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部队的感人事迹

中国军人特有的政治素养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蓝盔”使命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友谊中得到了强化和提升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外科医生郝天智在2006年9月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心情就像连日的阴雨一样未能‘放晴’——患儿未能如约前来复查，出院时带的药品恐怕已经用完了。队领导指示，组织医护人员再次到患儿家里探视病人……”让郝天智牵肠挂肚的，是一名臀部、后背烧伤导致严重感染的9岁利比里亚儿童。他忘不了眼前那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身上沾满了脓液和血水。撕心裂肺的哭声令郝天智的心一阵阵颤动，他和朱雄龙、韩春红等医护人员立即对患儿进行救治。没有成品药可用，就根据记忆中“银锌霜”的配方，利用现有药品自己配制，护士长和厨师还为这个不幸的孩子准备了特殊的营养膳食。10多天后，患儿未能如约来复查，郝天智和战友们就带着药品和营养品，沿着崎岖、泥泞的小路找到了他家。见到中国军医，患儿全家人都很激动，他的祖母挨个儿拥抱了中国的维和“天使”。全面检查后发现，患儿后背的烧伤创面已经愈合，臀部的大部分创面也明显缩小。在这样炎热、潮湿的环境下，创面愈合得这样快，中国军医调制的药物让当地人感到特别神奇。按说，到患儿家里巡诊，已经超出了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范围，但是中国维和医护人员想的是，如果不去巡诊，那名被烧伤的非洲儿童生命就没有保证。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和对非洲人民的情谊，中国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做了大量“额外”的工作，用真情丰富和拓展着蓝盔部队使命的内涵与外延。在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边境，有两个分别叫作比海和尼克的小镇，长年战乱使得两个镇子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校，仅有的两间用茅草和木棍搭建起来的简易校舍早已被风雨吹得摇摇欲坠。得知这一情况后，正在附近施工的中国维和工兵分队主动联系两镇的政府官员，表示愿意帮助修建一所学校。当10余台机械车辆迅速展开作业，官兵们手持砍刀铁锹砍伐灌木，挥汗如雨地平整场地时，数百利比里亚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围着中国工兵在欢快的鼓点下跳起了民族舞蹈……中国军人所传递的深厚情谊，在利比里亚人民心中打造的是中国的良好形象和大国风范。维和运输分队战士赵飞飞说，饱受战乱之苦的利比里亚人，见到拿枪的人，哪怕是维和部队的军人，也会下意识地往后躲；惟独见到中国维和官兵，他们却会主动接近。在联合国特派团第四战区总部所在地绥德鲁通往渔镇的道路旁，住着凡利一家人。自从第四批赴利维和工兵大队将道路修到那里，凡利一家人每天都会拿着香蕉和橙子站在路边，盼望着有中国维和军人路过这里。原来，中国维和工兵施工时，发现一个十多岁男孩怀中的小女孩已经饿得哭不出声了，官兵们把每人一袋饼干的午餐省下，送给了两个孩子。过了几天，一位当地妇女领着两个孩子，头顶香蕉和橙子在施工点不远处站了整整一个上午。见中国工兵暂停施工，这位妇女走上前来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女儿，是你们给了她生命。”另一个故事同样涉及“等待”。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毒辣辣的太阳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大地，几名中国维和军人却耐心地等候在路边。原来，维和工兵分队桥梁中队副队长魏同辉当天中午捡到了一个上了锁的黑色皮包，他立即喊来两名战士和翻译宋殿义一起在原地等候。一个下午过去了，太阳底下，大家还是坚持守候在那里。终于，一对满脸愁容的利比里亚青年夫妇来到了他们面前，宋殿义见男青年说的情况与实情完全吻合，便将皮包递给青年夫妇。两个人看到自己丢失的皮包完好无缺时，一下子惊呆了。男青年激动地说：“皮包里装的10万元钱，是借来买小货车的。如果丢掉了，我们20年也还不清。太感谢中国军人了！”宋殿义告诉这对夫妇：“即使是一包黄金或钻石，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还给你们的。”利比里亚人民心目中的“中国情”，并不仅仅限于维和部队所做的工程、运输和医疗方面的一切，还有他们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和谐理念所表达的情谊。官兵们通过多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利用执行任务中车队休息、装卸之机，将反映“名胜古迹、国家建设成就”和“中国风情”的宣传画册分发给当地群众，让利比里亚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在参加联合国特派团组织的“世界和平日”纪念活动和联合国向中国维和部队授勋仪式上，官兵们以自编的武术等节目精彩亮相，令友军官兵拍手叫绝，为增进国际友谊、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战火与灾难无法阻挡的名字———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故事伴着“哪里有战争，哪里有饥荒，哪里就有红十字会”的标语，这个源自瑞士的非赢利性机构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与“奥林匹克”，“W T O ”等齐名的认知度最高的名字。□战火中催生的和平组织1859年6月，有个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亲眼目睹了拿破仑皇帝率法军和撒丁军与奥地利陆军为争夺伦巴第地区，在马根塔和索尔弗利诺两地血战的过程。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伤亡4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在烈日蒸晒下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杜南出于同情和怜悯，当即出钱购买药品，号召该地居民同他一道不分国籍地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回到日内瓦后，1863年2月9日，杜南和瑞士陆军总司令杜甫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位医生等一道，组成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被后人称为“五人委员会”。到1880年，五人委员会正式易名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此后的100余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组织。□从红十字、红新月到红水晶该组织以白底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采用了倒转的瑞士联邦国旗的颜色。187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战争时，土耳其通知瑞士政府，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穆斯林军队的信仰，因此，该国即改采用红新月标志。这种单方面改变日内瓦公约条款的做法，是对红十字运动统一性的破坏。由于战争正在进行，考虑到救护伤兵的紧迫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暂时接受红新月标志，战争结束后，这个标志随终止使用。可是，这样一来不少穆斯林国家公开表明支持土耳其，应该把“红新月”标志作为伊斯兰国家使用的标志。1929年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采取了妥协的做法，红新月从此与红十字在国际上取得了同等资格。最近，为了“照顾”对“红十字”和“红新月”长期怀有抵触情绪的以色列人，《日内瓦公约》的192个缔约国在会议上通过了增加新的红水晶标志的附加协议书。伴随着“红水晶”标志的生效使用，以色列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指日可待，国际红十字组织正在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据《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