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见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见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

编者按: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 , 伴随着我

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繁荣《经济研究》, 中,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 坚持, 实, , 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及时更新研究主题, 不断采纳新的研究方法, 为推动,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回顾过去, 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构建未来。值此《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之际, 编辑部特别约请了在京的部分经济学家撰写文章, 以为纪念, 并真诚地期望继续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

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贺《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

刘　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经济研究》至今已创刊50周年了, 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庆贺的节日。一份经济学学术刊物在我国能够经历50年的历程而不衰, 并且其学术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 其学术地位越来越崇高、权威, 其赢得的学术尊重越来越真诚、严肃, 的确是一件十分不容易也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所以, 作为一名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 作为一名学术活动与《经济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学术联系的人, 作为一名学习着《经济研究》而成长的人, 我要特别地祝贺《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 也借此表达我对《经济研究》的敬重, 更借此呈献一份祝福。

一份学术刊物能够长盛不衰并赢得了学者的尊重, 首先在于它与学者之间真诚的学术联系。《经济研究》在中国经济学术界的学术威信, 恰恰是建立在与中国经济学者的无以替代的学术思想的联系上。可以说它是新中国经济学界几代学者, 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稍有影响的学者的共同的朋友。5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 不断发现着、不断培养着、不断烘托着、不断聚集着中国经济学的学术队伍。从老一辈的孙冶方、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等, 到稍后的刘国光、董辅、吴敬琏、厉以宁等;

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相当影响的中青年学者, 都与《经济研究》联系在一起。我以为, 这是《经济研究》对中国经济学建设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一份学术刊物真正具有高尚的学术品德和学术魅力, 关键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敏锐。《经济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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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精神上的魅力恰恰集中表现在其睿智的思想创造性上。并不是《经济研究》的学术思想历程没有局限, 作为建国之后创办的经济学刊物, 必然是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和经济思想史进程, 这其中也就必然有源自于历史的扭曲而产生的思想的扭曲。但总的来说, 除去文革浩劫期间, 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 始终发现着、关注着、发动着、引领着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命题的讨论, 这种学术上的凝聚力, 这种思想上的号召力, 不是源于《经济研究》的行政地位, 而是源于其学术精神上的创造力。可以说, 新中国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真正重大的同时又是实践中亟待探索的经济学命题, 大都率先并且真正深入地在《经济研究》上展开过讨论, 如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经济波动问题、国有企业分权问题、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导向问题、生产劳动问题、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 一系列重大而又极具理论与现实影响力问题的讨论和争辩, 展, 都是以《经济研究》; , 或者说, 中国, 上, 这是一份学术刊物的幸运与骄傲, 年来, 培养并凝聚着中国的经济学队伍, 探讨并提升着中国经济实践的重大命题和中国经济学本身分析问题的科学水平, 因而, 它获得了少有也是应有的尊重。客观地说, 《经济研究》的成就, 仰仗于我国的经济现实, 尤其是仰仗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迅猛程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凝重程度,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国际化进展, 中国经济实践所遇到的矛盾的尖锐性, 所发生的利益冲突的生动性, 所面临的命题的历史开拓性等等, 都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要求, 同时提供着难得的历史条件。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幸运, 更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幸运, 这是历史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挑战, 更是对中国经济学者的挑战。拥有这种幸运和挑战, 是一种历史的恩赐。正因为如此《经济研究》, 才有了特别的机遇。我们感谢并推崇《经济研究》的贡献, 我想《经济研究》应当感谢并珍视历史的这种恩赐。

把握以往的历史机遇十分不容易, 但更重要的, 也是更为艰难的是如何创造未来。实际上,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市场化、中国的国际化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思想的争辩上, 不仅体现在经济学界学术兴趣的变化上, 而且体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 体现在中国经济学队伍的结构变化上, 体现在经济学在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学术规范性的加强上。如何适应这些变化, 使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更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 使学术刊物建设更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是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学期刊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其实, 中国的经济学面对着最为活跃和繁荣的中国经济, 是应当也能够取得既富有创造性又符合历史要求的科学进展的, 这同时也是《经济研究》能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就、能够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的最为充实的根据。

