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的尴尬(5)--韩非之冤//史上的尴尬(6)--李斯之惑

史上的尴尬（5）——韩非之冤

[ 2010/3/2 11:48:00 | By: 海三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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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冤

中国封建君主们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以儒家的仁义礼教治天下，但正像鲁迅等人说的那样，那些“寡人”们实行的其实是“外儒内法”，孔夫子虽然被奉为万世师表，但只是招牌与幌子，他们内心更加信奉的，是法家那套“严刑峻法”。而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也的的确确完全胜任他们的师职。这个“矛盾”一词的发明者，对人性洞察秋毫，从老师荀子的“性恶论”出发，抓住人皆“畏诛而利庆赏”的人性，阐述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二手，使民众臣下畏威而归利，他明确教导了君主阴险残酷的御下之术。难怪二千年来法家被人们攻击为刻薄寡恩。

你看韩非是如何教导这些“寡人”们的：

“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私心的，严刑是用来执行命令、惩罚臣下的）。韩非明明白白告诉君主们要实行峻法严刑。这严刑峻法断送了多少王朝，害死了多少平民百姓啊。

“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改变）主位”——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为君者，官场就是恶虎相争的角斗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君王要时刻紧握权柄，时时准备着抑制、杀戮爱臣和贵臣。

“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

韩非说的多么明确，臣民显贵，将尾大不掉，功高震主。所以，一场又一场的酷烈的屠杀就不难理解了。

“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君与臣得利益是相反的，何以见得？韩非子答曰：主上的利益在于尊贤使能，而臣子得利益在于无能而任官；主上的利益在于按功行赏，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受禄；主上得利益在于使用能人，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韩非认定君臣之利异，所以，君主要警惕臣下的一举一动。君臣关系成为虎狼关系。

韩非更是毫不遮掩地指出：“人主之患（毛病）在于信人。信人，则制（受制）于人”。这样，就很难让大家讲信用，也很难让人君者信任别人了。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所以，作为臣子的，没有片刻停止他的窥视君主的活动，而君主疏忽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有劫君弑主的事发生的原因）。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七术是：一，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二，有罪必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三，对有功者赏赐讲信用，尊贤使能，四，逐一听取臣子的主张，然后责求他们的功效。第五，用不确切的诏书诡诈地指使臣下，看他们是否忠诚。第六，明知故问，以考察臣下是否说真话。第七，故意颠倒着说、反过来做，以刺探臣下的实情。这七种方术，是君主经常用到的）。韩非子有“御臣七术”、“五术”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他可谓为统治者呕心沥血，竭尽了心智。

韩非干脆明明白白地告诉君主说：

“去好去恶，群臣见素”（君主不表现出好恶的感情，让大臣们无法揣摩——难怪中国的帝王们一个个都像神秘的红衣主教，喜怒莫测，行为变幻不定。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地办事）。

…………

这个真正的“帝子师”，按理应该得到他的弟子即帝皇们的厚遇和感恩才是。史传秦王政读了他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秦王政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王政为了得到韩非，“因急攻韩”。韩王安本来不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于是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但并未获得信任和重用——岂但不用，而且被杀——被他的理论的忠实的实践者——真正的弟子秦始皇杀了。——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吊诡的个人命运，也是韩非理论的最大尴尬了。

关于韩非的被杀，最重要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雄才大略的秦王政从发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因急攻韩”，到轻信李斯姚贾谗言使之自杀——司马迁用文学笔法寄托了对韩非怀才不遇命运不公的极大同情与慨叹。但文学的煽情往往并不等于历史的事实。事实上在韩非与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之后九年，陆续灭掉了其余五国。也就是说，在李斯们说“非终为韩不为秦”时，秦王是不怕那个已经不堪一击的韩了，因此杀之实在大可不必。何况不惜触动千军万马抢来的偶像，哪会这么轻易说杀就杀的！

真正促使韩非走向死亡的，是他与纵横家整个利益集团的矛盾。

《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记载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啰啰嗦嗦地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

莫非韩非真是引火上身，咎由自取？

事实上，韩非平生两大仇敌，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韩非痛恨纵横家，因为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他们行走江湖，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

