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江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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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李玉

内容提要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政党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没有实质改

变。组织松散是各个时期的通病，内部联络与控制方面的局限一直存在，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主体未有大的变化，孙中山等人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该党在政治理念与党员结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内部沟通、政治渗透与党势扩张得到显著加强，党的功能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不过，国民党改组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诸如党魁集权制、国＿ｇ－党内合作等，又导致了此后该党的结构动荡。

关键词

李

同盟会国民党结构与功能

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２１００９３

从同盟会成立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不论对政党自身，还是中国政治走向，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这一变革历程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在将历史事实大致厘清之后，笔者不揣谫陋，拟对国民党早期历程贯通考察，进行综合检讨，错舛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一、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国民党：均非“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

作为中国国民党“元祖”的中国同盟会，虽然在中国政党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若从组织与运作方面剖析，则存在明显缺陷。史实表明，中国

★

同盟会虽然颁布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制定了组织规章，成立过各级领导机构，但受限于历史环境，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党的完整形态。作为该党中央的东京本部，几度名存实亡，该党领袖孙中山的权威多次受到严重挑战；同盟会虽然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但其基层组织的重心在海外，在国内则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同盟会未能建立起近代政党必要的通讯（沟通）机制，组织联系十分薄弱。维系同盟会的精神因素虽然不能排除党纲、党义，但更主要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感召。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同盟会发动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一个党证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感情问题，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忠诚的问题。而且由于运动的

本文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变》（项目编号

２０００ＺＤＸＭ７７０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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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擘。ｔ研究

松散的组合方式，它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同盟包括“输入的”和“输出的”。例如在著名比较政治会内部因于宗派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与分裂不断学家阿尔蒙德的设计中，政治系统“输入的”功能增加，这些分裂对中国革命进程不能说是坏事，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但对于政党组织而言，则是其凝聚力不强的写益聚集”和“政治通讯”，其“输出的”功能包括“规照。可以这样说，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产生了广则制定”、“规则运用”和“规则裁决”…。政治系统泛号召力的泛政党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名义下进的循环过程可用如下图示：

行活动的团体，认同的是其主导的革命排满目标与民主共和理想。正因为如ｌｉｔ，我们可以说中国输输

同盟会是一个胜利了的革命组织，而并不能算一入

出

个有效的、成功的政党。

士

辛亥革命之后，公开政治面目的中国同盟会资料来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虽然受到革命成功后有利形势的激发，政治地位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页。

一度扶摇直上，尤其是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和虽然这一模式是针对一般政治体系而设计各省政府中的优势，使同盟会会员的身ｆｉｒ倍增，的，但对我们研究中国国民党不无指导意义。从中被“视为奇货可居”硷１。同盟会也成为南京临时政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这一以革命为府ｔｊ，－ｊ－期左右政坛的“独一无二之大党”【”。但随着主要目标的政治体系在“输入”方面，基本上未有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ｔ！ｔ凯而带来的日益严根本性变化。从治党理念上来说，“三民主义”或峻的政治现实和国内其他政党的迅速壮大‘”，同“二民主义”昭示的只是一种奋斗目标或革命理盟会不得不扩充组织，与其他五党（统一共和党、想，而且这种理想同政党或政党精英人物的现实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蒙藏联合动机是不尽一致的。同盟会的真正凝聚力在于革会）合并为国民党，以适应政党竞争的需要。民元命排满，建立共和制度。民初国民党的主要目标在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较之同盟会大为改变。于“以政治手腕制胜”，“宋案”发生后，则演进为议其政党功能亦不同于前。不过，就组织建设与党会斗争与武力抗袁两条道路。中华革命党的核心纪规范方面而言，国民党较之此前的同盟会不仅理念即在“倒袁”。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成立，也只是未有实质性的改进，甚至有所倒退。“不择手段吸一种团结进步政治力量，推进护法运动的应时之收异党分子”［５１，“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举。这就是说，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在理彻”№１，是国民党党势扩张的总体写照。

