎力扶持你上学读书。医生是治病救人，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医生，且医生不至于轻易失业、看人眼色、巴结求人。”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走从医之路。
我入学后河南大学的基本情况
我入学时，河南大学有文、理、农、医等4个学院。抗战前，河南大学[②]校址在开封东北角的铁塔附近。我幼年时曾在河大附属医院看过病；上初中时曾集体去过有名的河大大礼堂，观看王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系列抗日街头剧[③]；我哥哥李广济也在河大读过书。因此，我对那里并不陌生。
1937年底，因战事吃紧[④]，河南大学校本部和文学院、理学院迁往鸡公山[⑤]，医学院、农学院迁往河南省镇平县。1939年5月[⑥]，河南大学校本部及文学院、理学院由鸡公山出发[⑦]，连同在镇平的农学院一起，跋山涉水到达伏牛山北麓，搬迁到嵩县西南部山区的潭头镇[⑧]。这时，医学院也由镇平搬迁到了嵩县县城。
1942年，河南大学由省立改制为国立，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拨发，始得以减轻学校所面临的困难。我入学时，河南大学刚改为国立。
我们班共有50人，其中女生10人。我们的宿舍和教室都是借用嵩县城内和西关一带的民房、庙宇。其中，病理学馆、生理学馆、细菌学馆设在西关老君庙的大殿里，学院办公处、医学图书馆和师生信件收发处设在县城中心的原“首三图书馆”大院内，学生宿舍大部分在西关王区长腾出的房舍和城内的一些大宅院里。我们上课用的桌、凳，都是在土坯砌成的墩上再铺上长木板，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因学校搬迁过程中未遭受重大损失，所以教学设备、图书和师资力量较国内其他内迁的大学并不逊色。
那时的大学生，无论其家乡是否沦陷，一概被视为流亡学生，享受国家贷金待遇（即国家免费供应口粮及伙食费，以贷金形式借贷给学生，俟毕业后偿还，但后来当局并没有要求我们偿还），所以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饭碗。虽然如此，有些学生还是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例如，因为学制长（医学院本科为6年，其他学院本科为4年）无力读完而中途退学者占1/3～1/2。
此外，尚有少数学生因各种原因而自杀。我刚入学时，就参加了一位自杀身亡的女同学（姓名忘记了）的追悼会。记得鲁斐然（章甫）教授送的挽联是：“惜君英年丧命，愧我无术回生。”横批是：“死而已矣。”其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
我班有个姓马的女同学，此时已经结婚生子，带着婴儿读书。她的父亲虽然是本校的教授（在潭头），但她还是因不堪忍受艰苦的生活，而在城外的一个山洼里上吊自杀了。全班同学为她开了追悼会，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同时也免不了责问她的父亲：为啥这么狠心，不管自家女儿的死活呢？殊不知那时教授的工资也甚微薄，人口多的家庭就难以维持温饱。据我所知，医学院其他班级自杀的同学还有3位。其中一位是我的高中校友，名叫孔宪典（南阳人）。此人老实、内向，因失恋而服安眠药自杀。
1942年春至1944年春，由于日军忙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与美军作战，且河南省西南部地区又有黄泛区[⑨]与沦陷区隔开，所以局势相对稳定。嵩县地处豫西山区，使得河南大学能够按部就班地在此办学，学生的学习、生活也较为正常。
我入学时，河南大学校长是留日文学硕士、金石语言学专家王广庆先生[⑩]，医学院院长是留德博士、外科专家阎仲彝先生。
医学院的教师中，大半是曾留学德国或属于“德日派”的医生。现在我尚能记得的老师有：德文教师万·托克女士（捷克人，我怀疑她是德国犹太人，经常在课堂上谴责希特勒）、外号“老CH”的老人（系居留德国多年后归国，姓名已忘记）和刘蔚同（附属医院院长，皮花科教授，留德博士，亦代过德文课），内科学教师朱德明（部聘讲座[11]，留德博士）、张静吾（留德博士，后接任院长兼内科教授），病理学教师鲁斐然（章甫，留德博士），皮花科学教师刘蔚同，寄生虫学教师李赋京（留德博士），细菌学教师褚葆真（留德博士），妇产科学教师王毓琛（女，留学日本），眼科学教师张季平（留学德国博士），药理学教师夏一图（留学瑞士博士），生物化学教师梁之军（留学德国博士）等。
此外，还有一些是同济医学院或本校毕业经多年培养的教师，如儿科学教师单德广，局部解剖学教师宋玉五，外科教师生明（景清），生理学教师徐庆祥（云五）、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教师张金波（铭斋），病理学教师耿俊彩、李光泽，生物学教师邓之真，统计学教师李文饶，眼科学教师孙凯元等。
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外语课一直是教德文，所以毕业生都能阅读德文书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英、苏、法等同盟国是中国的盟友，而德、日、意等轴心国则是中国的敌国。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友，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由于我们中的多数人上中学时都是学的英语，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这时都能通过自修或强化训练来提高英语水平。因此，我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入学的学生，毕业后多数是从事以应用英语为主的工作，德语的水平反而成了次要应用语种。
抗战期间，缺乏教科书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上课时，老师靠的是口授辅以挂图、板书，学生则主要靠记笔记。对于学生来说，判断一位老师的教学效果，自然要视其备课认真与否和讲课技巧而定。可以说，大部分老师的教学效果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只有极个别老师的教学效果差些。
我认为，课讲得最好的老师要数教寄生虫学的李赋京教授。这门课本来就难讲，而我们又是在逃亡到宝鸡县姬家店[12]农村时上的这门课，缺乏挂图和标本。但是，他仅靠口授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就能把各种寄生虫病的幼虫、成虫、宿主、中间宿主、传播途径、在人体内的游走路径和寄生部位表达得清清楚楚。能够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要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还要具有心、口、手三者协调应用的本领。对于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钉螺的研究，他有着独到的贡献。当时，我国北方医务界对于血吸虫病的了解还很少，像他那样能兼做科研工作的教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此外，朱德明、刘蔚同、夏一图、张金波（铭斋）、徐庆祥（云五）、邓之真等老师，讲课时都是纲举目张、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述明确。
在嵩县时，医学院尚保留有五六百幅精美的彩色解剖挂图（系依照德国莱比锡出版的解剖书籍所绘制），还有若干瓶装实体解剖标本,从而为讲解剖学的宋玉五、张金波（铭斋）老师提供了很大帮助。上组织胚胎或病理课时，学生或每人使用一台显微镜观看微观标本，或学画微观组织图、病理图，或利用实验设备和试剂学做各种实验；老师则在一旁进行辅导、答疑解惑。
这其间，医学院附设的机构，尚有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各一所，培养出了不少医学人才。以上三个单位，皆设在嵩县城内东北角的财神庙院内，庙门外挂着这三个单位的牌子。