中国特例与一般理论的发展

———《经济研究》50年的思考

樊　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100038)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 50年走过的道路, 完整地记录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程, 而今后50年《经济研究》的成就, 也将取决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它50年生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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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更应该思索的, 也应该是今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如何在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为作为人类科学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首先, 作为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 也许正提供着历史实践中前所未有的实例, 使我们得以深入地分析制度的作用, 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真正融入经济学的理论, 使经济学的分析更加完整。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 应该说许多理论要素都已经存在了, 比如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本身及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分析, 比如“次优理论”, 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 目前一些人忽视制度作用的问题, 不是在于人们的理论分析方法存在“片面性”, 而是在于没有运用已经存在的某些特殊方法来分析特殊的问题, 也就是没有把制度条件的分析引入理论体系, , 经济学目前缺少制度分析, 恰恰可能是有些制度分析还不到位, 存在着有待填补的理论空白。比如, 做, 就是错误的, 成功了则表示不可理解。, 比, 以及体制之间不协调所产生的后果等, 缺乏充

) 这些问题, 恰恰是我在我看来, 从理论上论证(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观点”

们这些身在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中国经济学者能够在理论层面做出贡献的地方, 正是转型经济学研究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魅力的地方。现在国际上有人认为“转型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因为他们认为东欧的转型已经完成, 中国的问题属于“发展”问题(但同时又时时拿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做比较) 。但是, 对我们来说, 体制转轨还远没有结束, 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缺乏理解, 经济学中由于制度分析还不充分而存在的缺陷, 也正说明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能仍是有待发展的理论前沿。从长远来说, 转型经济学的成果也一定会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入经济学体系的大厦。

其次, 中国又处在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个大国发展的崭新实践,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大国发展的种种难题, 或许能使我们对发展经济学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发展经济学已经走过了曲折的道路。20世纪60—70年代中流行一时的理论, 由于没有成功地解决亚洲、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而逐步被忽视;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有关“东亚模式”的种种理论似乎已经终结, 随之产生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但最近几年作为应用“华盛顿共识”楷模的拉美国家重新陷入经济危机与经济停滞的事实, 又使这个所谓的“共识”不复存在。还有没有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中究竟还有没有一个独特的“发展问题”? 还是只要有一般的市场理论、增长理论就可以了? 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独特的发展问题, 因为其他的理论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世纪的难题:在存在收入差距(而且是越来越巨大的收入差距) 的条件下, 一个落后的国家(或落后地区、弱小企业) 如何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 而不陷入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 长期地快速发展, 以至最终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目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混乱看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个简单应用现有理论于发展实践的政策问题, 而是需要补充很多重要的理论要素。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保罗・萨缪尔逊针对中国出口增加、挤占了美国的就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生产率的差距”的时候, 自由贸易也许是有害的(当然这里说的是对发达国家有害, 而他从来没有研究一下为什么在现在的世界上, 自由贸易在以前的多数时间中总是对发达国家有利, 从一开始就实行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一直发展不起来) , 从而为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 接下去的理论研究也许会更有意思:为什么会发生收入差距大于生产率差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工资水平那么低?! ) ? 在一个经济技术能力存在巨大差距的世界上, 在发展的初期, 生产率的差距非常之大, 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 那时实行自由贸易能缩小这个差距呢, 还是会使发展中国家“锁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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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级产品的生产领域? 更不要说发达国家多年来一方面在它们具有生产率优势和成本优势的领域内推选自由贸易, 而在它们不具有成本优势的领域内比如农业, 则一直实行贸易保护(那时萨缪尔逊怎么没有多研究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 。而且, 如果再深入研究, 在不同的研发投入能力(收入水平和资本积累水平) 、不同的教育水平下, 生产率变动的“速率”的差距是怎样的? 为什么一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 最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也就是说并没有实现发展? 这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问题, 也不仅是萨缪尔逊如何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落后国家穷人的利益的问题, 这里面其实有着一些很重要的经济关系, 可能还没有被经济学理论概括和分析出来。

