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学时期的宗教与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

　　摘 要：本文试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前期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认为13―15世纪由于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融合而产生的对自然的特殊认知系统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唯知主义，为这段时期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故该时期，尽管双方也存在冲突，但以融合为主。 　　关键词：自然科学；宗教；诞生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3-018-01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萌发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古代文明已包含许多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因素。因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古代的科学知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附属于在思维方式上尚未摆脱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寄生于宗教神话中。在中世纪，科学成了神学的分枝。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混合状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逐步解体，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和宗教神话中分化出来，成为实证性的科学。 　　一、自然、人、神表现为鲜明等级和不同质的秩序 　　13世纪古希腊科学的复苏同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包括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内的辉煌的综合体系一道，建立了基督教用以阐释自然的特殊认知系统，对西方思想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7世纪。让我们追溯一下欧洲中世纪思想是如何改变了欧洲人的心理态度的。超越论认为自然和人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超越一切，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与人无关的“外在物”；人与自然不同质，上帝安排人超越于自然之上并具有支配自然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两个主要方面――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和当时的基督教义那里接受了一种假设：人是万物的中心与目的，世界可按照人的感觉和心理来描绘。自然既是有秩序的，又是偶然的。阿奎那关于上帝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原动者”和《圣经》中的“人之父”的综合。他把上帝描绘成自然界的永恒统治者，而不仅仅是最初的造物主。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把古希腊宇宙中有序性和规则性的观点与《圣经》中关于上帝是规律创造者的观点相互结合起来，对自然神灵的否定，使自然界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二、理性与信仰 　　早期教父哲学的实质是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唯心神秘主义的。在其统治下，理性的思考成了人们的禁区。然而，在中世纪创造的智力背景中，自然科学才作为学科发展起来，由于同那些对科学感兴趣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接触，使得一个最大的变化得以产生，这个变化发生于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时候。因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更加富于理性、更科学。早期以安瑟伦为代表的经验哲学的思想特点是力图使理性与信仰调和并使理性为信仰服务，其著名的本体论证明是最好的说明。13世纪之后，神学的信仰主义式的绝对唯心主义受到了动摇，理性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神学与科学的殿堂。经院哲学那种理性的唯知主义，保持且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智者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经院派神学打着理性旗帜，用逻辑推理来论证宗教信仰，但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把信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实际上是冒险让信仰去接受他本来经受不起的审查和考验。在阿奎那时期，经院派神学内已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论战。一方面使基督教教义建立在脱离理性的信仰之上，另一方面则使理性也脱离信仰的羁绊，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具有启蒙色彩的哲学和宗教学说。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为此做出了贡献。司各脱扩大了理性所不能说明的神学地盘，他提出了关于上帝本性的非理性理论，指责托马斯主义所谓上帝按照理性必然性而活动的说法会导致泛神论，把上帝的活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围，显然是限制了上帝的无限自由。哲学则是少数有识之士的创造，它是通过纯粹的思辨来理解真理的，两种真理性质不同，一方面凭借信仰接受教会的教义，另一方面凭借理性研究哲学问题。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神学的坚定信念导致这样一种思想习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后坚持论点的可贵习惯。这个出于本能的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象力中，这有助于科学的理性成份的产生。因此在近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生以前，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 　　三、神学唯意志论与经验论 　　邓斯・司各脱与不可战胜的博士威廉・奥卡姆在批判托马斯理性神学时，不仅使理性与信仰分道扬镳，同时也是复兴唯意志论神学的先驱。选择唯理或经验论的科学方法，取决于神学上的考虑，神学中的理智论与科学唯理论相联系，而神学中的唯意志论是同科学中的经验论相联系的。因神学唯意志论的复兴，因人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因而人们开始相信他们亲历的事物，该点转到科学领域上来便意味着科学也必然要接受事实。中世纪的许多哲学家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之时必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宇宙中每一事物都是通过逻辑上是必然的法则而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丹匹叶在反对对于上帝的这些权力施加任何限制的同时，却在无意中取消了对科学理论所施加的禁锢。因此，不仅是主张必然性的神学处境岌岌可危，就连主张必然性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总之，13世纪，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纪，从这时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取代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圣经》自然观与亚里士多德的特殊融合，形成了对自然的特殊认知系统：否定自然神灵的存在，就意味着自然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转而成为研究的对象。同时，在这段时期里经院哲学家们开始重视理性，并把它看作是认识上帝的主要途径，因此，一旦人们发现了对自然的新的认识方法：经验与观察，便开始对这种过分的唯理论进行无情的批判。直到15世纪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虽然有冲突，但由于这时近代科学还没有产生，科学仍然是隶属哲学，而宗教在此时充当了为近代科学的产生营造氛围的不自觉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57. 　　[2] W.C.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0. 　　[3] 大卫・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