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经济增长来源于供给一侧

经济增长来源于供给一侧

金海年

12月13日，《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山西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发表了题为《新供给-世界的理论，中国的创新发展与应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经济增长是来源于供给一侧，从基本理论上讲，需求存在上限，所以，经济增长不是来源于需求简单量的增长，而是来源于新的需求的增长，需求的增长需要供给的创新，老的需求的增长是有极限的，供给又存在着约束，也是同样需要供给方面的创新。因此，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最基本的理论就可以推导出经济增长是来源于供给一侧。

演讲实录：

尊敬的贾康院长，尊敬的首经贸的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在此庆祝贾院长和苏京春博士的新作《新供给经济学》，确实像前面的嘉宾所讲的一样，这本书的问世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也非常的感慨2012年的时候，当时刚见到贾老师，贾老师邀请我一起参加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小组的一些活动，当时也是感觉从供给角度来看待经济的问题，似乎是一个符合整个中国改革开放长期以来思路的一个事情。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就提出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问题从来都是出现在供给一侧，就像前面各位嘉宾讲的一样，中国的需求从来不缺，缺的是供给，缺的是优秀的供给，缺的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供给。

另外，从邓小平先生推动改革，整个思路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他所有的思路，应该说这次新供给经济学的整个思路应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理论性的总结和突破。我非常同意前面专家的意见，世界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热点和中心的移动来产生的，不敢说中国经济会替代美国经济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领头，但是无论如何世界未来经济的一个多极化，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欧美模式，甚至于可能未来还有印度模式，甚至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非洲也会有它的模式出来，未来的多极化也意味着理论也需要多极化，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应该是规律的体现，所谓规律就是如果它只能解释西方国家，不能解释东方的国家，只能解释发达中国家，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恐怕它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规律。规律一定是通用的。从贾老师，以及各位新供给的同仁们，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特别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对于真理的渴求和好奇，还有就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这种社会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都促使到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前进。

Stigler 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标准，经济学理论应该有三个方面，首先它应该与现实吻合，第二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要能够可跟踪和验证。我们把它进一步拓展一下，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有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首先应该有一个归纳性原则，像刚才所说的一定要既符合中国，既能解释中国，也能解释美国，既能解释发展中国家也能解释发达国家。同时，它要能有一个检验性原则，能够得到验证，否则还不能算是科学。第三更重要的一定要能够得到应用，对时

间有指导作用。一方面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制度的供给能够有应用。另外一个就是对未来能够有预测，还有就是像刚才中投白总所说的，可能对于投资这方面也要有所作用。这样经济学理论就更加有意义了。

我们从全球世界经济学的历史上来看，从最开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一直大家都在寻求一个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解释，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贾老师以前都提过了，对于需求和对于欲望来讲，本身经济学的概念往往是很模糊的，对于需求的质和量，以及边际理论方面其实我们感到它还是有很多发展的巨大的空间，到后面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带来的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一次面临着大的危机，面临着大的动荡，所有的理论的总结和面对现实问题的一个解释和解决都是带来了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进步，凯恩斯很重要的问题它可能带给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但是他也带来后来70年代美国滞胀问题的出现，以至于后面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理论，但是我们又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贾老师提过的华盛顿共识，提起来是大家觉得非常有道理的理论，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变成现实，华盛顿共识看起来有道理，事实上它是一个失效的状态。同时，东方、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阶段就是刚才冯教授提到的基本假设问题，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它的基本的假设往往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可能跟实践脱节比较大的情况。所以，虽然它的逻辑体系是很严密的，但是由于它不符合实践的假设，带来的结论往往是很难直接利用到实践过程中去的。

后面的供给学派前面的专家都已经提了很多了，他更多的还是强调税收的边际效应，没有从供给的结构，供给的创新的增长这个方面，以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怎么解释中国这么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东方文化的状态下怎么去解释这样一个发展的规律，跟制度学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学来讲，也有很多差异，包括刚才黄院长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理论，全要素生产理论里最缺少的一个元素构造企业，他只是把所有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以及资源要素和制度要素很孤立的分散开来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单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企业去组织还是政府去组织，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公式里都没有解释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制度对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决定性的。时间有限，我重点解释一下制度的供给，再一个从供给一侧看制度方面，改革就是制度的一个变迁。 “八双五并重”是新供给经济学主要的政策主张，创新创业，“双化”就是新型城镇化和产业优化，“双减：就是减少行政审批和结构性减税，“双扩”就是对外扩大开放和融合，对内扩大内需的结构和效益，“双转”就是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布局，“双进”国有、非国有共同进步，完成大混合经济的发展。“双到位”就是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都要到位，包括第三部门的作用强调，以及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配套。