《经济研究》过去的50年, 在今后的50年中, 特色

朱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经济研究》50岁了。作为这个刊物的忠实读者, 我既分享她的辉煌, 也分担她面临的新困惑。因此, 没打算在这里奉献通常的祝辞, 而只想简单地谈谈对这个刊物的理解和期望, 以就教于经济学界同行。

《经济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最长的学术刊物之一。只不过改革开放伊始, 我进了大学才初读《经济研究》, 那时候我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当时我理解, 她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主要是“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研究者”。不久前, 从几位曾主编过《经济研究》的老前辈那里了解到, 这个刊物的对象决定了她一直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所发表的文章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特色, 又贴近现实经济问题分析。这个刊物的学术性, 决定了她并非新闻性或者政策性的经济评论, 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研究成果展台。正因为如此, 她的选稿标准始终是高水平研究成果, 而不是作者的地位或名声。这个传统使《经济研究》成为迄今培养了新中国几代优秀经济学人的园地, 而《经济研究》本身又由于这些经济学人的参与而成为新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刊物。

近20多年来, 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改革中发展, 在发展中改革, 同时带动着经济学人和经济学研究与整个社会一起转型。因此《经济研究》, 发表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转型中的每一个关键步骤《经济研究》, 自身也经历着每一步转型的欢乐和困惑。改革过程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经济类刊物, 作者群和读者群都在细分。《经济研究》高达十多万份的发行量已是昨日黄花, 各方读者和作者对她的风格还不断提出方向几乎完全相左的批评建议。我理解, 刊物对象细分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不过, 与新生刊物相比《经济研究》, 作为一个历史较长的学术杂志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众口难调”。对此, 我虽然拿不出什么灵丹妙药, 但是感到《经济研究》有必要继续为自己寻求转型时期的特色。

如果用“排除法”来描述我心目中的《经济研究》特色, 那么在未来5—10年里, 她依然是既不同于高校的学报、又不同于非学术杂志的高水平经济研究刊物。她的读者群和作者群还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经济政策研究人员、经济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高校的经济学教研人员、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在这一前提下《经济研究》, 的一个特色就是综合性, 而不是专门性, 或者说不是局限于单个经济学分支的刊物, 例如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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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她的特色依然是高水平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展台。发表在这里的作品, 应当以扎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 承载着厚重的经济学思想, 运用可靠而又适当的分析方法, 回答来自基础理论和现实经济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一些读者对《经济研究》的批评, 主要集中在文章的数理方法运用上。在我看来, 只要文章包含了深邃的经济学思想, 只要作者为了论证和说明自己的主题思想而展开分析, 并非把运用数理方法作为文章的目的, 那么不大偏好此类分析方法的读者不妨换个心态来欣赏。

与上述想法相关, 我希望《经济研究》通过文章的选编, 既杜绝那些缺乏严格论证的空泛议论, 又杜绝那些思想苍白的“数学作业”, 还杜绝那些缺少现实根基而只是搬用时髦教条的“洋八股”。与此同时, 引导作者尽可能采取深入浅出的手段, 想。为此《经济研究》, 的匿名审稿制度还须细化, , 以保证刊物本身的“百花齐放”。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或许也是《经济研究》。与“百花齐放”紧密相连的自然是“百家争鸣”。, 不定期地展现经济学界在基础理论、现实经济或。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经济转型期“,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疑应当成为一个中国经济学前沿刊物的鲜明标志。

人过半百, 自然进入老年。然而人生易老天难老, 中国经济学界新人辈出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 这正是《经济研究》历久弥坚同时又保持学术青春的力量所在。

《经济研究》推动着中国金融改革理论的繁荣

谢　平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800)

《经济研究》是中国50年经济学发展的忠实记录者, 也是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27年经济转型的理论支撑者。任何一个期刊, 即使是最讲究实证、最认同客观研究的学术期刊, 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的, 而服务于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注定了《经济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领域的独特地位。与世界一流经济学期刊相同的是《经济研究》, 是中国经济学主流问题的核心论坛; 与国外同行的差别是, 它更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命运, 因而在近30年体制转型中《经济研究》, 成为理论准备的基地和思想碰撞的场所。即使我们不提所有制、价格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等全国学术界和各类刊物普遍关注的大问题, 只要稍加回顾, 某些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提出的独创性观点和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人尽皆知的术语。比

