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

　　【摘 要】平话人是广西一支重要的汉族民系,大致形成于唐宋时期。长期以来, 因其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广西临江镇的平话人常以“名门 之后”自居,族群意识较强。1949年以后实行的民族政策,对临江镇平话人的族群意识产生 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透过对临江镇平话人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探讨当地人族群意 识变迁的社会文化原因。

　　【关键词】共同体;族群意识;族群建构

　　【作 者】吕俊彪,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9)03-0047-008

　　

　　The lmagined Community and its Imaginations:The change of Pinghua people's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Lingiiang to wnLV Junbiao

　　AbStract:The Pinghua people is an important ethnic group of Huan,whic h waserec ted Up in Tang or Song dynasty,mainly live i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Depende d Ontheir relative predominance in local polity, economyandculture, thePinghuapeopleinLinjiangtownthought of themselvesaSthe offspring of gentlefolk,theirethnic consciousnesswashard.After 1949,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a series oflaws into practice to give specialtreatment to minorities,this policies impacted the Pinghua people's ethnicconsciousnessheavily.BasedOnthefieldworkinLinjiangtown,thispaperhas describedthe change of local people's ethnic consciousness since 1949,andthendiscussed itSsocialandculturalreasons.

　　KeywordS:Community;ethnicconsciousness;the construction of et hni cgroups.

　　

　　在社会学的视域中,共同体(Community)通常被理解为“社群”或者“社区”。斐迪南•滕 尼斯(FerdinandTonnies)眼里的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其内部形 形色色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与生俱有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因而就其本 质而言,共同体是一种处于“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的“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滕氏 把人类的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类型。他认为,母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兄弟姐妹关系是共同体内部最强有力的关系, 而建基于这三种关系的血缘关系则是共同体最具重要性的胚胎。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 体,可以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它可以发展成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 支配。滕尼斯认为,地缘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生活的相互关系,犹如精神共同体可以 被理解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一样,而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①。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被认为 是一种“小共同体”理论,因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传统乡村这一类的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滕氏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把传统的巨大群体“亚细亚”国家与社会都算作共同体的马克思截然不同②。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甚至于包括这种村落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 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所要传达的主要观点之一。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而民族历史的叙述则是建构这种民族想象的重要环节。安德森据此认为民族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并视之为一种政治与文化的构建物,而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则使得这种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一现代民族的形成成为可能③。安氏认为,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在于他们的虚假与真实,而在于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④。安德森试图透过对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之后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分析,来探讨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文化根源问题。他指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从而使想象民族的可能性得以出现⑤。与滕尼斯、安德森等人 对于共同体的本体论式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之于共同体 的定义是本质论意义上的。对于鲍曼来说,“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那是一 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⑥。在此,我们所要追问的或许 便 是,共同体这样一个想象的“天堂”是如何被想象的?又何以被想象?它的根基何在?那个被 想象的“天堂”是否会因时势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族群意 识变迁的田野考察,具体探讨这些问题。

　　

　　一、平话人与临江古镇

　　

　　平话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⑦。秦汉以后,北方汉族人陆续迁入岭南地区,这些南迁的汉族 人 与广西、湖南以及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往,至唐宋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汉族 民系――平话人。平话人因讲平话而得名⑧,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讲平话的人都是汉族人, 不 过也有部分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人会讲平话。现今讲平话的人,主要分布在广西的桂 南、桂北地区,湖南省南部与广西毗连的宁远、道县、蓝山和通道等县的部分地区,以及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县等地⑨。广西是平话人最多的地区,根据张均如、梁敏 、 袁绍芬等人的估计,广西的平话人口超过300万(10)。广西区内讲平话的地区大致 上可以分为桂南平话区和桂北平话区(11)。桂南平话区主要包括南宁市郊区、宾阳、邕宁、横县、上林、马山等县和以及左、右江流域的一些集镇和部分村寨;桂北平语主要包括桂林市郊区和临桂、灵川、永福、龙胜、融安、融水、罗城、柳江、 柳城、富川、钟山、贺县等地(12)。