念输入方面，基本上包括两个部分，一种是理想性正因为国民党本身由多党合并而成，且又广的，即孙中山构建的、虽然间有改进，但未有实质纳党员，所以其势力“磅礴于海内外”ｆ７】，仿佛进入变化的三民主义（中华革命党时期为“二民主义”）了政治发展的“黄金时代”［８１。但国民党的“政党内理论，另一种是现实性的，即为继续完成未尽的革阁”、“议会政治”梦想，最后破灭于军事强权。政命事业而适时制定的革命策略。其政治理念的中党政治和军事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孙中山的办党心是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理论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理念，中华革命党应时而生。在党员素质与组织等人对中国革命之经验教训的总结。政党的反馈建设方面，中华革命党较之国民党大为易辙。但决策系统基本上是独立循环的，其政治激发因素此举对该党功能与作为的影响并未持续多久，袁未有根本变化。还有，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初世凯死后，失去革命对象的该党，党务长期停滞。期，扩大政党的社会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同盟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政治输出的辐射范围十分有限：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只是革命活动的一面旗帜，一个精神家园。中党的影响主要在海外，民初国民党虽然在全国范华革命党人的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围建立了组织，但政治辐射力度不强。中国国民党在该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成立初期也并未将扩大政治辐射范围列为工作重依然十分明显。

点。该党“热衷于打仗，渐渐脱离了群众”，乃至直如果以政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

到改组前，“在北方，群众对国民党一无所知。华中来判断，则可以看出，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地区对这个党的了解也不多”【１０】。

党成立初期，其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其实

组织联络与控制成效，亦是检验一个政党运没有根本性变化。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分析一

作效能的重要方面。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个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其功能又

民党，在这方面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历次所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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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虽然不乏对各级党部建制与运作的规定，但地方组织并未得到中央党部的紧密控制，涣散与无序是基层组织的普遍写照。例如同盟会会员“在填写盟书以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不是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ｔＪｚ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的限制。许多人所谓是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指他们历史上曾履行手续，参加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由于“同盟会员之间的联系很薄弱，信息不通”…】，缺乏纪律严明、自上而下的组织链接，因此，同盟会本部“甚至连地方革命活动家中的最坚定分子也不能完全控制”［１３】。民初国民党不仅上层“鱼龙杂处，真伪不分”…】。基层党部更是凌乱无序，许多组织吸收党员“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组织沟通与约束呢？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非常希望在组织控制方面，“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体一志，无有差贰”（“】。该党不仅实施了填写誓约、加盖指模和庄重宣誓等人党仪式和约束党员办法，而且由孙中山直接任命了７４０余名党务重要职员¨”。但实际效果也不太理想，据孙中山自己说：“派人回内地组织机关，……但此事每易生不统一之弊，港地现有数十机关，各不相谋，半系逞头角者所为，而由外洋热心同志所派回者，亦居其半（由美洲回者最多）。其始意本在联络疏通，乃机关告成，常与初意违反”［１８，。他叮嘱在南洋负责筹款的邓泽如：“请公等筹得（款项），切不宜直寄香港，盖香（港）机关林立，各不统一，然彼等口称必服从本部之命令－ｔｇ＿，。倘南洋款直汇香港，则彼持以反对本部，而消灭革命党之主力耳。如此行为，是无异间接为袁世凯之助也”¨”。可见，中华革命党的“不统一之弊”依然较为严重。在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同样“既没有党的纪律，实际上也没有党的组织”。乃至在９：ｔ－产国际代表的眼中，将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来谈论”，是一件“可笑”的事情【２０）。

从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来讲，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占据党内主导地位的是“一群对领袖孙中山抱有个人信仰的人的结合体，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２ｌ】。到国民党改组前，党内的同盟会员级“元老”人物，主要包括汪精卫、胡汉民、居正、田桐、谢持、林森、邓泽如、邹鲁、张继、冯自由、廖仲恺、李烈钧、张静江、谭延闽、许崇智、柏文蔚、彭紊民、伍朝枢、叶楚伧、戴季陶、石瑛、石青阳、丁惟汾等，这群精英人物虽

