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儿
照 相 照相机是在1860年代由清廷派往西方的公使首先发现的,林针是第一个在欧洲购买照相设备的人。他将照相机称为“神镜”,并学习如何“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1875年随同曾纪泽出使英、法的杨仁山也带了照相设备回国,甚至将最新的照相机提供给一些上海最好的照相馆。他是最早拍摄全家福的人之一,照片照在感光缓慢的湿性感光板上,镜头需打开好一段时间曝光。传统家庭人数通常非常庞大,数十名成员在排好队伍、摆定姿势之后,都必须站立不动,屏息以待,婴儿与小孩也不例外。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随着拥有更好的设备、货物流通与交通的日益发达,照相馆逐渐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开设。 富裕的家庭往往率先接触到照相:盛成在清政权倾覆的前一年被送到南京就学,当时他不但参观了万国博览会,还发现了照相这玩意儿,使他的“映像固定停留在镜子表面”。他照了几张相,好让母亲看看他的样子。1911年以后,相片被大量地贴在学生宿舍的墙上,不过通常不是父母、朋友或情人,而是他们自己的照片,正如Olga Lang敏锐地观察到的,“或许这是学生们对自己新发现的人格特质颇感兴趣的表现”。在杭州,摄影师的招牌用斗大的金字写着“第二个我”,显然这发现自我的流行盛极当时。甚至在沿海的大城市以外,农民的家里也有相片。在1920和1930年代,比较富裕的农民不但炫耀自己的钟表,用进口肥皂和土耳其毛巾洗澡,还把全家福相片挂在墙上当作装饰。在江阴(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1920年代初期几乎每家都有几个装着家族照的相框。照相机在19世纪是少数外国公使才有的洋货,此时已成为十分流行的产品,甚至不太富裕的人们也可以拥有——中国早在1921年就进口了150万元的摄影器材;上海到了1930年代甚至某些工人也拥有照相机。 一般民众可以在市场、百货公司和公园里找到许多照相馆来拍照。摄影师往往会在照相馆里用心地营造“摩登”的气氛。辛亥革命后几年,某间照相馆中的布景设计:房间的尽头是个长茶几,铺着凹凸纹细布的床罩当桌布,像是为茶会准备的德国制杯碟摆满在茶几上;为顾客准备的现成服装挂在钩钉上,两件洋装看来相当受欢迎,领口和衬衫前面都泛黄了;洋式玻璃瓶里插着一束花,再加上几根手杖和几本英文书。 照相满足了人们各式各样的需求,多数在社会上风行的事物都是如此。相片极有想象力地被运用在社会认同结构中,甚至祭祖的仪式也因相片的使用而大大地简化了:家族定期地聚集,向先祖的相片鞠躬,并准备简单的供品。家长为儿子找媳妇时,可以对着一叠女孩子的照片挑选。末代皇帝更是拥有特权从照片中挑选皇后——让少女排成一列不再是恰当的方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张照片,他仔细地端详之后,随意在一张美丽的脸孔上画了圈。 通缉犯的照片被挂在火车站让大众端详;同时,罪犯的快照开始在1920和1930年代的监狱与警方档案中出现。由于1930年代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涌入上海,失踪儿童的照片也被警方张贴在特别的看板上。除了个人照之外,家庭合照、先祖遗照、国家元首的肖像也迅速地传布。1920年代,所有公共场所的讲台都悬挂着国父孙中山的肖像,两旁立着党旗与国旗。在1930年代,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他的肖像逐渐移到了国父身边,商店、住家和公共礼堂,到处都是他的相片。 煤气灯、脚踏车等 煤油的进口量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急遽增加,从俄国、美国与苏门答腊进口:光是1898年,就有超过1600万加仑从汉口分运到六个省份。二十年后,进口了价值4450万元的煤油,深入内地最小的村庄。精巧的美孚灯由标准石油公司贩售,只需几分钱即可提供相当于蜡烛的照明,一加仑煤油就可以维持240小时:这个更为经济的照明设备为煤油创造了一个新市场。煤油在小村庄中也被用于住家之外:每隔好一段距离设置一盏小灯以照亮街道。在引进煤油以前,用的只是盏口边有一根灯芯的小灯盏。 甚至在北京郊外的贫苦户,煤油灯也取代了老式的豆油灯芯。