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董才生

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是一个很早就被提出，并不断被解读的“古老难题”。以前人们大都局限于历史学学科，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社会整体结构等角度对 这一“古老难题”进行解读。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于“韦伯命题”的探讨触及到了这一“古老难题”的 实质。本文受韦伯思想的启发，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制度和社会信任角度对这一“古老难题”做新的解 读，认为正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内在支撑的、强大而高度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的生生不息，才使中 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

关键词 制度 “内在制度型” 社会信任 家 差序格局

一、“古老难题”的历史学解读及其超越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是一个很早就被提出、并不断被解读的问题，因而被学术界称为“古老难题”。然而，对于这一“古老难题”的探讨大都局限于史学界。金观涛与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与20世纪50年代初史学界就已对这一“古老难题”进行了两次讨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古老难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此书中，他们首先对以前有关这一“古老难题”的历史学探讨进行了梳理，认为不外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角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1)单一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自给自足的单一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使得商品经济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2)残酷的剥削制度与剥削关系。剥削制度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大众推向死亡线，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重本抑末、闭关自守、独尊儒术，推行将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对思想文化实行严密控制，从而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与延续；(4)与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国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这种地理环境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阻止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①

金观涛、刘青峰首次从社会整体结构角度，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古老难题”作了解读。他们认为，根据控制论，某一社会的停滞意味着这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延续，一方面说明它不是一个僵死的社会形态。事实上，在几千年的长期延续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生产水平、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另一方面说明它的结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长期延续意味着它本身是停滞的，它并没有发展出新的社会结构。“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鸦片和炮舰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微乎其微，没有形成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在变动中保持固有形态的巨大稳定。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②。为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因此，它能够长期地延续。

总之，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的探讨，虽然角度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中国封建社会存在长期限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者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残酷的剥削制度与剥削关系、强大的中央集权、闭塞的地理环境，或者是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由于它们长期限制甚至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与发展，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并探讨了著名的“韦伯命题”，表明他已超越历史学学科界限，触及到“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的实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研究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韦伯的这项研究成功地证明了宗教伦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呢?韦伯进一步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就是《儒教与道教》。在此书中，韦伯分析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正统文化，即儒教伦理，并将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教伦理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韦伯的这一研究结论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宗教伦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即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不同，它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而只具有负相关的关系。学术界一般将韦伯从正反两个方面所证明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合称为“韦伯命题”。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从信任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韦伯命题”，阐明了普遍主义信任在经济秩序的扩展、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韦伯将信任划分为普遍主义信任与特殊主义信任两种类型。帕森斯与希尔斯在《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中认为，普遍主义关系指的是“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的关系，特殊主义关系则是指“凭借与行动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的关系。③因此，韦伯所谓的普遍主义信任就是基于普遍主义关系的信任，所谓的特殊主义信任就是基于特殊主义关系的信任。韦伯认定中国社会的商业信任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因为中国社会的商业信任很明显是一种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等特殊主义关系基础之上的信任，中国的儒教伦理所造就的特殊主义的商业信任，没能挣断宗族的纽带，使得它只能局限于血缘共同体内，因而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西方社会的商业信任是一种普遍主义信任，即是一种建立在普遍主义关系基础之上的信任。西方的新教伦理品质所造就的普遍主义的商业信任，则挣断了宗族的纽带，适用于信仰和伦理生活方式共同体，④它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使商业范围得以扩大，经济交易秩序得以扩展，大大突破了血缘共同体的限制，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很显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虽然没有直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但他从文化(主要是宗教伦理)与信任角度研究了阻碍或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因素，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这一“古老难题”的实质。因此，“韦伯命题”与“古老难题”具有很密切的相关性。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长期延续意味着它的发展没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新的社会发展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没能在这一框架中孕育、成长与发展起来。而“韦伯命题”与“古老难题”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相关性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制度与社会信任角度去重新解读“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

二、“古老难题”的社会学解读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这种不诚实的品质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是典型的不信任”。⑤因而传统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是缺失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度是很低的。明恩溥(即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通过列举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许多例子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普遍缺失与社会信任度普遍低下。如政治领域中，政府官员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政府与人民之间互不信任；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日常社会生活中，普通中国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等。⑥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则认为，由于传统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浓厚，使得他们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对于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则极端地不信任。⑦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也持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低的观点，这不仅是对韦伯、明恩溥论调的延伸与发挥，而且也是对雷丁观点的一种重复。他认为，由于传统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对于家族之外的“外人或陌生人”的信任感极低，对他们存在普遍地、极度地不信任。⑧总之，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度极低。

然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或社会信任度很低能够维持短期存在是可能的，但要长期延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一个社会要获得长期延续必须以较高程度的社会信任来支撑，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长期延续的前提条件。因此，那些持“中国社会信任度低”观点的西方学者(如韦伯、史密斯、雷丁、福山)都对这样一个问题疑惑不解，即社会信任度那么低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为此，他们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始终找不到合理而满意的答案。于是，他们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是“反常的”，即违反社会发展的常规。为了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我认为有必要对西方学者的疑惑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推论加以认真的分析。