　　广西南宁市以西约四十公里的临江古镇是一座平话人聚居的小镇,地处邕江上游左、右江交汇处附近。临江古镇共有振兴街、共和街、临江街、解放街、永安街、和平街、中山街、新民街等八条主要街道,有户籍人口4717人。临江镇上的居民,大多数自认为是宋仁宗皇祜年间从山东被调遣到广西平定侬智高起义的狄青平南军的后代。这些居民以杜、梁、杨、黄为主,其中杜姓最多,如今已有三十代。另有部分居民的祖先据说来自广东,是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后代,以梁姓为多,至今也已有二十四至二十八代。根据当地民间人士的统计,1980年代初,临江镇上共有三十四个姓氏,其中又以杜、梁、杨、黄四姓为多。2005年,在临江镇1107户人家当中,共有29个姓氏。其中杜、梁、杨、黄四大姓氏的家户数分别为323户、255户、160户和128户,四大姓氏的家产总数占全临江镇家产数的78.41%(13)。临江古镇的杜姓人祖籍 山东,目前有户籍人口1643人(14)。据杜氏族谱记载,临江镇杜姓人的祖先有两个支系, 一支是宋皇祜年间狄青平南军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中山街、和平街、共和街;另一支系早先在广东南海等地谋生,后来到临江镇经商并定居于此,现主要居住在临江街、解放街� B15)。梁姓人有四个不同的支系,分别来自山东和广东,现有户籍人口1222人,主要居住在新民街、和平街和永安街(16)。杨姓主要来自山东,有三个支系,有人口664人, 主要居住在中山街,也有部分居住在永安街(17)。黄姓有两个支系,分别来自山东和广 东,有人口554人,主要居住在解放街、振兴街、永安街和共和街(18)。临江古镇的各姓人 家,除中山街的杨姓和杜姓,新民街和永安街的梁姓居住较为集中之外,其他各大小姓氏都较为分散(19)。

　　据当地史料记载,现今临江古镇的所在地在唐代时即是一个军事据点,宋代以后才逐渐有平民定居(20)。初来时,但见此地山青水秀,白花盛开,故为其取名“ 白花村”。根据当地人的口述、族谱记述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临江古镇最初的兴起与侬智高反宋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古镇附近建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的烽火台,则为这一说法提供了考古学意义上的证据。据当地一些村民所说,他们的祖先跟随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后便一直驻扎在当时被称为“白花村”的临江,先是在此处驻兵屯守,而后就地解甲归田、生儿育女,成为临江古镇永久的守望者。在白花村,那些来自中原的军人看见此处清溪环绕,扬波逐流,景色怡人,于是将其名改为“扬溪村”,后来又更名为“临江村”。明嘉靖年间,临江镇已初具规模。据郭世重于嘉靖17年(1538年)纂修的《南宁府志》记载,“杨美渡”(临江渡)已成为当时南宁有名的渡口之一(21 )。至嘉靖43年(1564年),临江逐渐成墟(22)。由于水路交通便利,至明末清初,临江 墟已成为左、右江下游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是远近闻名的繁华商埠。民国初年,临江墟的商业十分繁荣,有“临江小南宁”之称。据《南宁市郊区志》的估计,当时到临江赶墟的人口约有五千人左右(23)。当地人认为这一数据虽有高估之嫌,但应 该不会有太大出入。而作为弹丸之地的临江古镇有如此客流量,也足见昔日的繁华与兴盛。

　　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临江古镇遭到了来自周边的据认为有72个村之多的壮族人的洗劫, 自此迅速衰落,只保留有规模较小的早市墟市,临江古镇也随即成为“亦镇亦村”的临江村 (自然村)。只是由于习惯上的原因,临江村仍旧被称为“临江古镇”、“临江墟”或者“临 江镇”。

　　

　　二、想象的“根基”:临江古镇平话人的祖籍想象

　　

　　虽然包括杜、梁、杨、黄等四大姓氏在内的很多姓氏都没修有完整的族谱,但临江古镇上的不少人对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山东省青州府白马县深信不疑。一些当地人说,他们的祖先当年跟随狄青的军队从山东白马过来,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有书为证”。有意思的是,那些认为他们的祖先从广东南海县过来的杜姓人、梁姓人,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白马过来的,只不过他们的祖先并不是直接到临江镇,而是先到广东 ,后来听说临江的生意好做,又有很多家乡人在这里,就过来了。

