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当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他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证明了一个最正确的历史公式 　　 　　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他还说：“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 　　 　　为个人主义正名 　　 　　“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给海外同志写信时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段文字不长，也容易理解，故照录于下：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按：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这里所谓“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有密切关系。因此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以为白话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奥，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话文运动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又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编/杜凤娇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