然可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革命理念与策略，但其“思想资源”是单一的，不仅不可能对政党的发展路线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会因于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资历而形成维持自身既有地位与权益的历史惯性，最终结成抵拒国民党政治改革的派系。

再从政党在革命实践中的地位考察，从同盟会到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党权地位并不彰显。同盟会时期，党权从属于军权，作为中央机关的东京本部有名无实，真正的中枢机关是随着孙中山的军事行动而转移的。民初国民党时期，政治境遇虽有所改变，但党权也并未独立，党的活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议会选举而展开。民初国民党虽然声势强大，但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旗帜下的政治精英的集合体，就政党而言，不仅制度建设散乱无序，更未彰显出党权的至高地位，作为一个独立社团的国民党的权利是微乎其微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初期，执著于护法运动的孙中山，看重的是能够指挥军队和规划国是的“大元帅”、“总统”等职位，作为政党在很长时间只是一个政治招牌，设在上海的本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人才聚集点。所有这些均反映了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早期，政党组织建设与党权构筑的严重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说，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中国不存在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２２１。

二、国民党改组后：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及其遗留问题

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使该党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在“输入”方面，因应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诠释，在建设民主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生主义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尤其是在建党方针方面，“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改造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人员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加盟，改变了中国国民党成员构成，尤其是思想结构。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民主思潮的不断高涨，民众对国民党的参与热情也日渐提高。凡此种种，无疑使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改组的结果之一，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被进一步升华，在反对帝国主义，宣传革命理论，依靠人民，扶助农工等方面较前有了重大进步。这一理念体系是国民党适应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形势而作出的重要革命方略。尤其是“一大”之后确立的“联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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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等基本政策，为该党政治结构的不断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改组之后，党务系统开始自成体系，党权日渐抬升，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以党治教等原则开始陆续付诸实施，建立以“党代表制”为核心的各类政治指导机关被摆在优先地位，“党领导一切”的局面开始初步形成。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显著加强了政治渗透与内部沟通。政治宣传和组织建设成了改组后国民党的两大任务瞳”。归结起来，中心思想就是“即欲唤起党员之精神，扩张本党之势力”［２４１。国民党中执会对“怎样把国内各地方的党务发展起来”进行了充分研究ｎ”，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党的执行部，制定了《各省党务进行计划案》，指派了各省党部筹备负责人。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政治运动促进党务发展，又藉壮大党势推动政治运动。举行集会讲演，广泛散发政治传单，成为当时扩大政治影响，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的．ｇ－见手法。以救国救民和实行国民革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号召，打动了大量的２１２人、青年学生与农民，使他们开始信仰国民党，“－纷纷ＪＪｎ入者甚众”【２６】。一蝗国民党籍的地方长官则利用行政权力，“极力培植，助长党务发达”１２７１，甚至号召所属民众“一致加入国民党”［２８ｌ。国民党中央在孙中山逝世后，进行了专门的征求党员运动［２９１。广西和上海等党部也进行过“大规模征求党员运动”，号召“凡本党部所属同志，均应切实负责办理，以期党务发达”㈨】。从中央到地方，党务经费ＹＩ＝支“比较各费倍为注意”［３１】，党务经费独立化趋势在不断加强，对党务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经过有组织有系统的党务扩展工作，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展较快，党员规模迅速壮大。在某些区域党务建设“突飞猛进”，基层党部“遍及城乡。山陬水涯，党徽时见”【，“。从总体而言，国民党党员构成重心，也由海外转向国内，军人、工人、农民和学生成为主干成分。另一方面，从基层开始的执行委员（会）制，定期、不定期的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制。使国民党内各层次的内外沟通得到显著改善。定期进行的党员登记，党性与政治教育等活动，则使组织对党员的吸附力不断加强。而党的监察系统，专门从事党纪监督与纠弹，从中央到地方，对违犯党纪行为均给予相应处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各级党部的组织严肃性与运作规范性。凡此种种，均有助于改组后国民党总体素质的提高。

