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临死前推荐了袁世凯
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谈判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去世，朝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岁的袁世凯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凯的升迁，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李鸿章在临死之前推荐了袁世凯，传言最广的，是李鸿章举荐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真查询起来，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出处。李鸿章去世之时，正是中俄谈判最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条约》谈判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后来周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李鸿章去世时，自己由于极度悲伤，已不能亲自拟稿向朝廷报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笔的。也就是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别人记下后，报告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鸿章话语一事。实际上李鸿章一病不起时，慈禧已对李氏的病情有预感，对接任之人也有考虑。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时，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电禀很简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电文只字未提李鸿章对袁世凯的保荐。慈禧太后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即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袁世凯的升迁，与其说是李鸿章推荐，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袁世凯之所以顺理成章地接替李鸿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干以及感情投资深得慈禧信任之外，还在于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军队的再一次溃不成军，自己如丧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过花甲的慈禧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由于决策错误，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于西逃途中的宣化鸡鸣驿，公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负罪实甚”，表示要“涤虑洗心”，重新变法图强。1900年12月1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当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诏，承诺对清廷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两个月后，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改弦更法诏，表示“母子一心”实行变法，要求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在两个月之内提出改革方案，以备朝廷参考实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张，让大臣们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慈禧急了，下诏成立新政督办政务处，将各要臣全部纳入，这当中有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并且对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实行督察。
由于慈禧太后的新政颁布在辛丑年的纷乱之中，时局不明，颁布的地点又是偏于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这一系列改革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只有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觉察到这当中的变化，接到诏书的第四天，袁世凯即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了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条革新方案，内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全面启动山东省的各项新政。当然，作为袁世凯本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为一个开明的地方官，袁世凯早就想对境内的一些事务进行改革了，现在，朝廷有明确的旨意，正可以因势利导。很快，山东的各项新政都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山东境内的教育改革，动静很大——1901年9月，清政府命将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的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并多设蒙养成学堂。号令颁布一个月后，袁世凯即在山东省城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章程大体涵盖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袁世凯还高薪聘任了美国人赫士担当总教习。袁世凯的这一番举动自然得到朝廷的赏识，清廷发布上谕，命各省仿照袁世凯所定山东学堂章程，立即举办学校，不得延误，袁世凯因此也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
袁世凯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前后的表现，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不仅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评，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官僚，他用他的行动表明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而且，在西方人看来，袁世凯也是比较好沟通的一个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又知道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实状况。总之，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自知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则是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于是，西方列强也有意无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才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选。正因为慈禧的赏识，以及西方列强的推崇，袁世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总督。
刘体智的《异辞录》一书中，有一则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自代的记述颇值得玩味。刘体智是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深晓李鸿章幕中机密，其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接近倒袁。刘说：李鸿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劝他保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任人选。李鸿章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李鸿章说的就是袁世凯。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选，干嘛要多此一举呢？李鸿章知道，无论是从才干上还是性格上，袁世凯是最像他的一个人。李鸿章也明白，自己未能完成的事情，肯定会在袁世凯手中完成。
袁世凯也深深知晓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沿脉关系——无论李鸿章有无举袁自代的荐折，袁世凯都不否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下，袁世凯还坦然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李氏衣钵的继承人。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的挽联就这样写道：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是用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鸿章是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下联用的是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的典故，以“萧规曹随”来比喻自己是李鸿章的追随者。
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后，袁世凯又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仍说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的故事自喻。虽然挽联与祭文一样多半是谀墓之词，但从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李鸿章的追慕和尊敬。无论从派系上来，还是革新变法的实际举动上来说，袁世凯都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正宗继承者。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追随着李鸿章的脚印，登堂入室正式进入清廷的权力中心。这一年，袁世凯只有四十三岁。
一个人，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他总是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来说，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前仆后继，就像是链条中的一环又一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得那样的紧密，就如同一个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样。也就是说，假如曾国藩活到一百五十岁，那么，他所经历的，可能思考并付诸实施的，也许就是真实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曾经所做的。
一个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时代中，也生活在历史的延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