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撰[水经注疏] 重绘[水经注图]

日期:2016-12-23 10:53:02 作者:李晓杰

重新绘制的精准的《水经注》渭水流域图（局部），图上所绘舆地主要是长安附近的水路。

李晓杰

《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是在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试图在继承《水经注》传统研究的同时引入现代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当今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水经注》的文本与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典籍，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然而，自宋代开始，《水经注》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便出现了较多的散佚，原本四十卷的内容，有五卷不复得见。现在我们看到的《水经注》虽然依旧为四十卷本，但已是后人离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内容而得的结果。

由于《水经注》在版本流传与具体内容方面所存在的复杂性，自金代以来，对《水经注》的研究，便不乏著述，并因此而蔚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版本校勘与文句欣赏方面，被视为《水经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及杨守敬《水经注》图，也因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所绘出的《水经注》图也难称精准，无法适应现当代学术的发展需要。有鉴于此，谭其骧先生生前在其《自传》中即曾表示，在主编完成八巨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他最想着手的研究工作就是对《水经注》的系统探究，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从谭先生大力倡导这一研究开始，至今已逾三十年。现阶段的学术水平又有了长足的提高，进行《水经注》研究的各方面条件也更加成熟。近年，周振鹤先生便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展开对《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以重建公元6世纪以前中国的河流水道体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观，进而为今天的山川治理与景观改造提供重要参考。此外，张修桂先生也强调了从事《水经注》研究及新编《水经注》图的重要性（《〈水经·江水注〉枝城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后记，《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并已在《水经注》所载河道复原方面发表了多篇重要研究成果。

近期付梓的《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以下简称《校笺图释》）即是在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以《水经注》渭水流域诸篇（包括卷十六的漆水、浐水、沮水等三篇，卷十七至十九的渭水篇以及所辑补的丰水、泾水、芮水、洛水等四篇）文字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相关的文献数据和考古数据，以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的方法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关注版本文字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地理内容，也做了详尽的诠释。

对《校笺图释》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着重予以说明：

（一）对《水经注》渭水流域的文本重新校勘，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订正其中治郦诸家尚未解决或发现的版本异同与文字脱漏、讹误及错简等问题。《水经注》可谓我国版本最多的古籍之一，在《校笺图释》之前，自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朱谋 《水经注》笺，清代乾隆年间全祖望的五校与七校《水经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戴震的殿本《水经注》，直至今人陈桥驿先生的《水经注》校证，皆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使《水经注》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在明人校勘《水经注》文本所逐步形成的今本系统之前，尚存在着一个文字面貌迥异的《水经注》古本系统，而这一古本系统，随着今本系统占据主导话语地位之后，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近代以来，胡适先生对此问题略有提及。胡适先生认为：“因为残宋本现在只剩十一卷零六页，并且没有一页是完全的，故《水经注》的古本现在只有《大典》本、黄省曾本、瞿氏、朱氏及冯舒诸钞宋本，还是全本。我们必须用残宋本、黄本、钞宋本，来还原《大典》本的祖本，即甲本。又必须用《大典》本、明钞本、黄省曾本，来校补残宋本，才可以还原《水经注》宋刻的乙本。有了还原的甲乙两个宋刻本了，我们才可以比较这两个本子，还原一部更古的宋本《水经注》。（《胡适全集》卷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4页）”胡适先生有关宋刻本可分甲乙两种的观点有待商榷，但其有关古本的提法甚为可取。王国维先生曾以当时所能见到的残宋本《水经注》、半部《大典》本《水经注》及海盐朱希祖所藏的明钞本《水经注》校在《水经注》笺之上，已具试图恢复古本《水经注》之意，惜囿于时代条件，此役未臻完善。陈桥驿先生也对《大典》本《水经注》有所关注，但在其《水经注》校证中并未能以此详校其工作底本殿本《水经注》，也未曾提及《水经注》“古本系统”的问题。

总之，近代以来，《水经注》古本已甚少有人关注，遑论具体的揭示。其实，对古本系统《水经注》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洞悉《水经注》最初刊刻时期的原貌。有鉴于此，此次校勘，除以集校勘之大成的清代殿本《水经注》为底本外，尚选取了在《水经注》流传中具有代表性的十三种（十五部）版本作为通校本，力图全面展示古本与今本系统《水经注》在版本方面的不同以及发生文字变动更改的轨迹，并最终呈现出一个目前最为完善的《水经注》渭水流域文本。