财神庙院内新盖了5排草房（共35间），作为附属医院的门诊部（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和病房（有病床30张）。当时，附属医院院长和两所职业学校校长均由刘蔚同教授兼任，医学院教师多兼任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因嵩县县城无供电设施，外科手术只能在汽灯下作。嵩县地处山区，一向缺医少药，山民患病多求助于神汉、巫婆。河南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迁到这里后，成功地治愈了大批的病人，从而对于破除迷信、宣传科学、倡导新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院长阎仲彝、外科教授生景清通过手术治愈了许多病人，更令当地群众大开眼界、啧啧称奇。
医学院还设有学生会，萧协五等学长曾主持过。学生们还自发组织了业余京剧班子、话剧班子。京剧班子由武濂波等学友主持，并聘请院外票友、专家指导，其道具、表演、伴奏均属上乘。话剧班子有朱秀玉（女）、萧协五、丁宝泉、张效房等多位校内舞台知名人物参加，演出过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他们的精彩演出，活跃了师生和山城民众的文娱生活。
记得护校有个姓王的年轻女生，表演地方戏曲，唱腔、扮相、身段俱佳，颇令观众为之倾倒。空房待填、年近不惑的刘蔚同教授看中此女，遂结成伉俪。听说他们后来调到西安，该女在刘教授的精心培养下进入西安医科大学并不断深造，后来成为该校的高级检验免疫专家。他们的婚恋史和恩爱之情，在我校师生中间传为佳话。
医学院各科也经常为当地民众举办各种类型的医学科普展览。记得在一次生理学知识科普展览中，徐庆祥（云五）老师让我负责讲解一套用钾液灌注离体青蛙心脏使之长时间维持跳动的装置。参观者对此十分好奇，问长问短者络绎不绝。
据我所知，当时医学院里既有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中共地下组织，但未发生过明显的斗争，更无抓捕进步师生的情况。我班的王琴心和高为煜两位女同学，平时寡言少语，很少接触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她俩早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校期间，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医学院的学生大半是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1944年4月，医学院举行春季运动会，大家热闹了一阵子。那时，体育教师均系从军队抽调的军训教官充任。我参加了爬山、跳远和集体爬杆夺旗竞赛。进行爬山比赛时，我因争强好胜，不顾山高路远，紧追最前面的潘天成学长（他也是我在开封高中时的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军区57医院副院长、五官科主任，已逝世）不舍。虽然我最终只得屈居亚军，但因运动激烈、心跳过速、血液循环集中到下肢，致使脑部严重缺血、头晕眼花、面色苍白。徐庆祥（云五）老师见状，立即叫我就地平躺。几分钟后，我的回心血量和脑部供血才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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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艰辛才从潭头逃到了荆紫关
运动会刚结束，日军就因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而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13]。
5月，嵩县吃紧[14]。5月11日，我们医学院师生接到院方的通知：立即前往位于嵩县县城西南60公里的潭头镇[15]，与校本部会合[16]。我当即收拾行装，骑着自行车上路，当天就赶到了潭头镇。当晚，表侄马骥昌（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给我安排了住处。
5月12日一大早，我就看见汤恩伯[17]部溃兵从门前经过，还乱抓老百姓的鸡鸭，可见他们已经没有军纪可言了。询问他们前线战况如何，他们都低头不语，只顾向后方的深山里奔逃。看到他们的狼狈像，我意识到前方的战况肯定不妙。
这时，校方通知同学们立即出发，涉过镇南的伊河，翻山到10公里外的大清沟[18]躲避。到达伊河岸边时，我已听到了日军大炮的轰鸣声。涉过伊河后，我们立即上山，避开正路专走羊肠小道，以免被日军追上。
我背着一个大包袱，还要推着自行车，在崎岖的乱石丛中行走非常困难。马骥昌说：“表叔，让我把车子推到山脚下，找个认识的老乡家存起来吧！”我遂把自行车交给了他，自己随大队继续前进。至此，我与马骥昌暂时走散了。（他后来去了台湾，现已去世。）
当天傍晚，我们到达大清沟，借宿在农舍的棚檐下。是晚开始下大雨，一连三天不停。虽然我们千余名师生被困此间，但日军推进的速度也颇受影响。多亏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李德瀛家（是当地大户）开仓放粮，师生们方得以免受枵腹之苦。领到麦子后，我们就用碾盘将麦粒压扁，再煮熟充饥。然而，没盐吃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这几天的经历使我对此深有体会。
天晴后，我们离开大清沟，进入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伏牛山腹地，开始了以淅川县荆紫关为目的地的长途跋涉。当时，大家都是轻装上路，而我却仗着年轻力壮，背着约25公斤的大包袱。
每当要爬长达三四十华里的高山陡坡时，我们总要先吃几把炒好的豆子（大家戏称为“上料”），才能有力气向上爬。那些喜欢替女同学背东西的男同学，被大家戏称为“驮子”（北方人称驮商品、行装的牲口为驮子）。这不仅体现了帮助弱者的友爱精神，而且因此喜结良缘者亦不乏其人。
一天傍晚，我们行至一个名叫陶湾的村庄时，受到了一场惊吓。当时，村里虽已空无一人，家家门户洞开，但锅台尚有余热，还有现成的食物和粮食。当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逃亡者正准备享用美餐时，忽闻村头有人高喊：“日本骑兵来了！”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我们立即放下吃食，向村外飞跑，又互相搀扶着蹚过了一条水深齐腰、水流湍急的大河，才算脱离了险境。
这时，最可怜的要算是那些雇用挑夫挑行李的教授家属们。我看见，外科教授生景清的夫人（是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的教师）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嚎啕大哭，原因是挑夫扔掉她的行李自己逃命去了。面对这群惊恐万状、自顾不暇、疲于奔命的人，她也只能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过河后，天已经完全漆黑了。我们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行进，全靠领头人摸黑探路，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人的衣襟才敢迈步。大约走了一二十华里，实在不能再走了，领队只得叫大家停下来，就地休息。
山区5月的夜晚，依然是寒气逼人。我和同班小同乡段汝训（信阳市人）等六七个人挤在一座窝棚里，被冻得无法入睡。大家只得拾了些干柴点起篝火，围着火堆度过这胆战心惊的一夜。事后，我们才醒悟过来，所谓“日本骑兵来了”，很可能是陶湾人故意制造的假象，目的是赶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有一天，我们正在攀登云雾缭绕的伏牛山主峰摩天岭，忽然看到后面有一个大军官坐在滑竿上，由几个民夫抬着，周围还有三四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这帮人行色匆匆，一路小跑，很快就超过了我们的队伍。据认得该军官的人说，他就是当时河南的“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号称 “中原王”的汤恩伯。