不过，国民党的改组也有不少遗留问题，ｘ，：ｌ－此后国民党的结构动荡和功能转化有着直接的

影响。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孙中山就一直是党的最高领袖，从未动摇过，且其领袖的绝对地位又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以党的规章形式作了严肃确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有如此评价：“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我曾经听见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３３】。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在党章中写明：“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３４］。不仅如此，孙中山对出席一大的部分代表和大会主席团、各专门委员会均有直接决定权，对党内的重大事宜有最后裁决权。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通过将认真学习领会孙中山著作、恭读孙中山遗嘱、举行总理纪念周、缅怀孙中山丰功伟绩等纪念活动纳入党的日常生活之中，进一步将孙中山神圣化。由此也证明，孙中山在世时，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都是一种魅力型政党。在这类党派中，“统治者的魅力品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３５】。这种决定领导者角色的品质包括多个方面。政治学家指出：“政治上，有效的领导品质被证明有：对崇高理想的献身精神，对政党和朋友的忠诚、对于姓名和面孑Ｌ的良好记忆，不会使人厌烦，幽默感，充沛的精力，惊人的魅力以及在争执中秉公办事和在团体各领导层中充当中间人的能力”【３６Ｉ。无疑，作为党的领袖，这些品质孙中山都具有。不仅个人品质足以征服追随者，孙中山不断ｙｌ＝拓创新的理论建树，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均是立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早期的财政运作也均是以孙中山为中心而展开。凡此种种，均奠定了他在党内的至高地位。

魅力型政党是历史的产物，多少反映了这个政党制度化程度的不足。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３７】‘‘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３８１。因为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是“人治”与“法治”的混合，且孙中山本人在角色配置方面过于集中，实际上是“孙中山一个人在领导着运动”【３９】。所以在他逝世后，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的动荡无疑是必然的。早在１９２３年时苏联人就指出：“如果孙（中山）由于某种原因不在人ｔＵ：，那么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很可能也将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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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孙在维持着”…】。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党内权力争夺中，不少非制度性因素，诸如拥有军权、拉帮结派等，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军权对党权压迫，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依然未能消除。亨廷顿说过：“一种政治制度遭受军人干涉的机率与其政党的力量成反比”¨“。国民党改组后，蒋介石恃军权为依托而迅速崛起的历史，也是对国民党制度化建设成效和政党力量的检验。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策划整理党务案，实现了自己政治地位的飞速提升，最终集党权、政权与军权于一身，乃至“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蒋的集权地位，无疑是国民党党权向军权妥协的结果。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广东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顾问们及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利用”蒋介石“把革命斗争进行下去”，所以不得不满足蒋介石对权力和荣誉的欲望，对蒋的某些政治要求作出让步，“使他获得比他目前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的权力”Ｈ”。可以说，蒋介石恃军权蹂躏了党权。而党权又迎合了蒋介石的集权野心，推动了蒋介石党内独裁地位的形成。渐趋完善的近代政党制度却成了个人专制的温床，实在值得思考。军权只有靠军权来抗衡，当国民党在两湖有了以唐生智为主的ｎ－－ｊ以与蒋对抗的军事依靠后，便开始了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运动。当然，这一运动的结果无疑加速了蒋介石的“另立山头”。

影响国民党政治走向的另一个遗留因素就是党内在根本观念方面的“一致”（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问题。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每一政治系统在相关价值和相关问题上的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是它长期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一致，政治系统就会瓦解，就会因社会冲突而毁灭。所以，一致是

面的对立，被本来就对“容共”政策不赞成的党内部分势力进行大肆渲染，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更直接为组织分裂制造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戴季陶追求的也是一种党内理念的单一，自有其党建７５－面的良苦用心，只不过这种理念一致性建立于狭隘的宗派主义之上，而不是从中国革命大局出发。