从基本理论上讲，西方经济学有一些过于简单化，最简单的是它的需求曲线的单向向下和供给曲线单向向上，其实过程中需求是存在上限的，所以，经济增长不是来源于需求简单量的增长，而是来源于新的需求的增长，需求的增长需要供给的创新，这也是可以去解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什么最后需要创新，因为老的需求它的增长都是有极限的，供给又存在着约束，包括主要是资源方面的约束，也是同样需要供给方面的创新。因此，我们讨论经济增长的话，可能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最基本的理论就可以推导出为什么经济增长是来源于供给一侧，同时，我们重新审视人的行为模型的假设，西方经济学最基本

的假设就是理性人的假设，虽然它后面又提出很多社会人的假设和综合人的假设，但是后面的推论并没有基于后面的那些假设，它所有的推论还是基于它的理性认假设来进行的。同时，马斯洛的需求论又是大家经常引用的，可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是从心理学角度划分的，还很少有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压力范式上来划分马斯洛的需求论，我们经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等等问题，实际上决定了个体行为并不是像理性人、社会人、综合人的模型，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机和行为模型的两维的模型，它既有动机的考虑，有能力的考虑。

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重新改造现在增长的模型会看到经过一番运算，我们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三个小写的g ，一个是追赶性的增长，中国追赶发达国家，还有自发性的增长来自我们的创新，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通过严格的模型来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同时要兼顾供给和需求，但事实上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是不对称的，虽然我们都要考虑，但是作用确实不一样，因为供给是主动的，需求是被动的。我们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划分来看，我们划分成石器时代、旧石器、新石器、铁器时代都是供给能力的标志，而不是需求，需求从来都有，如果把现在的手机拿给唐朝人使用他们仍然有这个需求，需求永远是被动的，供给的因素往往是长期的，需求的刺激是临时的，供给的主体是企业，第一主体是企业，政府是一个第二主体就是他提供制度和公共服务。

简单说一下制度的供给，在凯恩斯的宏观等式中我们一般会把政府的支出放在总需求的一部分，总需求如果放在需求里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政府花的钱越多，整个总需求就越大，事实上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政府不是花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很明显有一个最优的区间，如果我们把政府的支出转向为供给预测，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均衡，从理论上来讲，政府的需求曲线对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一个供给曲线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焦点，这样从理论上来讲，甚至从量化来讲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政府支出大概会有一个最优的区间。

同时提供这种制度和公共服务，我们无论是从科斯还是德国的学者史曼非，把制度分成正式规约和非正式规约，往往也是非经济方法进行分析的，如果我们从供给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制度的供给，因为制度的供给角度不一样，角色不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进行研究，一个供给者是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提供软性制度，包括文化、道德、价值观，也就是诺斯所说的非正式的规约，强制制度法律政策的供给者是国家政府、立法机关，还有一类是协商制度，由市场自发提供的，比如我们签署的合同这些方面，我们实际上研究制度是为了提供一个制度的变迁，就是研究改革，改革研究怎么改是非常重要的，还要研究谁来改的问题，如果不研究出供给者的投资回报的分析的话，恐怕很多的改革为什么难以推动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个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量化和模型的研究，因为时间所限就没办法展开。因此，我们研究制度是为了供给制度，一定要划分好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我们把政府的制度供给，我们从他供给的作用来讲可以划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制度供给，包括权力的界定，价值观的体现，秩序、规则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类就是外部性供给，公共服务，由于经济的外部性导致的，需要政府来进行干预的外部性攻击，还有一类是收敛性调节，为什么存在宏观调控，为什么要救市，就是因为本身经济的市场有波动可以进行均衡性的回归，但是如果这种波动是不收敛的，是发散的，意味着它很难回到原来的均衡点，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会一直造成经济衰退，往往很难自己恢复，

因为它是一个发散的，这个时候政府是做一个收敛性的调节。为什么存在前面2008年，2009年四万亿的后遗症，去调节但是没有注意收敛性退出的机制，其实这些方面是可以从理论上，从模型上，甚至从定量上解决的。

因此，我们认为新供给首先它是一个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它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理论，而且它的面向需求，但是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措施会从供给侧来进行着手，不存在需求不足，这是一个悖论，本身还是你的供给能力的问题，所以，不是需求拉动了经济，而是经济增长表现为需求的增长。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恐怕要重新澄清一下。

我们最后举一个例子，机动车的污染问题，你是从需求一侧解决还是从供给一侧解决，如果从需求侧解决就是限行限购，这是消极的，中国人也是人，美国人也是人，凭什么美国人可以每个人享受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可以开车，住大房子中国人就不可以呢？限制需求本身就是反人权的，是不合理的。如果站在供给的角度，美国怎么解决的？从发动机，从燃油解决，现在也不存在污染的问题了，每个人都可以开车，都可以享受科技文明的成果。怎么理解供给创造需求，它是创造一个新的历史还是一个历史的重复，这是从供给一侧思考问题，包括你把人看成负担还是看成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本身的资源所在，这同样是供给侧思考问题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祝贺贾老师和苏京春博士《新供给经济学》新书的发布，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新供给经济学能够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达到中国的复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