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的真实--严嵩的坏名声是怎么得来的?

一提起严嵩，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大奸臣。《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个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在民间，严嵩就是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中国人有个两分法，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非此即彼。可是，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不是忠

臣，不一定就是奸臣，还有个不好不坏的中性人。我看严嵩起码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人。

严嵩从小聪明颖慧，思路敏捷，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是受人称道的青年才俊。他没有父荫，19岁就中举，26岁中进士，是靠个人奋斗才获得的功名，是位正途出身的官员，他的私生活也很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点，但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并没有因身居宰相高位而妻妾成群。

严嵩一生侍候的皇帝是明世宗，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伴着这位君主，如临深履薄，哪里还敢窃弄威柄。世宗从16岁就迷恋上道教的斋醮活动，也就是建坛祈福，以求长生。从16岁到60岁逝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斋醮活动，基本上是在斋醮祈福中度过，筑坛祈福是他压倒一切的大事，成了朝廷长达40多年的大事，朝廷中枢与满朝文武就围绕着斋醮来运作，斋醮是整个嘉靖朝为害时间最长、为害社会最烈的弊政。嘉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斋醮上，严嵩就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放在撰写歌颂斋醮的“青词”上。自嘉靖21年(1542)以60岁高龄入阁到80岁致仕，严嵩伴君如伴虎，诚惶诚恐，“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真正做到了“以宫为家”了，他算是鞠躬尽瘁的公仆、尽职尽岗的劳模了。在朱厚熜皇权专制淫威下，如果严嵩采取正面抗命冲突的话，恐怕他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朱厚熜扔到地上当尿壶了，甚至还会有前任首辅夏言一样脑袋搬家的危险。

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这样评论道：“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方且谓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即其好货，不过驽马恋栈”。

应该说，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朱厚熜皇权专制下，严嵩不敢也不能触犯他的崇道嗜好，但他并非尸位素餐之辈，而

是忠勤奉公职守，在朱厚熜大肆铺张浪费之余，勉力支撑危局。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严嵩关心民瘼，反对大兴土木，尽量减轻世宗修斋建宫的危害，以避免劳民伤财。嘉靖20年(1541)，宗庙发生火灾，严嵩以“数年大工采兴，公私财力俱耗”，谏君修省，暂停内外一应工程。嘉靖22年(1543)，严嵩以财力未敷，庙建未完，请缓建讲武堂。在修建京师外城以免这个平民经商和聚居区遭受蒙古军队蹂躏的问题上，严嵩力主先修筑南面外城，使世宗放弃了四周同时建城的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使外城建设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严嵩力行节俭，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严嵩奉谕奏对光禄寺历年之费、冒滥之弊及除弊之策。他主张“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之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弊以革而费可省矣。”严嵩奏报改革后，光禄寺省钱的数额“二月之间省银二万一千二百余两，若每月递减，可省十七八万”。在国家财政支绌的情况下，严嵩很注意节缩开支，广为措置粮饷。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严嵩以防虏添设为由，劝止了世宗添设显陵奉守官。嘉靖37年(1558),大同米熟价廉，严嵩又请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准备了半年军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费问题，严嵩还建议精兵简政。嘉靖31年(1552)6月，严嵩反对将京兵遣赴北边三镇，认为此举只是徒费粮饷。严嵩上言整厘军队，挑选精兵，“加意练习，务期可战，将来免复征边兵”。

在节约之余，严嵩还开拓财源。严嵩召集各部诸臣商议生财之道，群臣“皆回各省尽有可以权那之件，又查革各项欠费，可以省出银来用。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世宗向全国各地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进行掠夺。他奏请停止苏浙、福建等处织造宦官，而“照依江西烧照御用瓷器事例，下旨工部，令其严督有司，如法织造，依限进纳，“如此则民不扰而事以易集” 。嘉靖35年(1556)7月，严嵩又疏奏采矿诸弊，认为采矿得不偿失，“小民自行私挖，每日得二钱，少或三五分，仅取度日而已。若官府开取用人工，大获少而费多，此常理也。又各官不能识认矿之高低，惟地方矿徒识得，高者故意抛弃，徐而窃取，低者却呈于官，所以煎银数少，此常弊也”。严嵩请招回玉旺峪采矿使王槐等人，以“少省供给之费”。

严嵩认为，“四川的矿石俱煎系铜，差去之臣全不用心，事欺罔可乎”，遂再疏采矿得不偿失，并请敕户部令四川采矿官员，“此后不必进矿石，只煎成银、金解进”。严嵩此举，使嘉靖朝避免了矿监税使之祸，可谓功在黎民社稷。

赈灾济民，安抚地方。嘉靖31年(1552)底，黄河泛滥，“淮安、徐邳等十七州县，尽皆淹没，数千里之地为鱼鳖之乡”，饥民不计其数，恐将生变。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严嵩上疏请“给发余盐银两及徐淮等仓存留粮米，选差大臣一员，星驰领敕前去，设法赈济以救一方倒悬”。严嵩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他“仍乞敕下工部，严行彼处巡抚及河道官，作速将黄河下流设法修浚，务使水归故道，各县百姓有室庐田亩可依，安堵如故，庶人心获安，地方不致他虞，而漕运有赖矣”。对于灾后容易出现的物价上涨，严嵩也注意加以平抑，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并防止地方胥吏侵留自肥。嘉靖32年(1553)10月，山东、北直隶、河南发生饥荒，“一时米价腾贵，流民饥极，儿女弃置道路”，严嵩“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清)、德(州)二仓米给赈”，又请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视掩埋(暴骨)，至于出米一节，中间恐有市行铺户多买转卖，以索高价，宜敕锦衣卫访看禁革”，并“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