国共合作之所以会引起戴季陶之辈的忧虑，遭到西山会议派的抨击，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之吸纳共产党员，不仅会造成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的对立，而且会形成一个党内党，这也就是当时反对“容共”派强调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作用”。欲纯洁组织是促使他们走上分裂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又说明，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在思想“不一致”的基础上，更存在组织“不一致”的状况。孙中山最初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充满了对自己所创建政党的自信。因为从同盟会、民初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均有广纳天下精英的风范和气度（当然，民初国民党与中华革命党在扩展党势方面，指导思想不尽一致，后者非常注重“附从”孙中山）。况且，．１ｌｔｌＮ的中国政界跨党现象并不稀奇，加入某一政党，只不过表明对该党政治主张的赞成，并无所谓组织约束，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均有过跨党经历。对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国民党而言，孙中山看中一些个人素质较高的年轻共产党员，希望他们加入国民党，自然是为壮大党势，基于－－种ｆ＃Ｎ５的办党思想。但他和另外一些国民党要人（例如张继等）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此前中国政党完全不同、非常注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建设的新兴革命党，在吸纳共产党员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不牵涉所谓的“团体”问题。另一方面，正在与孙中山磋商合作的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员，进行国共合作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寻求苏联的支持，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都是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良策，但矛盾出在国民党既吸纳共产党员入党，又将之作为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种途径，遂使这种政治范畴的内涵在不同语境中产生了错位。ｘ，ｌ国民党而言，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中的共产党员自然有遵循其党纪的义务，但另一方面，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ｆ＇ｇＩｆ］；ｂｎ入国民党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在共产党方面必然有独立的组织建设、思想教育与纪律约束，这些与国民党的党章党纪并不抵触，却给反对“容共”者留下大肆攻击，藉端分裂的借口。这也就是说，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党内合作”

构成政治系统的一体化的因素”…。国民党改组

后，一项标志性的工作就是“联俄”与“容共”。国民党之所以做出这两项重要决策，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国民党与苏联，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的方面。这些“一致”主要体现在反帝、反军阀、扶助农工的革命目标上。尤其是反帝、反军阀堪称当时国内先进政治潮流的主旋律。即使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等势力集团，也均将此作为政治目标。但是，应当看到，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致”只是各自理念中的一部分，彼此并未完全包容对方，彼此对双方根本政治理念与行为方式差异性的直面和容忍程度，直接影响到了合作的深入和巩固程度。到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主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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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

机制，使国民党的组织一致性受到挑战，从一开中山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７页。

始就潜伏下严重的分裂危机。

【２０】［３９】［４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注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１９页，第３１９页，第３２０页。

［１】［美］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转引自［美］加布里【２３】国民党中央在一份通告中这样说：“本党自民国十三年埃尔・Ａ・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一月改组以来，党务进行，因注重于宣传与组织两方面，一时海内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６页。

外之同志骤增，一般民众认识三民主义者亦有增加”（《国民党关于［２】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４２、４３合辑（《宋教仁被刺及二次代表大会通告》，《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５年７月３日，第３版）。

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２４】孙中山：《复利物浦支部函》（１９２３年１月），中山大学历会１９６８年版，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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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页。

【２５】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４】尤其是１９１２年５月由民社等五党合并而成的共和党，委员会常务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见谭人凤：《石叟牌词叙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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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册，【北京）中【１７】其中海外支部职员３８４人，海外分部职员２５１人；国内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４１页。

支部职员６５人，分部职员４０人。（据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４３】［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１９２４一１９２７４５辑公布的《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职员姓名录》统计）。

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１８】孙中山：《致区慎刚等函》（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孙中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０页。

山全集》第３卷，第１４４页。

【１９】孙中山：《致邓泽如函二件》（１９１４年ｌＯ月２０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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