（二）探究郦氏引用资料的出典，即史源学方面的研究。《水经注》远非郦道元进行全面实地考察的产物，而主要是作者对其所处时代及其之前的地理数据以水道为体系进行编排后的重写撰成，因而全书之中，引征丰赡。然而由于郦氏将征引数据融会贯通成一个新的体系，使得被引用典籍显得比较隐蔽和无序。职是之故，《校笺图释》对《水经注》的材料来源进行全面溯源，标明所出之典籍，将郦注自己之文字与引文做彻底的区分，如此，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水经注》一书文本的构成，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梳理，得以对汉魏六朝时的典籍、尤其是地理类著述进行全新的钩稽整理，同时，也可藉此弄清《水经注》某些记载的错误。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对于《水经注》引文史源的探究，杨守敬与熊会贞在其所撰《水经注疏》中已做了许多前期工作，《校笺图释》在此方面对他们的研究参考颇多。

（三）对《水经注》渭水流域散佚文本的辑补。前文已经述及，《水经注》在流传过程中有五卷散佚，据学者们的研究，其中应包括渭水流域的丰水、泾水、芮水、洛水等四篇。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有补泾水、洛水的文字，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与赵一清《水经注释》中辑补有丰水、泾水、汭（芮）水、洛水四篇；谢锺英撰有补《水经注》洛水与泾水二篇；陈桥驿先生《水经注佚文》中辑有补洛水、补丰水、补泾水三篇（收入氏著《〈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4页至第487页）。然而，以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些工作，难免会有不尽完善之处，故《校笺图释》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丰水、泾水、芮水、洛水等四篇重新做了辑补，力争体现郦氏佚文原貌。另外，在今所见《水经注·渭水篇》文本中亦存在佚文的可能，陈桥驿先生《水经注校证》曾在相应之处标出所辑的十二条佚文（大多应录自赵一清小山堂钞本《水经注》的眉批），依据我们辑录《水经注》佚文的标准，《校笺图释》审慎择取其中源出较早的五条，并于相应之处出校说明。

（四）对《水经注》所记录的渭水流域水道分布的复原。古今水道名称各异，《校笺图释》将《水经注》所载渭水流域的大小水道及其支流的名称在现今大比例尺地形图上与现代河流一一比定，并给予今释。同时，对渭水流域所出现的古今变化，如渭水的干流改道、支流断流甚至干涸现象，利用《水经注》所载的数据，并结合相关史料予以大体复原，希冀展现其时的渭水流域水文地貌状况。

（五）对《水经注》所载渭水流域的政区设置进行复原。《水经注》中载有丰富的秦汉至南北朝的政区地理信息。《校笺图释》在区分不同时代政区数据的前提下，通过仔细的史料比对，分别对其中提及的城、邑地望做出了合理的、精确的还原。此外，还对《水经》原文及郦注中提及的县及县级以上的政区沿革分别做了简洁的阐述。

（六）《水经注》渭水流域释图的编绘。《校笺图释》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依据现今的1∶250000大比例尺地形图，绘制出了精准的《水经注》渭水流域图（其中总图一幅、分图19幅），将《水经注》（含辑补文字）所载的渭水流域地理信息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精准而直观的展现，为今后绘制全新的《水经注》图做好了部分准备工作。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校笺图释》对《水经注》渭水流域诸篇的校释整理，并未完全依照《水经注》通行版本的卷次循序进行，而是依渭水流路将卷十六的漆水、浐水、沮水三篇调整至卷十七至卷十九的渭水篇之后，而在各篇中仍标明在《水经注》原书中的卷数。至于所辑补诸篇，亦不采用插入《水经注》正文相应篇章的方式，而是依次统置于正文之末，以期更加方便阅读与使用。

要之，《校笺图释》试图在继承《水经注》传统研究的同时引入现代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当今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水经注》的文本与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虽然我们已尽力而为，但学力恐有不逮，其中若有疏漏，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为《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一书前言，刊发时略有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