严嵩在京为官，也不忘家乡的民生疾苦，对乡梓建设很是关心。嘉靖26年(1547)，袁州府发生旱荒，人民乏食，严嵩用赐金买谷五千石赈济。又修葺郡北秀江桥，建上下浦石桥、万年桥。严嵩还很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办学，并捐赠大量书籍。

抗倭御虏，保境安民。当时，蒙古势力不时南下掠夺，边患时起,民生多艰。与此同时，东南倭寇也在沿海烧杀抢掠，黎民苦之。“北虏南倭”之患成为摆在严嵩面前的两大难题。对于北方蒙古强敌，严嵩鉴于国弊民穷、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力主不可轻启战端，而应采取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对于实力相对更弱的倭寇，严嵩则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推荐赵文华前往督师平倭，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并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取得了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事后赵文华坦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以海寇平，上疏归功于严嵩。

严嵩在钤山隐居时，广交名流，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出于应酬。著名学者王阳明、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他还受袁州知府姚惟宁、徐宗献之请，费时3年，辑补了《正德袁州府志》。

严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大家和书法大家。严嵩精熟经史典章，谙习音律诗文，对永字八法。“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严嵩的文学成就很高，诗词“清丽婉约”。然而，受“奸臣”声名的株连，他的书法佳制非但未获得应有的肯定，甚至连他的作者权都被剥夺。严嵩一生写了很多诗，翻开他的《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如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城里望山间”，写山游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都显得胸襟冲淡。但写的词却寥寥可数，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旁，有一篇严嵩于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二日所

作的“满江红”，右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词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官，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立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南渡错，当时身怕中原没。关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然而，以人废字者不愿承认这样一篇斥奸臣秦桧泣忠良岳飞的感人之作，于是便偷梁换柱，将碑文上“严嵩”的大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个学问大家“(文)征明”。明人何良俊在谈及严嵩的才学和严嵩在文学史上所受不公正对待时，曾经发出过这样一段感慨：“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庄重，乌可以人而废之?”

纵观严嵩一生，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严嵩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嵩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他一生无二色，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了。他的家财大都是同僚下属所赠所

受。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严嵩绝对是一个一心为公，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那么，后来他怎么居然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

一是国人的观念。皇帝是英明的，凡国乱时，不是皇帝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总要揪出个奸臣做垫背，把乱国的罪名推给他，说他是“弄权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祠，陷害忠良，心迹俱恶”的大奸臣。渐渐地人们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皇帝永远是英明正确的，国家发生变故是由于奸臣专权乱政所致。明朝政治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为了维护皇帝的形象和名誉，树立他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不能没有人替他背黑锅，于是严嵩就充当了世宗的替罪羊。

二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徐阶是严嵩的政敌，心机深刻，他时刻觊觎首辅的位子。徐阶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严嵩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以节省开支。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新宫建成后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严嵩逐渐失宠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其子严世蕃谪戍雷州卫。

后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之后，徐阶主修史书《世宗实录》把朱厚熜评为中材之主，严嵩父子则被打成“奸臣”，通篇是政敌弹劾非议之声，承担着朱厚熜的千古骂名。

三是文人的丑化。王世贞编了大量戏曲，丑化了严嵩形象，给他泼了一身脏水。王世贞的父亲王杼，任蓟辽总督，因边事被嘉靖处死。王世贞既愧且恨，不敢恨皇帝，便移怒于严嵩。王世贞给严嵩写的传记，极尽诋斥，而这篇传记，便是《明史·严嵩传》所本。影射严世蕃的《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这虽说是传说，但专骂严嵩的戏曲《鸣凤记》，确是王世贞或其门人写的。

四是百姓不知真相，信以为真。史书歪曲，文人恶搞，于是在各种史书、故事、民间文学、戏曲中，严嵩成了方便的反角大白脸，如《一捧雪》、《飞丸记》、《玉丸记》、直到今天的《五女拜寿》、《打严嵩》。这样一来，严嵩的名声好得了吗?

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著名学者易中天评点严嵩时说：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相，明史入了《奸臣传》的，但我看有点“冤”。那时的官员，其实要处理两种关系，一是君臣，二是官民。好官也有两种：忠臣和清官。忠臣忠君，清官爱民。忠奸，是对皇帝而言的;廉腐，是对百姓而言的。严嵩是贪官不假，但他不背叛皇帝啊。嘉靖皇帝为了长寿炼仙丹，里面是含水银的。嘉靖也知道有风险，他让严嵩先尝。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明史》里，严嵩是列在奸臣传里的。但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是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3万多两黄金，200多万两白银（实为十万两）。但仅仅说他奸或贪肯定不够，严嵩是一个极复杂的人。他的书法成就很令人敬佩，相传“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建国后经学者邓拓考证并非如此，但这也足以说明他的书法在当时是公认为不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