当时，河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汤恩伯被打得丢盔卸甲，逃到鲁山县一个名叫下汤的小集镇时，已是饥渴难耐。看到一个卖吃食的挑子，他就赶紧派人把小贩叫过来，问：“卖的什么？”答曰：“胡辣汤。”正为此地不叫“上汤”、“大汤”而闷闷不乐的汤恩伯，把“胡辣汤”听成了“呼啦[19]汤”（“呼啦”河南方言，意为“溃散”），顿时火冒三丈，一脚把挑子给踢翻了。小贩被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逃跑。
这其间，我们经常和溃兵走在一起。他们有的牵马，有的背枪，或惶恐不安，或吊儿郎当。往往正在行进时，忽然两边的山头上有人持枪高喊：“站住！”此时，溃兵们都乖乖地缴械，以求保全性命。汤恩伯部成千上万的枪械、辎重，就是这样被豫西的老百姓收缴了。
我们在大山里走了二十多天。熬过最艰苦的日子后，我忽然嘴馋起来，产生了想吃红烧肉的强烈欲望，憧憬逃亡前吃酒席、下馆子的日子，渴望有朝一日能饱餐一顿。我问同窗李秉璨君，他说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还说：“这恐怕是由于长期缺乏食油、盐和蛋白饮食引起的一种自我生理调控，而导致的强烈心理欲望吧！”我们商定，一旦走出山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一顿红烧肉解解馋。果然，路过西坪[20]镇时，我们用仅有的零钱，美美地过了一顿红烧肉瘾。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河南大学师生饥寒交迫，艰辛备尝，终于在淳朴善良的山区民众的帮助下，经庙子[21]、栾川[22]、西坪等地，陆续到达目的地淅川县荆紫关。此时，许多师生已是身无余物了。
后来我得知，就在我离开嵩县县城时，住在那里的我嫂子娘家老少八口人（她奶奶、母亲、五个未成年的弟妹和一个老保姆）也逃到了县城以西的山区。因我嫂子的父亲在洛阳农工银行支行做事，她娘家系银行家属，所以由嵩县农工银行支行行长张鸣谦安排牛车给她家拉行李。但是，忙于安排职工和家属疏散的张行长，自己却疏于防范。当大部分人离开县城后，他还滞留城内，不幸在敌机的空袭中殉难。他是我的信阳小同乡，人称“老夫子”，为人谦和、正派，素为人们所尊敬。听到他的死讯，我们不禁同声哀悼。后来，我嫂子娘家老小在逃亡途中丢光了行李，受尽了磨难，她的小弟不幸死于荒野。
此时，我的父母在周口，哥嫂在南阳，均因战火不断蔓延而颠沛流离。
潭头“五一五”惨案前后
在河南大学的校史上，潭头“五一五”惨案是极其沉痛的一页。由于校方对于战局的迅速恶化估计不足，缺乏应变的准备，致使一部分师生滞留在潭头，未能及时撤出。由于我没有亲历、亲见这场惨案，所以下文叙述的有关情况,都是事后听知情人讲述或从当事人的回忆录中看到的。
1944年5月15日9时，数百名日军分两路侵入潭头镇[23]。尚未撤离的河南大学师生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但为时已晚。此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们不知该逃往何处。部分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盲目向北山转移，途中与一股从北山迂回过来的日军骑兵遭遇，致使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5月16日，在潭头的河南大学校园变成了日军的兵营。
当时，日军强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等20名农学院师生做苦役。段再丕和助教吴鹏各背1架经纬仪。为了保护仪器，吴鹏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起来，结果被另一名日本兵杀害。石如璨同学遭日军毒打，倒在地上。后来，王直青、段再丕被迫为日军挑担子。
日军离开潭头西窜时，王直青被迫身背5支钢枪，双手各提1篮鸡蛋，与校工吴锡芳同行。50岁的段再丕被迫背着一大捆钢枪。在长达15公里的路途中，两位老人多次遭到日军的毒打。
行至秋扒[24]附近的山间小路时，王直青纵身跳下山崖，滚到河边的大石头旁。日军连发两枪，认为他已被打死，就离开了。次日，他被潭头附近的一名青年发现，后由两个农民轮流将他背回了潭头。
被迫背着一大捆钢枪的段再丕，起先尚勉强能走路，后来越走越难以支持。他的鞋被磨烂了，就用绳子绑上，直至绳子被磨断，无法再穿鞋。行至一个村庄附近时，段再丕要求大便。一名日军让他去路旁的麦地里解，说完便继续往前走，而后面的日军也没注意到他。于是，段再丕乘机爬到该村一户姓常的农民家里，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并得知该村为卢氏县所辖。后来，他遇见了农学院学生王太俊。王将段再丕扶到自己家中，让他在那里整整休养了一个月。
《植物学大辞典》主编、植物分类学家黄以仁教授，当时年已古稀。他和妻子、儿子从潭头镇逃出来后，当地农民阎虎娃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一家三口藏在自己家里达一月之久。这时，黄以仁身患重病，阎虎娃夫妇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精心照料他。他的病情稍有好转，阎虎娃就雇了两个人，用担架将他抬到荆紫关。由于受了惊吓，黄以仁到荆紫关后竟一病不起，不久即含恨而逝。师生们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
医学院学生王庭桢、祖希弼在潭头被俘，被迫给日军当苦力。他们扛着重物行至大山上时，均乘机滚下山去，方得以脱险。但是，祖希弼的膝盖被山石撞伤，导致髌骨骨折，不能行动。后来，他在湖北老河口教会医院动了手术，痊愈出院。祖希弼毕业后在武汉行医一生，现已逝世。王庭桢后来去了台湾，大陆开放后，在沪置有房产，经常来往于沪、台二地。
当年5月底，我陪一位姓赵的同学去西峡口[25]探望其母亲，同时看望了在那里临时居住的张静吾院长和他的侄子张宏中。应河南大学校方的多次邀请，他于1943年春由贵州经重庆、汉中[26]来到嵩县，接替阎仲彝担任医学院院长。讵料到任刚一年，他就遭受了这场家破人亡的大难。他对我讲述了遭难的经过，下面是他的谈话。
1944年5月15日，我和妻子吴芝蕙、侄子张宏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助产士任锡云(我的巩县同乡)、化学系学生刘祖望（我的表弟）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刘祖望妻）、李先觉姊妹一行七人一起逃难。那天暴雨倾盆，没走多远我们就迷路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户农家，屋里空无一人，但灶台上的一锅玉米糁粥和旁边的烙馍都还是热的。我们饿极了，拿起碗就盛饭吃。吃完后，我取了些钱压在锅台上。此时，我听到大门外有人叽里呱啦地喊话，还看到日军已把住了大门，就低声对大家说:“不好！遇到日本人了！”然后，我又用日语对那几个日军说:“我是医生，这些是我的家人和学生。”这些日军走了过来，叽里呱啦地问了一阵，还对我们逐一搜查。李先觉高度近视，动作有点慢，有个日军就劈头盖脸地打了她一巴掌，将她的眼镜打飞。随后，我们就被日军押解着往西走。
行至杨坡岭时，我就和一名日本军医搭讪，说自己是游方医生，老家在开封，问他是否能帮忙将我释放回家。该军医可能是天良未泯，也可能是出于对同行的同情，随即掏出便笺写了个路条交给我，叫我们马上离开。但我们因过度疲劳、饥饿而无力行走，又以为有了这张路条就可保无虞，所以仍坐在路边休息。
这股日军走远后，另一股日军走了过来，又对我们盘问了一番。我拿出路条让他们看，但他们不承认，还把路条撕了，强迫我们与他们一起走。一路上，不时有日本兵过来，哇哇叫着摸女学生的脸。我低声对侄子张宏中说:“看样子我们是活不成了。你是小孩，他们不注意你，有机会能跑就跑。”他说:“叔，我不跑，你咋着我咋着。”