(经济研究》如, 早在1993年樊纲发表的《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第1期) 中明确提出的

“改革成本”思想, 既是12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热烈讨论的话题, 也是决策当局必须分析的重要变

(经济研究》量;1995年钱颖一的《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第1期) 把治理结构概念引入企

业改革领域, 使整个企业改革乃至当前的金融机构改革重点发生了全面调整。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这些10多年以前的学术思想精华至今对中国经济学和体制改革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改革需要理论支撑, 对于作为横跨宏观与微观、体制与行为、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金融体制改革, 理论争论和切磋尤其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四大领域的学术争论都在《经济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制度。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在世界宏观经济学近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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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展中, 货币理论与政策、内生经济增长和真实商业周期并列为三大重点领域, 在《经济学前沿

(齐默尔曼,2004) 一书中“问题》, 货币原理、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列为九大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济学前沿课题之首。货币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随着199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 以及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而逐步深入, 且随着1995年《人民银行法》的颁布而进入了一个研究领域逐

(盛洪, 步细化, 研究对象的技术性日益增强的阶段。在《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变动》

1991《经济研究》, 第12期) 一文中就已经对中央政府(中央银行) 通过数量调节实施货币政策的有

(利率调节) 的改革方向判断。此后一直到2005效性提出了质疑, 提出了从数量调节到“参量调节”

年, 由此衍生的若干问题始终是中国货币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政策的中间目标(夏斌和廖强,2001:《经, 济研究》第8期) 、货币政策规则取舍与设定(刘斌:

用》《经济研究》, 第9期) 、:《经济研究》, 第3期; 冯用富, 2003:? 》《经济研究》, 第1期; 孙华妤等,2003《中国货:《经济研究》, 第7期)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与货币流通速度(张杰, 1997《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 第8期; 刘明志,2001《中国的:M 2/G DP :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 第2期) 等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 从20世纪90年代中央银行把全社会资金计划转型到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取消信贷规模控制, 直至今天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机制设计等, 无不与上述文献的开创性贡献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货币经济学的起步、发展和成熟与金融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而《经济研究》推出的一系列文献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是银企关系和银行体制改革。在中国20多年的银行改革中, 一般遵循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从塑造银行安全性和盈利性角度出发的信贷关系研究。在银行学中, 信贷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子领域, 盛行一时的信息经济学在银行学领域的拓展主要以Stiglitz 和Weiss 的信贷配给理论为代表。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在试图寻找提高银行业整体效率的过程中, 逐步涉入了银企关系和银

(经济研究》行体制改革领域。较早的文献是刘彪和王东京(1992) 的《企业信贷约束软化研究》《第

11期) , 在我国银行业出现整体不良资产上升之前就有预见性地看到了“银行的独立经济利益”在现有的银企信贷关系上受损的事实, 并提出了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建议。刘国光(1995) 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笔谈中专门撰写了《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协调改革问题》, 再度提到了在银企关系中界定各自权利义务边界的重要性。类似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在13年后的今天依然屡见于各类文献中。第二条主线是从建立更为优越的银行制度角度出发的所有制、治理结构改革。这一思

(经济研究》路的形成来自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先生(1994) 的《中国银行制度改革》《第1期) ,

他提出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必须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实现商业银行的自负盈亏, 并逐步打破专业银行的垄断。追忆故人, 检点思想, 我们发现实践对真知的塑造之深及真知对实践的现实引导。从1995年真正开始的商业银行体系建设到今天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从硬化银行信贷约束到目前各家银行所推行的内部评级法, 无不体现了正确的思想在实际操作中的巨大作用。尽管其中有争论, 有反复, 但是改革思想对改革实践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是不容怀疑的。

第三是开放经济和汇率体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学术界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 加上美国经济学家Obs feld -R og off 等人规范性地归纳了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金融体系的潜在冲击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 自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后, 资本流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焦点之一。李扬(1995) 的《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宏观经