　　为了考证南宁市郊区一些汉、壮族人家谱(族谱)中所记载的祖籍一“山东省白马县”的 具体位置,1996年至1997年间,《南宁市郊区志》编纂办公室曾多次派人到河南、山东等 地考察,查阅了大量的史志资料,并对照一些墓碑的碑文进行分析,最后认为,广西各地民 间家谱(族谱)所记载的祖籍“山东”并不是现今的山东省。当时所指的“山东”,乃是一个 地理名词,实指崤山或者华山以东地区。民间家谱中所提到的白马县,也不在山东省,而是 在今河南省滑县一带。由于该地地处交通要冲,为军事要地,相关学者疑为当时狄青平南军 的主要集结之地(24)。

　　临江人关于“山东白马县人”的祖籍想象,大概与秦汉以来尤其是宋皇祜年间的军事移 民有关。据史料记载,早期进入广西的中原汉族人,多为军事移民和政治移民,其中又以军 事移民为主。汉族人进入广西,始于秦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秋,秦王朝为了 平定南方,“使尉屠睢发率五十万为五军”,分东、中、西三路进军华南。秦军在西路受 到了西殴、骆越人的顽强抵抗,屠睢被杀,并“伏尸流血数十万”(25)。秦始皇 三十三年 (前214年),秦军征服西殴、骆越,置桂林、象郡。由于连年征战,加上自然条件一时难适 应,秦军最后留在广西的人数估计不足10万人(26)。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 帝平南越, 置九郡,部分守军驻留广西。建武十六年(40年)春,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汉。十八年(42 年)四月,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取道广西远征交趾,次年四月破之,也有大量军队驻扎广 西。宋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起兵反宋。皇祜五年(1053年)正月,宋仁宗派狄 青平定侬智高,留下戍兵“逾二万四千人,(其中)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 屯宾州,五百人屯贵州。”(27)有明一代,中央王朝在广西用兵频繁,在广西境 内共设有10 卫、20千户所,据估计各卫所的兵力人数最多时达到128892名,合家属38万人左右(2 8),移民 人数约为土著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分布在沿江的军事据点,而以南宁、横州为中心的桂南 地区的卫所士卒为1.5万人左右,合家属约4.5万人(29)。从以上史料记载的情 况来看,驻扎 在临江古镇的中原军队,虽以北宋皇祜年间的狄青平南军影响至广,但以临江的军事地位而 言,在其他朝代应当也有军队进驻。若以是观之,则临江人的先祖,应当不只来自“山东白 马县”一地,也不只北宋皇祜年间一时。这样看来,“山东白马县”虽非临江人随意捏造的 “祖籍”,但作为将其族源脉络化的一种策略性的记忆安排,临江人对于故地的想象,或许 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想象,虽然与正史所记载的所谓历史事实可能存在某些相异之处,但却 似乎成就了“山东白马人”作为一个“自然群体”的共同追忆。

　　“广东南海人”的到来,与明清以后外省人的经济移民或有一定的关联。外省的经济移民主要是在唐宋以后才开始进入广西的,主要来自广东、湖南两省。早期进入桂东北地区的经济移民,主要来自湖南,而现今梧州、玉林、贵港、钦州等桂东南地区的经济移民则主要来自广东。中法战争以后,广西被迫开放梧州、南宁、龙州三关,大批粤东商人沿江而上,在西江以及左、右江沿岸城镇开铺经商,经售洋货并收购广西土特矿产,以至于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商业发展格局(30) 。明清以后“广东南海人”的西进,与临江古镇在经济上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临江古镇的振兴街、临江街等是“广东南海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地方紧靠大湾码头、细湾码头和金马码头等临江古镇主要的货运码头,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临江至为繁华的地段。振兴街当时又称正街,是临江镇的商业中心,而临江街被称为“清代一条街”,也是商人云集之地。在当时,大凡运往临江古镇的货物,都是先到这两条街,然后再转往别处。临江镇上一些“广东南海人”的后人说,当年临江的生意十分兴旺,而来自广东的商人则把持了临江古镇的大半生意。