姚贾正是纵横家的代表，也是在秦国正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物。

而韩非，却是一个坚定的原则主义者。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这套理论在韩国不被认同，在秦国却得到秦王的大加赞赏。韩非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即纵横之术），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从“长治久安”来说，韩非对纵横家的指责是没错的，但秦王政在纵横捭阖中也不得不倚仗纵横之士，包括姚贾他们——而且，在这惊心动魄的征伐争夺中，姚贾他们正发挥着立竿见影的效用。

因此，虽说韩非的理论没错，但在现实的利害眼前，却是得罪一班利益集团的理论。何况，韩非是学者，姚贾他们是政客；何况，韩非口吃，姚贾他们却巧舌如簧。

想得到与做得到是两回事。说得出的韩非却做不到。因而教人法术权谋的韩非到头来却为他的法术权谋所害。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韩非好像也早知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就有过动情的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

史上的尴尬（6）——李斯之惑

[ 2010/3/4 0:43:00 | By: 海三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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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之惑

李斯的性格命运，直到两千多年后的现在仍令人唏嘘不已。司马迁《李斯列传》短短数千言便浓笔重彩抒写出李斯大喜大悲的一生。在准确叙述历史之中，人物性格栩栩如生更像文学；故事跌宕起伏，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这出精彩纷呈的人生悲剧，只要这个社会还有权谋争斗，便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透过司马迁无限的感慨，今天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在那纷争乱世，既充满“危”也充满“机”的社会，李斯具备了也发挥了一个奋斗者的一切条件。他有着远大的志向。他由厕鼠与仓鼠处境的天壤之别发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深重慨叹，尔后对老师荀况表白“诟莫大於卑贱”、“悲莫甚於穷困”， 一番话语掷地有声。发誓要谋取高位，建功立业；李斯具有治国安邦的雄才。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的文才不用多说，《谏逐客令疏》铿锵明快，理足气壮，由远及近，举陈得体，分析独到，见解深刻，从中可见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谋略与眼光。而他辅佐秦王政扫六合，定规制，包括设置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及文字等等，都是不世之功；李斯敢作敢为而且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秦王政的逐客令下，其他宾客纷纷逃离还来不及，李斯却能抓住这个危难中的机会，不但转危为机，而且进而为客卿，为长史，为丞相，终于一步步进入权力中心。

但李斯却有他致命的性格缺陷。这个缺陷在《李斯列传》中通过赵高与李斯的长篇对话非常精彩地呈现到我们眼前。当赵高试探地征求李斯的意见说：“陛下驾崩了，原先赐给长子胡苏信，到咸阳办丧事顺便立为太子（继位）。但现在信未送，这事也没其他人知道。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定谁为太子，只在您和我这两张口——这事怎办好呢？”李斯马上坚决反对说：“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但经过赵高颇为鞭辟入里的分析比较和“将心比心”的循循善诱，李斯虽然也深知“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的教训，但终于还是认同了胡苏继位对自己不利的分析，接受了赵高的改立太子阴谋，终于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按理，身为丞相足智多谋屡立功勋的李斯也应深知赵高的为人与盘算，在这个关键时刻应拿出点丞相掌握实权该有的决断，但偏偏就在这个最应该掌握主动权甚至主动出击的时候，却自动地完全地解除了防卫的武器。这是因为赵高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命门”——他的过于贪恋权位的性格弱点。后人评价李斯的性格命运就是老鼠的性格命运——只顾偷食，忘了安全，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其实，本有雄才大略的李斯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如此愚弱，是最为典型的“利令智昏”者。

以后发生的事就自然而然了，赵高利用二世胡亥，完全像个导演，李斯则一步步按照赵高的剧本出演他的悲剧。不久后的二世二年七月，李斯父子终于被腰斩咸阳市（场）。李斯对他的儿子哭诉：“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非不是痛恨纵横家么，如果韩的被杀也有李斯的一份功劳的话，那么，后来为虎作伥的李斯也恰恰验证了纵横家不可靠的理论（李斯虽为儒家子，但见利忘义之，本质实为纵横家者流）。

人生社会自是个名利场。看轻看淡名利已为不易，看透看扁名利更难。《雍熙乐府.行香子》云：“名利贪婪，世事尴尬，空使人白发髧鬖。”其实这名利贪婪何止使人有“空使人白发髧鬖”之尴尬，有时名利贪婪更是使人迷失，变成傻瓜，变成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