那天雨一直下个不停，道路泥泞难行,加之只吃了一顿饭，我和妻子、侄子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好躺在了路边。一个日本军官拔出战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强行把我一个人拉走，逼迫我给他们牵牲口。走到一条深沟边时，有个汉奸（可能还不属于铁杆）对我说：“你还不跳到沟里？”听了他的话，我立即从坡上滑了下去。日军追到沟边，朝沟里放了一阵乱枪。由于沟里水很多，我全身紧贴在沟边，所以没被打伤。
第二天傍晚，我在当地农民张凤祥老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侄子张宏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了他身受重伤和我妻子吴芝蕙惨死的经过。
原来，我被拉走后不久，又过来了一个日兵，拿着木棍向吴芝蕙和张宏中的头上猛打，致使两人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张宏中醒了过来，看到满地都是血，还觉得喉咙里火辣辣的疼。他摸了摸脖子，才知道自己的脖子被日本兵刺伤了。他很想看看自己的婶母怎么样了，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只好用尽力气爬过去。这时，他觉得眼球都要凸出来了。晕过去两次后，张宏中才爬到我妻子身旁，看到她也被刺了数刀，其中一刀刺中心脏，已停止呼吸了。
由于张宏中的食管被刺穿，所以饭喂到嘴里马上就从脖子上的伤口流出来。眼看着他就要被饿死，我只得冒险下山，到化学系实验室里找到一截橡皮管。我对他说:“宏中，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一定要插到胃里！”就这样，张宏中艰难地活了下来。
随张静吾一起逃难的其他四个人中，刘祖望、李先识夫妇和李先觉在天黑前投井自尽。事前，他们写了张字条，托一个当地农民转交给河大负责人，说明他们不能受辱、只愿一死。他们三人跳井后，几个日本兵还跑过来朝井里面打了几枪。只有任锡云乘日军不备时逃脱。
到达荆紫关后，我见到了任锡云。她向我讲述了自己逃离虎口的经过。
那天傍晚，日军在一个大村庄里宿营。此时，村里的老百姓已全部逃走。日军用长绳子逐一绑住俘虏的胳膊，把俘虏连成一串，让他们围坐在一个场院里。这时，日军已是人困马乏，正忙于吃饭、宿营等事务，因而疏于对于俘虏的看管。我看逃跑的机会到了，就暗自挣脱绳索，向村内的小巷深处跑去。一名日军发觉后，立即追了过来。我跑到一个院子里，把两扇落锁的房门中的一扇端开，进屋后又将门端上。日军进院后找不到我，就悻悻地离开了。在这间黑暗的空屋里，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漫长的一夜，不时传来的战马嘶鸣声更令我毛骨悚然。所幸天亮后日军即离开该村，我才得以逃出虎口。
最近听说斯人已经作古，思之徒增悲叹！
这次灾难给河南大学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致使16名师生遇难、25人失踪。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军暴行，遂被日军用铁丝捆在一起，刺了几刀后扔进一口深井里。
一名逃到荆紫关的中学生告诉我，经潭头西犯的日军，一路上抓到了大批中国学生。到达卢氏县城的一个广场时，日军先用机枪向学生们扫射，然后又用步枪或手枪将受伤后尚在动弹者打死。当时，这名中学生一动不动地趴在死人堆里，才得以生还。
此外，我还听到了一些河南大学师生和当地农民冒险保护学校的图书、仪器的动人故事。
当时，河南大学的绝大部分图书、仪器遗留在潭头和嵩县县城。对此，已撤出潭头的化学系主任李俊甫十分不放心。5月17日，即潭头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便化装成农民，只身潜回潭头，找到了化学系实验室使用的20多个贵重的白金坩埚。他雇了两个青年农民背着这些坩埚，连夜赶上逃亡的师生，并建议校方立即组织力量抢救遗留在潭头的校产，尽一切可能将残存的图书、仪器抢运出来，以便重建图书馆和实验室。逃难途中学校资金匮乏，李俊甫、嵇文甫、王毅斋、李秉德等教授纷纷解囊，以应抢运图书、仪器之急需。
5月23日，受校方委托，李俊甫带领八名师生返回潭头。此时，潭头还弥漫着恐怖的气氛，被日军杀害的群众和师生仍暴尸荒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掩埋了死难者的尸骨，搜罗散失在各处的图书、仪器。
医学院教授张金波（字铭斋，后来去台湾）带领多名学生，绕过敌占区，避开日军、汉奸的耳目，潜回日军占领下的嵩县县城。此时，医学院的图书、仪器多散失在百姓家中。张金波等人在城里秘密寻访，深明大义的群众纷纷献出所保存的图书、仪器，学校也酌情付与酬金，以表感谢。。
日军攻陷潭头时，农学院的图书、仪器虽然也遭受了破坏，但因当地群众及时抢救并代为保管，故损失远较文、理、医等三学院为轻。日军撤离潭头后，经过河南大学教职员工们的整理，大王庙村出动了与以往运军粮时相同的人数，将保存下来的图书、仪器全部运到了荆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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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医学院在荆紫关期间的遭遇
河南大学之所以要在荆紫关落脚，是因为受到当地士绅们的盛情邀请。
荆紫关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濒临丹江，是当时通往西北地区和往汉口转运货物的唯一水陆码头。学校在此暂避，进退较为便利。
不久，大量珍贵的图书和精密仪器被陆续运到荆紫关。经清理，共抢运回图书71125册。但因仓促之间没有用木箱装运，只是用麻绳捆绑，致使一些珍贵的线装书在运输途中受损严重。
在化学系主任李俊甫的主持下，理学院在荆紫关借用民房、安装仪器，组建了12个实验室并很快投入使用，使化学系得以率先复课。然而，当时河大的多数师生尚未走出潭头惨案的阴影，其他院、系均未能复课。
初到荆紫关时，校本部办事处设在马家庙，学生则散居在镇内民房和附近村庄里。由于事先毫无准备，所以师生们的食宿极为困难。多亏热情善良的民众送来了许多贴锅大馍，校方又加发了一点菜金，才暂时解决了师生一日三餐的问题。
四个月后，学校组织了伙食团，又借用荆紫关一所小学并稍事扩建，才使师生们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表面上看，此时师生们的生活似乎安定了。但实际情况是，师生们困守此间，教学工作停顿，思想极不稳定。
对于因大部分仪器、图书未运到而迟迟不能复课，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很有意见。到达荆紫关两个多月后，我和同班同学郑承钧、李秉璨商议了一番，就一同去向校长王广庆提意见。我们说：“时光易逝，我们医学院学生耽搁不起，请求立即复课。若不能复课，就请迁校出省，想办法给学生复课。不应待在荆紫关，天天吃老百姓给的现成饭而问心无愧、无所作为。”王广庆一再表示：“河南大学在河南境内就是在家，处处方便。一旦出省，大家吃什么，那样不是困难更大吗？”
后来，我们又找他谈几次，但仍无结果，只得请求他给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证明书，让我们转学。谁知，我们的请求触及他的痛处。他说：“老弟，你们一走，大家不都跟着都走了？学校不就散伙了？”看得出，这是他的真心话。于是，我们就天天找他讲理：“为什么我们要求转学，就会搞垮一个大学？你不开课，又不叫走，哪有这个道理？”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搪塞我们的托词：“你们没有学籍，没有正式学生的身份，所以不能给你们写转学证明。你们入学后，学校虽然向教育部申报了学籍，但是部里还没批下来，所以不能算是有学籍的学生。”天哪，我们上大学已经三个年头了，竟然连学籍也没有！他这样说，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无法查证学籍是否批下来了，只好顺水推舟，请他给我们开个“学籍报部，尚未批下”的证明书。1944年8月的一天，他不得不令秘书给我们每人写了张“在本校医学院叁年级第壹学期修业期满，学籍尚未呈部核准”的《修业证明书》。