(经济研究》济稳定》《第6期) 把资本流动提高到经济金融稳定的层次进行了全面探讨, 提出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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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体制和国内金融体制的一揽子改革设想, 特别是要实施渐进式资本账户可兑换。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恰恰遵循着先放开直接投资、逐步放开资本市场的策略, 在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间寻求精巧平衡。汇率体制改革是更具风险、更需成熟的理论支持和现实论证的内容。从俞乔(1997) 的(经济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的汇率政策》《第10期) 提出建立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

(经济研究》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99) 的《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第9期) 提出汇率稳定(而

不是固定) 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 对我国的汇率体制改革总体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前, 我国的汇率体制改革思路就是兼顾内外经济部门协调和金融安全, 在有利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

第四是金融风险和危机防范。, 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大隐患。:导致的货币危机; ; 三是我国的特殊情况, , , 社科院经济所(1998) 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

(外部冲击》《第3期) 率先从国家风险和银行风险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完备

(经济研究》的界定; 周天勇(1998) 的《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第7期) 提出了从财政注资、银

行效率和币值改革的角度释放泡沫, 以避免突发性金融风暴。1998年中央财政对国有银行的注资、2001年剥离不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银行改革的内容, 不如说是出于对整体金融稳定

(经济研究》的考虑。在微观面, 张维迎等人(2002) 的《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第10期) 对金融稳定的启发意义是深刻的。信用是金融稳定的基础,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改革当局重点研究所谓金融生态环境的动因, 从2000年以来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 对《破产法》的修订和债权保护措施, 都建立在对我国现实信用状况的研究基础上。在转型层面, 樊纲(1999) 的《论

(经济研究》“国家综合负债”———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第5期) 梳理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历

史成因, 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 提出了坏账率下降应该是银行的目标, 重点是控制增量而非清理存量。这给金融改革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所有的改革措施能否保证金融体系在整体上出现可持续的新账不良率下降。这是衡量改革成败的基本标准。

思想是实践的指南。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研究》, 无愧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宝库。尽管今后金融改革仍将面临种种曲折和风险, 但《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思想砥砺和观点碰撞将使金融改革更为理性, 改革路径更为平稳。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00871)

《经济研究》的50年, 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队伍成长的50年, 也是记录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50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可以说是读着《经济研究》成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从1986年开始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大致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许多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凭借《经济研究》这个阵地, 崭露头角, 形成一支“创新”的主力军, 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我的脑子里《经济研究》, 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这里讲两个与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相关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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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是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1985年, 围绕着工业超高速增长和其他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 中央政府宏观控制的中心任务是抑制总需求, 紧缩信贷和财政成为抑制总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这一年, 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经济研究》, 曾几次召开研讨会讨论宏观经济形势,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入中国的。1986年初, 经济学界在如何评价1985年的紧缩政策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是“改革环境论者”的观点, 认为1985年的控制取得了初步成效, 缓解了1984年第四季以后出现的“过热”和紧张状态, 但另一方面, 国民经济只是处在由紧变松的转化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松驰下来, 因此1986年应该继续紧缩, 抑制需求, 同时改善供给。另一种意见主要来自以宋国青和我为代表的体改所宏观室的观点, 我们认为,1985年紧缩过度, , 因此,1986年应该适当放松总需求。这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是对, 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 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本身; , , 总量控制太死就会使调整无法进行。