　　至于山东人先至广东南海,而后再从广东来到临江古镇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种无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可能带有一定的攀附性质。这种攀附,或许与临江的“山东白马人”所秉承的惯常的强势地位有关。中国古代的许多城市(镇),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城市(镇),在其原初的功能上,多以防卫为主要目的,因而大多都是先有城、后有市,地方经济的发展往往要服务于皇权统治的需要。与来自中原的掌控着军事权力的“山东白马人”相比,初到临江的“广东南海人”的地位可能是比较低微的 ,而且这种地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会因其财富上的积累而得到明显的提高 。事实上,这种攀附现象非但“广东南海人”有之,临江镇上的壮族人也有。以黄氏庄园的 主人为例,相对于来自“山东白马县”的“广东南海人”而言,黄氏对于“山东白马人”的 想象和攀附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黄姓声称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白马县”过来的,但一些 当地人却说黄姓人的祖先是从隆安县迁过来的壮族人,原先是个屠户,出身卑微,凭着他的 勤劳和节俭,日积月累才逐渐做成黄家的大院子(31)。其实以黄氏的家身,当年 在临江古镇也算不上是什么大户人家,只是家屋的面积稍大,保存相对完整而已。

　　

　　三、实在的“富贵”:临江镇平话人的功名与财富

　　

　　临江人喜欢和外地人说他们的祖先做生意如何了得、一些人家如何有钱以及当地出了多 少名人之类的旧事。虽然临江人也会说他们的祖先从山东或者广东过来,但如今他们更乐意 提起的是临江人的功名和古镇昔日的繁华。从某种意义上讲,临江虽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 但同时也是临江人想象自我的一种方式和工具。而支撑着临江人这种“名门之后”的想象的 精神力量,则是临江古镇辉煌的历史、曾经繁荣的经济以及“贵人”辈出的种种荣耀。或许 可以这样说,祖上的功名与财富,在较大程度上建构了临江人的自我想象。

　　临江人的功名

　　由于自认为祖上来自皇权势力较为强大的中原地区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明清以后 临江古镇的商业又比较兴盛,加之镇上名人辈出,因而临江人常以“名门之后”自居。1922 年的“四月初九”事件之后,尽管临江古镇的商业逐渐衰落,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相对 于周边村寨的壮族人而言,临江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地 位。

　　明清时期,临江古镇出过杨联瑛、杨方礼、梁荣甫、曹言刚等十多名进士。尽管这些进 士都是捐班进士,但用临江人的话来说,“有总比没有好”。虽说这些进士都是“用钱买来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有钱才行。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临江人很有钱,而有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根据有关人士的考证,明清时期,临江古镇共有48人取得了“货真价实”的功名,其中举人11名、贡生31名、廪生4名(32)。民国期间,临江古镇更是人才辈出。临江籍 人士梁植堂曾为广西会党首领之一,班香甫、梁武、黄简初等均为同盟会会员,梁植堂之子梁烈亚曾为孙中山的机要员并担任过邕宁县知事,梁瑞甫曾任贵州黔军司令,梁槐三曾任白崇禧秘书。杜遒枝、梁树芬、班日光等分别毕业于黄浦军校和保定军校,梁树芬曾任南宁警察局局长,而杜、班两人均为国军营长。此外,还为一些临江人或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担任师长、团长、营长等职,或在广西、四川、贵州等地担任地方行政长官(33)。对于民国时期的临江古镇来说,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文治武功” 之人,虽与时势有关,但也确是一件值得荣耀之事。而1949年至2005年,临江镇上共有一百多人考取各类大专院校,近二十人担任大学校长、教授以及地方党、政、军要职,声名显赫。