当时，我们是真心想转学的，而距离荆紫关最近的只有设在陕西汉中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从地图上看，汉中位于荆紫关的西面。但实际上，要从荆紫关去汉中，首先要向西北方步行400多公里到西安，再从西安乘火车向西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向南翻越秦岭才能到达。这就是说，如果把荆紫关至汉中的直线距离比作弓弦，那么我们所要走的路就是弓背。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抗战时期，走这样漫长的路更是谈何容易。
动身时正值盛夏，我们三人合伙雇了一辆架子车拉行李。讵料上路不久，我就开始拉痢疾。回顾感染的原因，可能是前一天吃了几枚大青枣所致。鉴于腹痛、里急后重等症状严重，每隔五六分钟我就要蹲在路边拉一次，不久就感到全身乏力，行路困难。就这样走了一天多，我实在是难以坚持了，几次表示要打退堂鼓。两位同伴一再鼓励我坚持到底，把我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此时，李秉璨忽然想起自己携带有一种名叫“燕医生补丸”的药，就拿出来让我试服。谁知服后不久，肠蠕动增强，大量水泻几次后竟然痊愈了。事实证明，该药治疗痢疾确实有效。
此后，我们每天步行多者百十里，少者七八十里。就这样，我们一连走了六七天。快到蓝田时，我因脚底板被刺扎伤，导致化脓，只得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勉强步行。到达西安后，我见到了已结识三年的恋人蒲芸璋，并到她打工的西安红府街智怡医院将足伤治愈。
在汉中，我们遇到了先期到达的同班女同学刘锡鸾。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去见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侯院长虽然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婉言拒绝了我们转学的请求。我们想，这一定是河南大学的王广庆校长事先给他打了招呼，尤其是《修业证明书》的写法、遣词明显是在阻止我们转学。侯宗濂又不傻，绝不会因为收我们几个学生而去得罪兄弟院校。
眼看着继续请求也不会有结果，我们只得返回西安，从此不再考虑转学的事。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只有靠同学们团结一致，与校方进行抗争，才能改变学校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
这其间，重庆《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第一战区部队在中原会战中的大溃败和河南大学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一时间舆论哗然，严厉谴责有关当道并强烈要求追究其责任。同时，上述报道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注意。
在西安期间，我们访问了当地的河南同乡会，诉说了我们的遭遇。同时，我们还与河南大学经济系左派教授王毅斋、外科学教授生景清、细菌学教授褚葆真、皮花科教授刘蔚同和中州医院校友高念祖医生、毕业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和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的多名女校友取得联系。能在异地他乡见面，大家格外亲热。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我们关于河大应迁出河南省的意见。
两个多月后，我们几个人率先出走的行动终于产生连锁反应，使滞留在荆紫关的医学院同学受到启发。此时的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去西安给侄儿治病，短期内不能到校视事；其他主要教授亦多已他去；个别有门路的同学正忙于办理转学事宜；还有部分同学回了家。因此，各年级在荆紫关者不足半数。
面对这种一无教师、二无设备、三无教室、四无实习医院的现实情况，同学们终于认识到，如果按照王广庆校长的办法去做，暑假后是根本无法开课的，还不如去西安另想办法、寻找出路。于是，大家推举学生会代表梁祖翼等人，多次向王广庆校长提意见，要求将学校迁出河南。王广庆等校领导无计可施，只得同意医学院的学生单独行动，前往西安。
1944年10月27日，在同学会和各班代表的共同率领下，滞留在荆紫关的50多名医学院学生冒雨徒步登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安，与我们这几个先行离校、转学未成的同学会合。经河南同乡会头面人物张钫（伯英）、郭芳五等前辈的精心安排，他们在西安西关的西北移民转运站（即新疆移民转运站）住下并领得少量菜金，从而暂时解决了吃、住问题。此后，驻河南荆紫关的河南大学校本部竟然不再管这部分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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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终于迁出河南省
1944年10月，曾留学美国的矿务专家张广舆（仲鲁）第三次出任河南大学校长[27]。上任后，他立即接受了医学院师生的意见，命停留在西安的医学院学生前往汉中。同时，他任命朱德明教授为临时院长，并让徐庆祥（云五）、张金波（明斋）教授辅助他领导医学院；给几位原医学院的教师签发了续任聘书。
1945年春，我们由西安集体乘火车到宝鸡，再雇胶轮马车拉行李，越过秦岭徒步前往汉中，到达城南7.5公里的马家坝。该地濒临汉江，国立西北医学院的学生也住在这里。西北医学院的师生对我们十分同情和友善，故两院相处融洽。不久，我们医学院就因陋就简，勉强复课。
这其间，我们看到美军工程兵和中国民工一起，在烈日下共筑可供各种型号战机起降的大型军用机场。机场建成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各种型号的战机编队起飞，对敌占区的军事目标或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一到傍晚，就能看到一架架战机陆续返航。看到有些飞机侧着翅膀降落，不知是因为飞行员心情兴奋还是战机受了伤。我想，两者可能兼而有之，但有些飞行员恐怕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同学中的精通英语者，很容易就和美军官兵交上了朋友。有些美军官兵得知马家坝有个医学院，就抽时间来这里看看。那时，我们只要一听飞机的轰鸣声，就能判断出是否号称“超级空中堡垒”的B–29重型轰炸机。这种型号的战机曾多次轰炸日本东京和日军的重要军事基地, 可谓是战功卓著。
1945年3月，豫西鄂北会战[28]爆发，荆紫关遭到敌机空袭。于是，张广舆（仲鲁）校长立即命令滞留在荆紫关的校本部和文、理、农三学院，迁往位于渭河北岸的陕西省宝鸡县虢镇石羊庙村[29]，同时命复课仅一两个月的医学院自汉中迁往渭河南岸的虢镇姬家店村。从此，医学院与校本部隔河相望，师生们才得以安下心来，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医学院的驻地是一座废弃的兵营，张金波（明斋）、耿俊彩等老师也住在这里。李赋京、朱德明、张静吾、褚葆真等教授则定期从西安来这里完成自己的课时任务。