。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宏观理论仍然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这一理论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等同于消费与积累的分配, 即居民个人收入都是“消费基金”, 由此, 居民储蓄被认为是“节余购买力”, 表明存在“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把信贷的增长等同于货币的增长, 由此认为, 只要信贷的增长超过国民生产的增长, 就意味着需求膨胀。进一步, 这一理论忽视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以及结构性调整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以为只要控制了信贷规模, 就可以控制物价水平, 同时不会对实际生产产生影响。我们认为, 传统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不再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 按照这一理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必然导致一些错误的判断。我们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 认为随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 居民储蓄已成为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必然导致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 信贷规模不再是衡量货币和有效需求的恰当指标, 信贷规模的高增长和货币量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可以同时并存。我们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的文章以及一系列的内部研究报告, 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 中国学术界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建立市场运行机制上, 而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似乎只要有了“市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1983年底, 我已得出这样的观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 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 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 如果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 那么, 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则是改革的主题所在, 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我还认为, 造就企业家队伍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 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1984年5月, 我出席了由当时一些著名的改革者发起的合肥改革会议, 并在会上就造就企业家队伍做了发言, 得到一些与会者的热烈反响。随后我写成了《时代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 就企业家的地位、职能和素质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1984年第9期, 可能是国内发表的鼓吹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这一年的下半年, 我应邀在多所大学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发表演讲, 演讲稿曾在《　望》周刊连载5期。1985年, 我和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到1986年, 伴随改革中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出现, 企业家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但国家所有制的正统性本身不能被怀疑。此时, 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流”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 企业家是重要的, 但所有制不重要, 中国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 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创造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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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而不是改革所有制。我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198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 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 而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 必须改革现在的财产所有制度(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对宽松, 否则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发表) 。随后, 我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者》, 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唐宗　先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决定在1987年第1期全文发表, 清样已经排出, 但由于1986年底情况突变, 讨论国有制的第二部分在发表时被删除。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成为我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基本方向。1999年出版《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时, 我将《企业家与所有者》全文收入。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 失去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下面这段话是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86年第7期) , 它在:, 中国经济, 一是理论上自由探索的需要与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矛盾, “供给”不相适应的矛盾。解决第一个矛盾, 第一需要政治家的开明, 第二需要经济学家的自尊、自信、自立。由政治家去裁决理论争执、进而决定理论家的命运是太不正常了。经济学家要尽快地消除对政治家的依附感, 树立起自立精神来。你想说的话别人不让说而你没有说, 这可以原谅; 但你不想说的话别人非要你说而你说了, 这就缺少骨气了。当然, 在树立自立精神方面, 这几年的进步是很大的。解决第二个矛盾, 第一需要创新, 第二需要引进。中国的问题是独特的, 外国人的理论, 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欧的, 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理论。但绝不能把这一点当作拒绝引进“洋理论”的挡箭牌。西方经济学也是人类文化的遗产, 是一代代经济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晶, 当中固然有不少庸俗的东西, 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一样, 但其中也包含许多科学因素。在经济发展上, 我们是后起的国家; 在经济理论上, 我们同样是后来者。为了创新, 首先得大胆引进。别人已创造了很好的分析方法,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土法上马”。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老在低水平上重复劳动。学习西方经济学, 最重要的是方法, 而不是结论, 因为科学上的革命总是导源于方法上的突破。不要动不动就批评“食洋不化”。消化总得有个过程。无论如何, 先得“拿来”, 才能鉴别, 才能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有人说, 只能拿来“精华”, 不能拿来“糟粕”。这个愿望很好, 但实际上恐怕办不到, 因为精华和糟粕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的《经济研究》已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 这是《经济研究》编辑部同仁和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20年前《经济研究》, 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 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由于这个原因《经济研究》, 的读者群比原来小了, 引起了一些担忧。但在我看来, 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 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 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经济研究》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才能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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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5期

加强重大问题的研究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00010)

《经济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有50, 而《经济研究》在这50, 要了解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 , , 不可不读《经济研究》。为几代经济学人提供了成长的舞台。长大的。青年学子第一次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 。它也责无旁贷地承当了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任务。一些年来《经济研究》, 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研究成果规范化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成绩瞩目。

正是由于《经济研究》的这种独特地位, 经济学界对它有更多的期待。时过境迁《经济研究》, 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挑战。这里我有两个想法或者建议。

