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中世纪史学的历史地位

论西方中世纪史学的历史地位

476年，西罗马灭亡。这在欧洲编年史是个重大的转折。从此，历史的编辑就由修道士这些人编写，他们不在关注人世间，而关注彼岸世界的天堂，他们不再写人，写人的地位尊严价值，而是赞美完美的上帝。总而言之，基督教开始重新塑造西方史学。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到公元14世纪文艺复兴前的近900年时间。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统治了欧洲的意识形态领域，古典的人文精神丧失，神的意志主宰了一切，而人的尊严被抹杀，人性被压抑、人的创造力被扼杀。西方进入了“黑暗时代”，文化陷入了一个落后的时期，历史学方面，与灿烂的古典史学相比，成就也显得暗淡多了。不过只要我们抛开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成见，还是可以看到中世纪的西方史学成就不是不值得一提，甚至可以说是不应该忽视的。

"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它是15世纪至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来的。由于他们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崇拜者，

他们认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和自己所处时代之间的这一段漫长时期，是文化衰落和"野蛮"的时期，还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高度发达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时期，于是把古典文化衰落至文艺复兴前这一段时间，称之为"中间的世纪"，即"中世纪"。

13 世纪以前，基督教史学占支配地位。那时，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史学家不仅用神学观点解释历史，而且认为基督教史，甚至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用不着去研究别的什么历史。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普鲁塔克等人的名著，因为是世俗学而倍受鄙视，甚至惨遭破坏。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约 180—250），著有《编年史》5 卷，记从创世到 221 年间的历史。这样写历史是荒谬的，但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 一、西欧的教会史学

法国是中世纪教会史学最有成果的地区在公元6世纪就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法兰克人的高卢和图尔主教格里高利（539-594年），其最重要的作品是10卷本的《历史》（通称《法兰克人史》）。

该书从创世纪开始叙述，按照线性时间逐步叙述历史，这种方式体现了早期教会史学以来形成的特点，在史观上，格里高利也将历史著述当作对抗“邪恶势力”的实践。

《法兰克人史》内容丰富，对当时法兰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记载和描述，为研究早期的法兰克社会保留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格里高利也被后人称为“蛮族王国的希罗多德”。

生活于9世纪的法兰克史学家尼特哈德则是中世纪西欧唯一的著名非教会史学家，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史风格，与教会史学区别明显。

加洛林王朝解体以后，法国历史著述基本上就以编年史和年代纪为主，多由各寺院的神职人员撰写，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中。 英国史学的兴起比法国要晚一个世纪左右，以“英国历史之父”比德（Bede，671-735年）为标志。比德的代表作为《英吉利教会史》。该书首次采用了“吾主纪年”（AD）的纪年法，很快就成为了教会史学采用的标准，成为后来的公元。 比德以后的英国史学主流也是编年史和年代纪为主，事实上，这两种体裁正是从英国流传到法国，然后在查理大帝的时代推广到欧洲大陆的。

加洛林王朝解体以后，西欧文化的中心逐渐向德意志地区转移。

德意志最早的历史著作主要还是年代纪，不过由于萨克森王朝将教会机构纳入政府机构，因此，原来由寺院单独编写的

年代纪发展成为了教区的年代纪。威都坎的《萨克森史》和提特马的《编年史》都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个人历史著作。

12世纪中，德意志出现了一位博学而思想深邃的伟大史学家鄂图（1114-1158年），他的代表作是《编年史》，由于该书是以《上帝之城》的模式写成的，又称为《双城史》。鄂图写作该书的目的就在于表现人间之城的苦难与上帝之城的荣光，以宣传教会史学对未来的主张。该书的突出特点是以世界史的眼光将一切当时已知的历史事件相互联系地安排在了神学史观的时间框架中。因此，后来有人认为他是“第一次有世界历史联系概念的历史学家。”

鄂图一生著作丰富，都因客观、真实而被后人高度重视，他的成就成为德意志史学的一个高峰，也为德意志史学在近代的成就打下了一个遥远的基础。

二、独特的意大利史学

意大利的分裂，使其错过了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复兴，从而使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都没有值得注意的史学成果出现，直到10世纪时才出现了一位值得注意的史学家特普兰。但是真正具有意大利特色的史学，还是要从11世纪的意大利市民

革命说起，经过了市民革命，到12世纪，意大利已经有大批的城市获得了独立，意大利的城市史学也随之兴起。，而且西方的近代史学，事实上也就在意大利开始孕育了。

三、拜占庭史学

与西欧主要国家中教权取得的至高地位不同，拜占庭帝国的世俗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基督教虽然是国教，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远不如西欧那样严密，因此，教会史学虽然有了发展，但是继承的古典史学传统还是比较多的。

拜占庭史学的第一位有名的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攸内匹阿斯（约345-420年），其著作为长达14卷的《编年史》，但是多已散失。查士丁尼时代，产生了拜占庭最杰出的史学家普洛科匹阿斯（约500-565年）。他的代表作为《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和《秘史》。

拜占庭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出现在10世纪以后的文化全盛时期，生活于11世纪的普塞罗斯（1018-1078年）是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为《编年史》。在史学思想上，普塞罗斯尤其强调历史学应该申述事实，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只愿写他的时代，而不愿意写通史，这在当时是个独特的观念。

12世纪以后，拜占庭走向衰落，拜占庭史学也随着帝国的灭亡而中断了。

很多人把中世纪简单地看成一个黑暗的世纪，把那个年代看成是文化的荒漠，对中世纪史学的评价也觉得是无足轻重，事实上并非如此。到20世纪初，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对中世纪的文化成就提出了客观的肯定意见，对中世纪史学，自然也是如此。

在评价中世纪史学前，必须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西欧（意大利除外）以教会史学为主的史学；意大利特色的城市史学；拜占庭史学。

其中，最难评价的，当是教会史学。无可否认，中世纪的教会史学以解释《圣经》为主要目的，以“神意”为主导，放弃了史学家个人的判断，使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将中世纪史学看成一无是处，认为中世纪的教会史学就是停滞的“黑暗史学”。我们应该看到，教会史学在中世纪的发展中，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见，中世纪的教会史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确实有不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