这其间，学生们和校方发生了一次冲突，原因是老实的河南学生出省后眼界大开，一致对总务部门的官僚习气及其掌管的学生伙食不满。我们看到，人家西北医学院学生（大半是山东人）也是享受贷金待遇，但伙食比我们好得多（早餐是豆浆、油条，午餐和晚餐是炒菜加汤，且荤菜不断），而我们多年来每顿饭都是八九个人围着一盆缺油、量少的蔬菜。经请教，我们得知人家的伙食是通过斗争才得来的。他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先礼后兵：先推举代表与校方主管伙食者谈判；谈判不成，大家就起哄，或扬言要打架，或真的大打出手。这样一来，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于是，我们医学院首先发难，请校方总务负责人到姬家店，与学生代表谈判改善伙食的问题。谈判过程中，屋里面唇枪舌剑，窗户外人声嘈杂，不时响起喊“打”之声。然而，双方代表都在为自己找台阶：学生代表怕把事闹大了自己会被开除，所以要有理有节、留些分寸；总务负责人则怕惹恼了学生自己会挨打，自然要作出让步。通过这次谈判，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有所提高。
1943年和1945年，英国杰出的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两次辗转来到流亡中的河南大学，一次是在嵩县潭头，一次是在宝鸡，拜访化学家李俊甫教授。两位科学家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河大图书馆在战火中精心保存下来的中国道家经典《道藏》中，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化学家第一次了解到了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化学史。其中关于公元４世纪以来中国冶金术的大量记载，更令他叹为观止。回国后，他编写出了鸿篇巨著《中国科技史》，使当时的世界科技界为中国古代竟拥有如此精湛的科学技术而感到吃惊。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李约瑟首先向中国科学家李俊甫先生致敬。
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开封
1945年5月初，我们还在汉中时，就听说轴心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游击队俘获并处决[30]。不久，又传来了希特勒自杀[31]和苏联军队攻克柏林[32]的消息。这时，我们已经确信，最后的一个轴心国法西斯日本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945年7月，田培林继任河南大学校长。到职当天，他就与师生们见面并发表演说，鼓励大家要乐观向上，因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听了他的讲话，大家的心情十分兴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宝鸡县虢镇渭河两岸的河南大学驻地。我们这些在外流亡八年之久的师生，无不欣喜若狂。我们医学院师生在渭河南岸的姬家店，校本部和文、理、农三学院师生在渭河北岸的石羊庙，不约而同的大放炮仗，欢呼雀跃，热烈庆祝。
此时，我心潮澎湃，兴奋异常，当即模仿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高声吟诵道：
宝鸡忽传日寇降，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师生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西安过潼关，便下洛阳向汴梁。
至于何时返汴（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古称汴梁，简称汴），校方提出了两种方案：一、待陇海铁路全线通车，开封校园修缮完毕后再走；二、若师生们能不怕艰苦，克服困难，于年底返汴，即可于1946年春季开学。阔别家园多年的河南大学师生，早已是归心似箭，一致同意第二种方案。
我回开封是单独行动的。我先从宝鸡到西安，与在智怡医院打工的未婚妻蒲芸璋会合。此时，她大姐蒲兰英携小儿子从成都邮电局复员回河南，途经西安。于是，我俩就和她大姐一起回河南。
乘火车抵达潼关后，因陇海铁路潼关至洛阳段尚未修复，我们只得雇了一辆胶轮马车代步，沿黄河大堤东行。途中辛苦自不待言，所幸不是逃亡而是胜利复员，故心情甚好。到达洛阳后，她大姐留了下来，我俩乘火车回到开封[33]，见到了阔别八年的亲友们……
1945年12底，在外流亡了八年的国立河南大学终于迁回了开封。开封沦陷期间，河大校园成了日军的兵营。走进校园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荒凉景象和残存的日军“亡灵碑”、“亡灵塔”，不由得顿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感。经过一番修整，校园才恢复了盎然的生机，学生们也住进了四人一室的老斋房。
初回原属沦陷区的开封时，法币增值，我们的伙食顿顿如宴席。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统区的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11月，田培林升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遗缺由留德史学博士姚从吾接任。
1947年春，我们第十五届同学开始实习，从此各奔前程。1948年4月，我们领到了由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医学院院长张汇泉联名签发的《国立河南大学临时毕业证明书》。
附：有关历史照片
前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1948年看望居留南京的毕业校友。
后排右1高葆谦，2张静吾，3郑鉌，4王道澍。中排右1赵勋皋，2王文华，3王正，4王必涧，5李广溥。前排右1李圆珠（高葆谦夫人），2丁宝泉，3朱秀玉，4雷仲英。
张静吾、毋爱荣（夫妇）1982年10月来合肥，与留肥的校友合影。前排右1郑承钧，2毋爱荣，3张静吾，4张静吾的二侄张宏任。后排右1李广溥，2刘继武，3韩宗本，4朱兆和。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及副部长贺诚等五人签署颁发给李广溥的医字09863号医师证书。
注：李德全 (1906～1972）是中国第一位卫生部女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北京通县人。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
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第15届毕业同学合影（1947年2月在开封照）
后排右起 1张殿华 2段汝训 3？ 4席来炯 5陈光皓 6李丙璨 7王拱庭 8侯宝义
中排右起 1沈秀兰 2郭桂荣 3赵文润 4？ 5庞仲瑞？6徐言缄？7高逸夫 8杨兴亚 9周文奎
前排右起 1王琴心 2刘锡鸾 3郑承钧 4王夏岩 5王志纯 6李广溥 7王彬 8王道澍
注：带？号者为上届休学插班生
李广溥与蒲芸璋1948年元旦在南京结婚。
李广溥1948年领到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六年制）畢字壹零壹号临时毕业证明书。
李广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进修血液学专业证书(1959年4月)
1944年要求转学，当时校长王广庆故意留难，借口学籍尚未批准发给李广溥的修业证明书。
李广溥在开封上小学时留影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周诒春签署颁发给李广溥的医字8091号医师证书.
注：卫生部长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宁人。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
李广溥医学院毕业照(1947年2月开封)
①] 周口当时名叫周家口，为商水县和淮阳县共管，今为周口市（省辖市）市区的一部分。（本文注释除注明为作者注外，均为编者所加）
[②] 当时的河南大学为省立。