在我看来，韦伯等西方学者的疑惑是没有道理的，据此而作出的推论是武断的。由于推论与疑惑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因此，可以先来分析推论，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反常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真的是反常的吗?事实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道，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即中国封建社会也需要深厚而较高程度的社会信任来作为内在支撑才能长期延续。因此，西方学者所作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反常的”这一推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既然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度并不像西方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很低，反而是很高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如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清末的山西票号正是依凭较高程度的社会信任才兴盛发展起来的。因此，韦伯等西方学者认定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低是一种偏见。因偏见而生疑惑，只能说明他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现实的无知。而产生这一偏见的深层原因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或优势论。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文化才能孕育出较高程度的社会信任，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性决定了其只能孕育出较低程度的社会信任。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

韦伯等西方学者的疑惑及其推论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那样的社会信任形式。因为既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符合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度并不低，那么唯一能够解开这一疑惑的答案只能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信任形式。

下面我们尝试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制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这一“古老难题”作一种一般而具体的新解读。

制度就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社会交往行为模式，包括支配与约束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定型化、非定型化的规则与规范，它是一种规则与规范体系。具体而言，制度包括习俗、惯例、道德规范、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我们可以从约束形式的角度将制度划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两种类型。约束有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两种形式。制度的内在约束是指制度从内部对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的约束，制度的外在约束则是指制度从外部对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的约束。内在制度就是一种从内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习俗、惯例以及道德规范等，而外在制度则是一种从外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⑨信任是指某一社会交往主体对其他社会交往主体能作出符合制度规则或规范行为的期望。社会交往主体包括个人以及企业、政府、社团等组织。社会信任就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即社会交往主体彼此之间对于对方能作出符合制度规则或规范行为的相互期望。因此，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对于社会信任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度培育与塑造社会信任；制度维持与保障社会信任；制度变迁促使社会信任变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道德规范等内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而现代西方社会则是以法律等外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在不同的制度下培育与塑造的社会信任形式是不同的。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主要基于道德规范等“内在制度”，是一种“内在制度型”或“道德型”社会信任，而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信任主要基于法律等“外在制度”，是一种“外在制度型”或“法制型”社会信任。我们强调“主要”指的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类型造就了该社会的社会信任的主要形式。一个现实社会既存在内在制度，又存在外在制度，只是两种制度在某一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社会信任基于不同的制度，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中，维系着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每一个社会都有适合于自己的社会信任形式。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信任各有特色，各有优长，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一般而言，传统中国的“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度很低，而“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度却相当高，这是由传统中国的制度所决定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度很低，而“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度却相当高，这也是由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所决定的。⑩传统中国的“内在制度型”或“道德型”社会信任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外在制度型”或“法制型”社会信任相比，不仅制度基础不同，而且具有自我复制与再生的能力。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延续靠的是它持久而强大的、作为内在支撑的“内在制度型”或“道德型”社会信任的生生不息。中国封建社会所存在的持久而强大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主要是“道德型”社会信任)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家或家族作为载体，以无数“差序格局”的形式纵横交叉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林语堂先生曾经将日本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作过比较，认为日本社会好像一块坚硬的花岗岩，而传统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代表一个家庭。林先生的这种比较与比喻是相当形象和恰当的。西方有些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传统中国社会视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也曾对传统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作过比较，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团体格局”。“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组成的网络”，这些私人联系靠道德要素维持，社会道德也只有在这些私人联系中才有可能发生意义。⑾

“差序格局”是由从己向外推所构成的社会范围，每个人都从“己”出发推出去，沿着各种不同的路线形成一个个的私人联系，亲密程度由近及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⑿。其中最重要的是亲属关系，它是基于生育与婚姻事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是由亲属关系所联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是以“己”为中心的。因此，有多少个人就能形成多少个以“己”为中心的网络。传统中国的整个社会就是由无数个网络或“差序格局”纵横交叉所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并靠它来维持的。传统中国社会以亲属血缘关系联结成一个庞大的、无数个以“己”为中心的网络或“差序格局”系统。与此同时，也以地缘关系联结成一个同样庞大的、无数个以“家”或“家族”为中心的圈子或“差序格局”系统。这个社会圈子系统也以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同时也由它来维持。这些社会范围与社会圈子或“差序格局”是交叉重叠的，并且具有很大的收缩性。每一个人作为他的社会范围的中心，他同时又是每个家庭或家族的一分子，存在于每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家或家族是他开展社会活动的基本场所。虽然每一个范围与社会圈子或“差序格局”是开放的，但作为整个社会范围与社会圈子或“差序格局”系统却是封闭的。因此，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以家或家族为基本的载体，以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而产生，也以它来作为保障，并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存在于无数个纵横交叉的“差序格局”系统中，维持着整个社会范围与社会圈子或“差序格局”系统，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不像韦伯等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社会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反而是一个社会信任度相当高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信任不是一种“外在制度型”或“法制型”社会信任，而是一种“内在制度型”或“道德型”社会信任。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由这样强大而高度的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支撑的超稳定社会。正是这种强大而高度的“内在制度型”或“道德型”社会信任的生生不息，才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

注释：

①②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第9—14页。

③T．Parsons and E．Shil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82．

④⑤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9页，第284页。

⑥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24页。

⑦Redding，G．，1990，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⑧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化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⑩董才生：《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⑾⑿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页，第26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尚永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