在一些村庄,经常可以看见有“标准石油”或“亚洲石油”商标的油桶被当作水桶、屋顶与火炉,这再度显示了在现代性的文化拼凑中,一般民众机智地挪用舶来品在不同用途上的能力。此外,在较为富裕的农民之中,手电筒是最流行的新玩意儿之一,用来照亮夜路。根据1930年代晚期一个旅行者所见,热水瓶与手电筒——都是中国制的——是湖南的杂货店里极为普遍的货品。Innes Jackson也强烈地感受到热水瓶的重要性:“看到这么多的热水瓶,我眼睛都花了……想到以前没有热水瓶的生活实在令人胆战心惊,那是多么的艰苦啊。有了热水瓶,随时随地都可以极为迅速地为客人奉上一杯热茶。” 如果火柴和油灯打破了黑暗的统治,脚踏车则为人们带来了空前的行动能力。宋查理在1900年为女儿蔼龄买了一辆脚踏车当作十岁生日礼物:她是最早拥有脚踏车的中国女孩之一,经常与她父亲一同骑到码头。1934年,广州大约有八千辆登记在案的脚踏车,只比手推车与货车的总数少几百辆。在上海,1900年宋蔼龄还是极少数的脚踏车拥有者之一,到了1948年就有超过23万辆脚踏车在城里行驶。 北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首都北京,脚踏车都有车牌号码且须不定期缴交月税。东安市场——人们可以拍照的地方之一——在1920年代中期主要出入口附近已经可以看到上百辆的脚踏车。甚至北京附近的小镇清河(人口2500人),1929年在全镇122家商店中,就有42家拥有一辆以上的脚踏车。 注射器 根据1919年海关的贸易报告:“现在国内使用的各色西式货品,绝少不是由中国工厂里的现代化生产线出产的,而且几乎都没有外国的协助。可以列出好一串清单:瓷器、丝与棉制衣物和内衣裤、卫浴用品、雨伞、毛线、珠母、骨制与角质的纽扣、化学药品、针、电灯、电话装置、石棉制品、葡萄酒、啤酒、甜菜糖、玻璃制品和窗玻璃。” 注射器的使用也非常普遍。学者曾举证,在非洲地区,由于以撒尔佛散治疗梅毒的进步使得注射相当流行,因为即使疗程尚未结束,外部症状就已迅速消失。注射成为许多非洲人接受治疗时的选择,流行得令医疗传教士与政治观察家都感到十分惊讶:及至1920年代,当外科手术尚且令人畏惧之时,对许多人来说,注射却仿佛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人们对注射有种莫名的敬意,几乎像偶像般地迷恋着它。中国亦然,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注射有着神奇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抗某些疾病的功效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皮下注射器被用来施打新药厂制造的整套产品——从维生素到对抗咳嗽头痛的补品。药物可用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所谓“扎管”和“扎皮”,两者皆广为人知。许多取得专利的药品开始使用便利的“安普”——一种经过消毒、立即可用的球状玻璃容器——大大地简化并缩短了注射过程。 其实多数的药物既可以用安普注射,也可以制成药片,虽然广告上会强调他们的药是注射使用的,可能是一张注射器的图片,或是一个妙龄女子优雅地将针刺入手臂——注射不但是“科学”的,也是时髦的。补品、营养品、维他命与健身素都可以注射。星牌推出包含乙基吗啡的氯化氢专治咳嗽与呼吸问题,以及可带因对付消化问题与失眠症。虽然许多这类药品来自外国公司,但自1920年代初期,本地药厂也开始制造可注射的药品了。在1937年战争开始以前,上海不到60家的制药厂就生产了120种注射用药,每月生产超过30万支安普。 在一个赋予注射器近乎神奇魔力的医疗文化中,麻醉剂的注射必然接踵而至。工人们最先开始用玻璃、金属甚或竹筒制成的注射器注射自己厂里的溶剂,往往是非常肮脏的。从新加坡回到汕头的移民也引进了吗啡的注射,并很快地传到福建,尽管广东人似乎很少使用针筒。早期的戒毒中心也在吸鸦片的患者出院后提供药物注射,因而使许多病患首次接触到皮下注射器并促进了注射的普及。在1910与1920年代,可以在“吗啡馆”里注射吗啡,同时,卖海洛因的“白面馆”也为顾客提供注射器。在许多案例中,毒贩会同时贩卖吗啡和针筒给顾客:这是1910年代绝大多数北方省份的情况。在1930年代,一个记者在参观上海某间“白面馆”时注意到,有些注射器是用一般的点眼药器或滴管做的,较昂贵的是用铜管;普通的瓷制汤匙就是用来加热混合溶解于水中的海洛因与士的宁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