[③] 1[937年9月中旬，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队长洪深，副队长金山，队员冼星海、黄冶、张季纯、田方、田烈、贺路、邹雷、金子坚、白露、王莹、欧阳红缨、熊塞声）应河南抗敌后援会之邀赴开封，在河南大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九一八以来》等剧。该队在开封连演了3天（共6场），观众达数万人。不久，该队赴洛阳、郑州等地继续演出。
[④] 1937年10月21日至12月13日，日军先后占领了临漳（当时属河南省，今属河北省）、安阳、大名、武安（当时属河南省，今属河北省）等地。12月中旬，日军还一度占领南乐、清丰（当时属河北省，今属河南省）两县。
[⑤] 据河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河南大学校史》（第1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称：1937年12月，河南大学“文、理、法三学院迁往豫南鸡公山”。
[⑥] 1939年5月初，日军发动随（县）枣（阳）会战。5月中旬，日军第三师团等部为策应主力作战，一度攻占桐柏、新野、唐河等地。
[⑦]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9月，策应主力作战的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相继攻占固始、息县、商城、潢川、罗山等地，直逼信阳（10月12日沦陷）。据河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河南大学校史》（第1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称：1938年10月，“羁留鸡公山的文、理、法三学院迁至镇平，与先迁去的农、医二学院”会合。1939年5月，“法学院的政治、经济、法律合为经济系，并入文学院”。
[⑧] 潭头镇今属栾川县。
[⑨]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掘开位于广武县（其县城今为荥阳市广武镇）境内的黄河花园口（今属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大堤。此后，黄河改道，夺贾鲁河流向东南，致使豫北、皖北、苏北44个县成为黄泛区（又称新黄河）。
[⑩] 王广庆于1938年10月至1942年3月任省立河南大学校长，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任国立河南大学校长。
[11] 部聘讲座是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特聘者，比一般教授级别高。——作者注
[12] 当时的宝鸡县县城今为宝鸡市市区的一部分。姬家店今属宝鸡市陈仓区。
[13] 1944年4月18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佑一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旅团长多贺哲四郎）先后在中牟境内强渡新黄河，突破中国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阵地，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原（豫中）会战由此开始。
[14] 日军于1944年5月1日攻占许昌后，即掉头向西迂回，5月3日攻占了禹县（今为禹州市）、郏县。5月4日，日军又攻占襄城、临汝（今为汝州市），前锋已抵达与嵩县相邻的伊川县。
[15] 嵩县县城与潭头镇之间的直线距离是35公里。
[16] 1944年5月6日、7日，日军先后攻占了登封、宝丰、洛阳龙门、伊川、鲁山等地。5月7日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蒋鼎文）撤出洛阳。5月9日，日军开始进攻洛阳城。5月10日下午，日军一部已推进到与嵩县近在咫尺的平等、鸣皋（属伊川县）一带。当夜，日军与退守田湖（位于嵩县城东北）的中国军队激战通宵。而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师生直到5月11日才接到撤离嵩县县城的通知，实在是太晚了。实际上，日军战车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一部5月11日下午就攻占了嵩县县城。
[17] 汤恩伯当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嵩县一带作战的军队是汤直接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
[18] 大清沟当时属嵩县，今属栾川县。
[19] 河南方言，把溃散、破碎叫做“呼啦”。——作者注
[20] 西坪镇当时属淅川县，今属西峡县。
[21] 庙子当时属卢氏县，今属栾川县。
[22] 栾川当时属卢氏县，今为栾川县人民政府驻地。
[23]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的《河南会战》中，有这样一段话：1944年5月15日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卢氏挺进队先遣队在蛮峪街西面击溃中国军队“残兵约500人，随后追击逃敌到达旧县。此时雨仍未停，道路泥泞而又坡陡，行军极为困难……在大章路上曾经发现写有‘河南大学××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以此为线索找到其疏散地点，结果在仓库内发现有德国蔡斯公司制造的新显微镜52个，全部予以收缴。挺进队当日在旧县、大章路上进行大休息”。
[24] 秋扒当时属嵩县，今属栾川县。
[25] 西峡口当时属内乡县，今为西峡县人民政府驻地。
[26] 清代汉中府治为南郑县。1913年2月，废汉中府，存南郑县。今为汉中市。下同，不再注。
[27] 张广舆于1930年6月至1930年10月任河南中山大学（1930年9月改为河南大学）校长，1933年8月至1934年8月再度担任河南大学校长。
[28] 1945年3月下旬，已丧失制空权的侵华日军，采用以陆军长途奔袭的方式，发动了旨在摧毁老河口的中美空军基地的豫西鄂北会战。3月22日，日本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各部向南阳一带发起攻击，豫西鄂北会战开始。
[29] 1950年，宝鸡县人民政府由宝鸡市区移至虢镇。2003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鸡县，设立宝鸡市陈仓区。石羊庙村今属陈仓区。
[30] 墨索里尼于1945年4月27日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获，次日被处决。
[31] 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
[32] 1945年4月30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部经激战攻占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2日15时，德军停止抵抗。
[33] 当时，黄河尚未回归故道，故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仍不能通车。
（本文作者李广溥，祖籍河南省信阳市，1923年6月生于西安。1948年4月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历任安徽省立医院大内科主任兼安徽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安徽中医学院大内科主任兼内科教研室主任、徽州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兼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安徽内科学会副主委、安徽血液学组组长等职。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咨监委员。20世纪50代中期引进单极导程心电图学技术，翻译并出版《单极导程心电图学》一书。1964年首先在国内开展人类染色体研究，证明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Ph′染色体的存在。曾参加大别山区消灭梅毒、皖北地区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研究、组织领导安徽省电泳异常血红蛋白流行病学调研等工作。1956年被评为安徽省先进医务工作者。1958年荣立大别山区防治梅毒工作一等功。1984年参加安徽省异常血红蛋白调研课题，获省及合肥市科技成果奖。先后在国内多家医学期刊发表医学论文38篇。1986年以司局级待遇离休。现住合肥市。）