　　虽然并非所有的临江人家都有人读书做官,但当地人认为,临江人大多知书识礼,是讲道理 的文明人,是有钱的富贵人家。而这一点,是他们与邻村人明显不同的地方。

　　临江人的财富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临江古镇不仅是当地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外地商品进入当地壮族农村市场的主要平台。临江民间的口述资料以及《邕宁县志》的记载都表明,临江作为一个商业相对发达的城镇,具有许多当地其他墟镇所不具备的经济功能,其市场交易的物品也有所不同。据1935年修纂的《邕宁县志》记载,临江古镇墟市上所交易的物品,以织品布匹为主,而其周边的下楞、甘墟、陇墟、金陵、大同、那龙、坛洛等墟场无一不以谷米豆食家畜为主要交易物品。作为城市工业制品进入当地农村市场的前沿地带,临江古镇上的洋纱、布匹、织品等轻工业产品或手工制品货源充足,加之本地大量加工生产的副食品,较好地满足了当地农村的市场需要,也由此奠定了其作为一座繁华商埠的产业基础。一位杜姓的老人说,当时邻村人要想买好东西,就不得不到临江来,因为周边地区的墟场往往只有谷米豆食之类的农产品,很少有城 市里生产的工业品如洋纱、布匹等,而临江则“什么都有”,“他们没有的我们都有 ”,由此或可以想见临江古镇在当时、当地举足轻重的商业地位。

　　以“全民皆商”来形容民国初年临江人的从业状况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经商无疑是临 江人首选的谋生之道。一些临江古镇上的人,尤其是那些住在振兴街、临江街、共和街、金 马街上的人,都说他们的祖先以前是做生意的,很少耕田。临江古镇上保持相对完整的古建 筑,被认为是富裕临江的一种标志。古镇宽敞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似乎见证了临江古镇曾经的繁华。临江人之于自我的想象,与临江古镇的繁华以及临江人 家的富裕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的这种想象,是在与临江古镇周边村寨 壮族人的比较当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一些人更愿意以生计方式来区分临江人与壮族人,在这 些人的想象当中,临江人是做生意的富人,而其邻村的壮族人则是一些只会耕田种地的穷人 。

　　

　　四、国家权力与族群意识的重建

　　

　　对于大多数的临江人家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生活十分艰难的时期。由于传统 的私营商业受到限制,绝大多数临江人家只能从事他们向来所鄙视的农业生产,从而使临江 人在心理上产生了较大落差。尤令临江人感到不安的是,50年代土改运动开始后,镇上一些 以往受人尊敬的“老板”,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地主、富农”之类在当时看来极不光彩的 “阶级成份”,这种遭遇在他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集体记忆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更严重 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几乎颠覆了当地人传统的风俗 习惯。在此期间,临江古镇的大量古迹或被拆除,或被收归集体所有,一些传统的民俗生活 被禁止,一些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也由于被视作“封建迷信”而遭到废止。由此,临江人一直 引以为荣的财富和传统文化,反倒成了他们洗不清、抹不去的“思想污点”。一位梁姓临江 人说,他的爷爷早先是以临江为家,平常到广西百色等地做生意,家里没有一分田,却因为 家境较好而被打成名不符实的“地主成份”,几乎所有的家产都被没收。与此同时,散布于 临江古镇各处的庙宇、祠堂等“封建迷信活动的场所”,是临江人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即“四旧”)的“策源地”,因而受到了更为“无情的打击”。一些临江人 说,自那时候起,临江人惯常所持有的那种相对于周边地区壮族人的心理优越感便消失了,他们不得不过上一种与当 地壮族人大致相同的“新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当地人对于“临江人”的想象,更 主要的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群,一个生产单位和政治动员对象。临江大队(村)高度政治 化的社会生活,使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临江人,逐渐出现分化。

　　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1949年以后,国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位,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内容涵盖民族自治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国家财政从1955年起设立“民族地区 补助费”,从1964年起设立“民族地区机动金”等专项资金,并采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财 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政策,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 4)。此外 ,中央政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还采取相应措施,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以促进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些针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所采取的优待政策,使临江古镇 周边地区的壮族人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实惠,而民族成份被划为“汉族” 的临江人却不在受益群体之列。社会制度的改变,本来已使临江人对于新的经济与文化生活 方式有些“不习惯”,而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更是强烈地冲击了对他们作为临江人的族群 优越感。

