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检讨书

这是一份检讨书，检讨我在大学时代的一些无故“缺席”行为。我对这些“缺席”行为耿耿于怀，并且直至现今仍要作出检讨是因为本人当时已是法律系的学生，却没有一点的权利观念，懵懂无知，与法律精神格格不入。
那时的学生宿舍美称为“公寓”，其实也就是一幢幢六、七层高灰头灰脸的楼宇罢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置四张双层床，住八个人。空间的拥挤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整座“公寓”只有一台电话机，而且是通过学校的电话总机进行接驳！那台唯一的电话机是老式的转盘电话机，得用小指头插进盘里顺时针地拨弄完号码才能将电话打出去。电话机就摆放在一楼的传达室里，每当外面有电话打进来，传达室的老大爷就向楼里头那个时好时坏的传音器使劲喊：某某某房，某某，电话！那天我风风火火地趿拉着拖鞋跑到一楼接上了电话。说了一会，冷不防电话里没头没脑的冒出一把妇女的声音：“快点聊！”奇怪，怎么回事？我问电话里的对方，对方说没听到妇女的声音，噢，可能是电话线出故障，窜线了，我想。不一会，刚才那把妇女的声音又响将起来：“还没完？人家等着用电话哩！赶紧！”很不耐烦的样子，我到底搞不懂今天的电话是怎么回事，心里局促不安，匆匆挂了电话。后来将此事告诉了同学，同学笑得人抑马翻：“哈哈，那是学校电话总机的接线阿姨在跟你说话呢，她们都喜欢这样做，她们也有这个权力……”是吗？她们都喜欢这样做？真见鬼！我骂了一句，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未放心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侵权了。

到大学三年级时，学校购买了一套膳堂结算电子系统，膳堂里每一个营业窗口都安装一台电子付款终端，然后是每一个同学都得购买一张电子饭卡，学生自主存款入卡。每次购买饭菜时，只要用饭卡在营业窗口的电子终端刷一下，终端便会显示该饭卡的余额，然后由司膳员按数字键盘从饭卡里扣除款项。此举大大方便了分秒必争的同学们，缩短了排队打饭的时间，但新的情况随之出现，当饭卡的余额低于十元钱时，每一次刷卡，电子系统便发出“哔、哔、哔”的声音，持续数秒的时间，此时周围的同学，不管相识不相识的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发出一些哄笑，有时司膳员也会笑着说：“同学，要快点去存钱咯！”听不出同学们与司膳员的笑声和话言里是否含有嘲笑的意思，但使用饭卡的当事人却自然而然地有了尴尬的感觉！至少本人当时便每每有尴尬的强烈感觉，感觉自己的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归尴尬，我亦无可奈何地习惯了哔声，仍未想到要向校方反应一下情况，要求改善一下系统的程序设置，放弃这种名为善意提醒，实则有损权利的哔声。作为法律系学生的我，权利意识再次缺席。
毕业后不久便听说每个“公寓”里都分装了独立的电话机，不会再出现“阿姨插话”的事件了，但膳堂的哔声仍不时的伴随着善意的笑声此起彼落地响着。
然而最能考验我的权利意识的并不是上述这两件事情。
在我们上大学时，东北地区的高校普遍地一次性收取了四年的学杂费。临近毕业时，一些同学发现同城的其他几所大学都已按国务院、国家教委和国家财政部等单位的联合发文，将预收的学杂费兼利息退回给学生，但本校却不见丝毫的行动和表示。于是乎，同学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商讨此事，谋求向校方反映意见的方法。我的几位法律系同学负责查找法律依据，几经艰辛后，终于从旧报纸上复印到相关的部委文件，然后挨门挨户的将资料分发到每个宿舍里，以期能唤醒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活动中来。在毕业生居住的6号楼前，经常聚集着一些同学在讨论此事，由于未能形成比较固定的领导机构，整个活动只好由几名比较活跃的同学主持着，然而工作却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部分同学开始了签名行动；一部分同学作为代表与学校的领导进行了对话；一部分同学开始了义捐经费活动。
学校学生处的老师接待了代表同学，并拿出了一些不能令同学们满意的理由来，最后口头答应与学校更高层领导商量后妥善处理好此事。结果，学校动员各院系指导员、学生干部在学生中做工作，分化瓦解，孤立活动的带头同学，一些积极的同学更被学校的保安人员全天候贴身跟踪，学生当中也开始出现杂音，不了解者有之，不理解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退费”活动进入两难的境地，再加上毕业前择业问题的困扰，参与活动的同学们便“理所当然”地快速地分崩离析，校园复归平静。然而，秋后算帐的事情不久后便不出意料地发生了。毕业典礼之后，本班的一名同学被校方认定为活动的“积极分子”，毕业派遣证被学生处扣压住不放，我的同学不得已地找到了副校长，找到了学生处处长，赔了四天的不是，最终才换来校方的“原谅”，“赎”回派遣证！一叶知秋，其他所谓“积极分子”的同学的境况可想而知。
当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在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正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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