一是加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有机遇, 问题、挑战和困难也不少, 其中一些是我们独有的, 其他国家或地区未曾遇到过的。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与此相关的诸多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中长期增长的潜力和内在稳定性, 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约束, 比较优势的变化和“自主研发”条件的形成, 产业结构的特征与调整、优化机制, 就业战略与老龄化问题, 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 如此等等。类似的题目还可以列出一些。这些问题有现实意义, 与政府决策有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 它们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好的成果可以大大提升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所谓的“现实意义”或“政策含义”与“理论意义”是一致的。在一些事情上决策出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论上没有说清楚。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 加快了经济问题讨论的“大众化”, 好处是参与者多了, 发表意见者多了, 其中也不乏有意义的“群众智慧”。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媒体炒作与经济学的理论进步是两回事。某些媒体上炒得很热的问题, 从经济学含义上并没有看到多少进步。经济学的真实进步注定是“专业化”的, 是“小圈子”的, 是需要坐冷板凳的, 如此才能在共同的平台上, 以共同语言讨论问题, 使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科学研究专业化分工的逻辑所决定的, 也是经济学的优势所在。丢掉这一优势, 丢掉经济学的方法和精神, 只是凭“感觉”说事, 往往会使问题愈加混乱。比如“, 资源约束”是近来议论很多的问题。其实“, 资源约束”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资源约束下进行的。如果说某些资源不足就不能发展相应的产业, 那就不能解释为何日本、韩国能够发展起国际上颇具竞争力的钢铁和汽车产业, 也不能解释在资源上不占优势的浙江省为何能够出现全国最具活力的诸多制造业。如果我们在某些资源占有上不具有比较优势, 而同时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或相关资源消耗类产品的出口, 一定要看现有的资源价格是否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 企业的真实生产成本是否得到完全覆盖, 而不能仅仅归咎于“认识落后”。当一种资源价格上升时, 应当同时看到对资源使用者具有加强节约、降低成本的激励作用, 看到资源价格低时不合算的替代办法变得合算了, 看到某些革命性的新技术可能应运而生。在一个开放而有活力的经济中, 即便是相当强的“资源约束”, 也未必成为经济(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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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争鸣与创新中前行

靠拢的过程中《经济研究》, 也有了新的读者群, 他们大多在大学里教书或从事研究。对《经济研究》来说, 最好的方式是两个读者群都能保持, 甚至扩大。

周叔莲教授说《经济研究》, 有很多好的传统, 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许多文章水平很高, 发表之后很有影响。他还指出《经济研究》, 应该注意抵制不同形式的教条主义, 过去是苏联教科书式的, 现在则可能是西方式的。

张维迎编委说, 他觉得最高兴的是《经济研究》, 在建立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游戏规则方面,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前, 引用别人的观点, 除了引用马克思的, 都只是说, 有人认为怎样怎样, 而根本不重视别人的贡献。现在这一现象得到了改进, 。《经济研究》还要考虑的是, 现在发表的文章, 。也就是说, 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说, 作为编委, 。

, 的发展提出了这么多好的建议, , 的研究, , , 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 努力推动学术创新。, 这里面其实有许多重要的课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比如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企业的自主创新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等等, 这些问题在一般的媒体上当然也有不少的讨论, 但理论深度不够。刘世锦说《经济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界的核心, 应该也有可能使相关问题的讨论水准提高起来。刘主编对此表示赞同。

总的来说, 本次编委会成果颇丰, 编辑部将认真研究并吸收各位编委的合理建议, 争取使《经济研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也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给予《经济研究》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本刊记者:王利娜)

(上接第13页)

不发展或慢发展的理由, 所改变了的只是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形态。在现阶段, 用经济学理性正确地“解读”现实, 从而超越“感觉”, 仍然是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经济研究》能够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专业化的讨论, 这不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非常有益的, 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二是加强对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国际上有人认为, 转轨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有可能取得国际领先成果的一个领域。这种看法应当说是有道理的。经济转轨是国际性现象, 不仅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经济转轨, 一些受计划经济较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如上世纪60年代以前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某些拉美国家, 事实上也在经历着经济转轨过程。中国经验的优势在于, 它处在转轨中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独一无二的, 转轨中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也在不同程度上超过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 最近的二十多年时间内, 中国的经济转轨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看, 这样的成功能否延续下去, 有人怀有某种疑虑, 但就是对已经出现的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的解释, 也已构成对现有经济理论的很大挑战。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套用一句老话:当理论不能解释实践时, 我们不能说实践错了。这种状态蕴含了理论创新的契机。中国的经济学人对中国经验有着直接感悟, 但这种本土化的“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竞争优势”, 还需要研究资源向转轨理论研究的集中。《经济研究》如能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把更多的研究资源吸引到转轨经济理论这个潜在突破口上, 对中国经济学的进步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栏目责任编辑:郑红亮) (校对:晓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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