　　从某种意义上讲,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对于临江古镇地方生活的渗透,使临江人陷入到 一种双重边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隔离,临江人在经济、文化上无 法保持与其文化母体的同步发展,因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汉族人往往有着较 大差异,而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相对滞后,临江人有时甚至还会受到城市里或者经济发达地区 的汉族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使临江人只能作为一群现实利益的旁观 者,“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壮族人在经济补助、干部提拔、高考录取等方面所享受到 的种种实惠,而自己却“什么好处都没有”。临江人这种“既不是汉族也不是壮族人”、“ 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使其族群内部的认同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临 江人说,以前在壮族人面前,他们还可以“充充大”(有优越感),如今却是什么都没有了。 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一些只会讲临江话的“土佬”,而在壮族人面前他们则是“地位低等”的汉族人。这种认同上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结果。一种结果是当地人只认为他们是生在临江的汉族人,而不是什么“平话人”或者“临江人”,因而对临江人的语言和传统习俗的认同逐渐淡薄,他们甚至以外出打工、经商的方式来逃离临江这个生养他们却又令他们心陷囹圄的家园。另一种结果则是一些人认为“越是受气就越要争气”,他们对临江昔日的兴盛和祖上的种种荣耀念念不忘,因而想方设法保持临江人的文化传统。

　　临江人对于传统的坚守,在90年代末得到了回报。1999年以后,出于发展地方旅游的需要,临江古镇独具特色的古镇风貌,引起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此后不久,当地旅游部门投资数千万元,修通了南宁通往临江的柏油公路,重新翻修了临江古镇的主要街道,并相继修复了临江古镇的一些景点,民风纯朴的临江古镇一时成为当地城市居民周末旅游的心仪之地。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当地经济状况的日渐好转,使临江古镇名声日隆,并由此唤起了临江人对于祖先荣耀的种种追忆和想象。一些热心的临江人在当地老人的倡导和组织下,集资重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的各大小庙宇,一些姓氏开始重修或者新修族谱、家谱,当地人重振临江古镇风貌的热情十分高涨,临江人似乎也因此找回了久违了的归宿感。

　　

　　五、结束语

　　

　　或许正是因为“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才使族群得以建构成为一个“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或许就是,这种建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实现过程,而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逐渐完成的。在回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之后,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位、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样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之后称为中华民族(35)。杜赞奇也指出,若就经验论的角度而 论,在像中国文明这样一些复杂的文明历史中,很难描绘出一幅各自孤立的群体加上与下层分裂而内 在统一的知识阶层的图像,因为中国的乡村早在前现代就已被联系于更大的群体及政治结构 之中。一味强调印刷资本主义对于共同命运的想象的促进作用,势必会忽视书面语言与口头 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那种把政治“身份认同”观念化的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B36)。

　　在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中,有关族群意识的形成,相继出现过“文化说”、“族界说”、“原生论”、“工具论”、“辩证阐释理论”以及“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解释模式。潘蛟认为,族群认同实际上可以沿着“情感一象征”和“工具一政治一经济”这两条可以被综合的进路来实现,因为人们所追逐的象征利益同时也包藏了物的资本和利益(37)。事实上,族群意识的产生,固然与某些“与生俱来”的原生情结有 关,但如果忽视族群意识由以形成的社会场景,则我们就无从把握族群意识丰富多变的现代形态。临江人的个案表明,即使是像祖籍这样一些看似无可争议的根基性因素,也是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建构的。在这种情况下,根基性因素似乎只是一种被用来构建族群意识的材料,而不是形成族群意识的“自然因素”和真正原因。而当一种族群认同变得无利可图之时,它便有可能面临着存续的巨大压力。