本文编辑 高蓉生 2008年7月脱稿
本文录自《河南文史资料》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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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2 17:44: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就学经历：
我自出生1-2岁后即自西安返祖籍河南信阳灌塘村度童年，承自天津南开中学因贫辍学的长兄李广济在乡给我启蒙教育的基础，1933年春进开封考小学插班生，读省立开封女师附小二年(读三上、三下、四上、五下，其后转学省立第二小学读六下），小学共读二年半毕业。初中读开封中国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随校迁到河南省鲁山县，半年后初中毕业，走宛西镇平县我兄广济处（河南农工银行职员），考取由开封外迁至镇平石佛寺的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旋因抗日战局失利随该校迁至内乡夏馆镇(伏牛山南区)，读至高中毕业。以后去洛阳暂居我兄广济(主编)单位所处白马寺附近一所废庙里的河南民报社，待机升学。42年春在洛阳考取中国海关关员，同时又去嵩县考取迁校于洛阳南面百余里的嵩县县城的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该大学的校本部及文、理、农学院，设在离县城百十里外的伏牛山腹区的潭头镇）。接父亲少卿公（时逃难在河南周口税务局任职）急函，嘱令千万勿急于就业、力主我继续上学。遵父命奠定了我一生从医的道路。该医学院学制六年，我是该院第15届、春季班招收的学生。入学3年后，因日寇大举进攻中原，随校向西南翻越伏牛山腹部，逃亡至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淅川县荆紫关。地方居民供给每名师生馒头每日一斤加上校发菜金补贴，足以维持生活。但久居不能开课，医学院学生敦促校长王广庆先生设法开课，否则要求学校外迁。但校长认为学校在省内可保暂安，恐怕出省困难多，但又怕学生转学外校、分散人心，对要求转学的学生诡称学籍尚未报部批准、不给转学证明书。因此，医学院学生不听校方劝阻，集体徒步八百余里至西安。我和同班郑、李二君已先期到西安经宝鸡达汉中，转学不成后又折返西安等候。此时换张广舆校长掌校。始同意医学院同学们及部分教师集体经宝鸡、越秦岭至汉中马家坝安身，医学院得以暂时开课。直至日军发动鄂北豫西战争、荆紫关遭到日机轰炸，校本部及文、理、农三学院始自河南荆紫关迁校至陕西宝鸡虢镇渭河北岸的石羊庙。医学院这才奉命自汉中迁到宝鸡虢镇渭河南岸的姬家店，与校本部隔河相望而汇合。医学院的驻地是姬家店一所废弃的兵营，勉强开课。1945年7月教育部派田培林先生掌校。我们就是在宝鸡乡下迎接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胜利。12月学校迁回开封旧址。我们我们医学院第15届学生，读至1947年2月完成5年学业后进入临床实习阶段才离开学校。整个大学期间因当局对流亡学生实行贷金制度，不但学杂费全免，伙食由贷金支持，得以免受饥饿、完成学业。我经生理学老师徐云五先生介绍，到老学长高葆谦（河南大学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留日，和徐为大学同班）主持的南京前国防部医务所，实习兼工作。因为那时的医学院毕业，还需一系列的考核手续才能取得医师证书，始算正式医生。所以我48年毕业后，当即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证明书向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申请考试院颁发的医师考核及格证书，再以此证书向卫生部申请正式‘医师证书’，始算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该证书是1948年6月14日由前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周诒春签署的医字8091号医师证书。解放后被要求凡持此种证书者须换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证书，因而换取了经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1953年4月签发的医字09863号医师证书。 但解放后仅凭毕业学历，即可分配就业，不需对医师资格再行复核发证，有没有医师证书，就无所谓了。
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我未随单位迁移，于1948年底在医务所自动离职，后接到因战局迁移到广州的该医务所于49年2月给我函称，因我久不到职、着即除名的通知。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6月中旬经校友刘继武偕干事罗振芳代表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卫生部去南京马家街我的住处，动员我和妻蒲芸璋，另外还有散居在苏州一带的校友闫凤仪、郑承钧、韩宗本、朱兆和、赵庚申等5人，应聘参加在合肥的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卫生部工作。当时聘书上写的待遇是每人月初发大米几百斤补贴生活，包个人医保，另外再给一个战士的供给制待遇（即供给衣、食、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至此，我们这些做医生的人就是正式参加了革命。不久因工作需要，军区卫生部一把手苏书轩部长要我随他由部队调安徽省开展地方卫生工作。此后数十年我即在安徽省各个医院工作。直至1985年年底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筹备医院时以司局级待遇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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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8 18:55:58 |只看该作者
好资料，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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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8 19:17:40 |只看该作者
读了，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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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8 21:09:56 |只看该作者
真是惨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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