　　与此相关的是民族政策的导向问题。共同体的维系是需要想象的。不管是族群还是国 家 ,虽然并不像安德森所说的那样完全都是一些想象的共同体,但要想否定其中所蕴含的想象 成份无疑是困难的。然而,当某一具体的人群对于族群或者国家的想象有着现实的利益作为 支撑的时候,这些被想象的共同体便会立即变得实在起来。在较多情况下,为了夯实共同体 的基础,一些看似与生俱宋的“根基性因素”,常常被不断创造出来。一些临江人说,由于 “吃够了政策的苦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已变得“聪明”起来了。为了能够享受到国 家的民族政策的优待,临江人的通常做法就是修改户口簿里的民族成份,想方设法把未成年 孩子的民族成份改为“壮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尽管他们对于壮族人的认同感并不强烈 。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但凡与少数民族人口沾亲带故的临江人家,都几无例外地把其 子女“改成了壮族人”。一些临江人说,虽然很多人并不甘心这么做,但为了子孙后代们有 更好的“发展”,他们也只好委屈自己的民族/族群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脱离文化根 基的族群建构,固然可以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事人不得不因此而面临 更大的精神压力。

　　

　　注释:

　　①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54至65页。

　　②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载《书屋》2000年第2期。

　　③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又人译,《想象的共 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④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又人译,《想象的共 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⑤(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又人译,《想象的共 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6页。

　　⑥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 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⑦袁少芬,《平话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一论平话人的形成发展与平话文化》,载《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⑧平话的“平”字,目前还没有一致而又满意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这种话的音调 平缓, 故称平话,也有人说这是平民百姓的话。平话在广西各地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除称“平话 ”之外,也有一些地方称为“百姓话”、“土拐话”、“客话”。南宁市周边一些地区,往 往以地名来命名,如“宾阳话”、“津头话”、“横塘话”、“亭子话”、“沙井话”、“ 杨美话”等,右江流域和富宁一带则因说这种话的人多从事甘蔗种植业而称之谓“蔗园话” 。各地自称虽然不同,但他们一般都不排斥“平话”这个统称。参见张均如、梁敏, 《广 西平话》,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⑨张均如、梁敏,《广西平话》,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10)张均如、梁敏,《广西平话》,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袁少 芬,《平 话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一论平话人的形成发展与平话文化》,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1)徐杰舜认为,广义的平话,除桂南平话、桂北平话之外,还应包括、五岭话 (湘南粤西 北、桂东北交界一带的土语)及玉林话,以徐的估算,广义上的平话人口超过1000万。参见 徐杰舜, 《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院庆专辑。

　　(12)张均如、梁敏,《广西平话》,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13)根据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临江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临江村村民户口簿》(2006 年)统计。

　　(14)根据《临江村村民户口簿》(2006年)统计。

　　(15)杜濂章保存,《杜氏族谱》(始修年月不详),2005年。

　　(16)梁建钊保存,《梁氏族谱》(1963年始修),2005年。

　　(17)杨翰燃保存,《杨氏宗支部》(民国十六年始修),2006年。

　　(18)资源来源:《临江村村民户口簿》(2006年)、报道人口述及实地调查。

　　(19)资源来源:《临江村村民户口簿》(2006年)、报道人口述及实地调查。

　　(20)南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军事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 30页。

　　(21)(明)郭世重纂修,《南宁府志》卷三,嘉靖17年(1538年)刊本。

　　(22)(明)方瑜纂辑,《南宁府志》卷二,嘉靖43年(1564年)刊本。

　　(23)南宁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市郊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第46页。

　　(24)南宁市郊区志办公室,《郊区“山东白马”移民考》,载《南宁市郊区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至130页。

　　(25)《淮南子.人间训》

　　(26)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7)(明)方瑜纂辑,《南宁府志》卷二一;徐杰舜主编,《雪球一汉民族的人类 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1页。

　　(28)黄佐,《广西通志》卷三一《兵防五》;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志》 (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页。

　　(29)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志》(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页 。

　　(30)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 西人民出 版社,1962年版;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志》(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524页。

　　(31)据说黄氏庄园是1999年当地发展旅游之后才改的名字。

　　(32)罗世敏主编,《扬美古镇》,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3页。

　　(33)参见罗世敏主编,《扬美古镇》,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3页 。

　　(3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来源:新华网(www.省略),2005年 02月28。

　　(3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宏云一 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6)(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 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页

　　(37)3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 2～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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