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_大学校长_的视角

第3卷　第4期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12月

　　　　　　　　Vol. 3　No. 4JOURNAL OF HUANGHE S&TUNIVERSIT Y Dec 2001

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大学校长”的视角

王建华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厦门36005)

摘　　要:中国近代大学以1898年为起点, 1928年为一转折, 1949年终结。在这半个多世纪里, 近代大学校长们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平台, 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辉煌; 同时也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底蕴。历史进入了新的世纪, 唯有培养出一流的大学校长才能建成一流的大学, 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发达的灵魂与枢纽。

关键词:近代; 大学; 形成; 发展; 校长

中图分类号:G 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1) 04-0115-07

　　大学, 人类精神的家园, 思想的城邦; 从

古至今, 在历史的变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大学将步入社会中心, 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文明发展程度的象征。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校庆上正式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毫无疑问, 一流的大学少不了一流的大学校长; 甚至可以说, 有了一流的大学校长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值此中国高等教育百年之际, 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时, 从大学校长的视角, 认真总结一下中国近代大学形成与发展的经验, 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不无裨益。

一、近代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起步虽晚, 但起点并不低。其中原因很多, 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固有的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 更重要的还在于那时的大学校长所特有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

集中体现在, 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平台,

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 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近代大学校长, 大多留学欧美, 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 在西方大学理念中, 其核心的价值取向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也是围绕着这两点而展开的。

(一) 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 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 是指大学应当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 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 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 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 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 还是国家补助; 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 皇家特许状, 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 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收稿日期:2001-08-04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 , 男, 河南信阳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第3卷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第4期[1](P28) 哈钦斯也认为“情。”失去了大学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中国的大学教育起

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这简直就是‘教

授治校’的提法了”[4](P309) ; 而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等起草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中则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评议会”和“教授会”, 再加之后来的“校务会议”, 从而形成了校长主持的三级会议体制, 即教授治校制。这也就是后来冯友兰所说的“所谓教授治校, 在清华得

[5](P340) 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

所谓学生自治, 最早的起源可推溯到中

步较晚, 经历曲折; 同时, 也由于当时统治者忙于“争城掠地”而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 使得中国的大学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 而且实践也证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北大等校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命脉, 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都会变形。

中国近代的大学校长中, 蔡元培首先提出“教育事业应完全交给教育家, 保有独立的资格,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P 124) ; 与之类似, 台湾大学校长(1948-1950) 傅斯年提出“大学要尽量成为‘乌托邦’, 说得硬一些, 与社会脱离, 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 而去创造新的社会”; 尽管他又在后面补充说到“这话终是写意的笔法, 大学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系统, 犹之人不能脱离社会。”[3](P528) 事实上, 傅斯年在办台大时虽免不了向“现实”妥协, 但他更多的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自己所相信的道理”。

在通常的意义上, 大学自治的主体由校长、教授和学生三部分组成:一个大学要实现真正的自治, 一个大学校长要真正确立大学自治的理论, 就不得不考虑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

所谓教授治校, 人们通常认为是国外大学的特例。事实上, 中国自古就有教师治校的传统。正如涂又光所言:“太学管理自始就是博士治校, 后来形成传统, 这个传统传到20世纪前半叶, 就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有西方的影响, 但其主根在太学博士治校传统。”[4](P119) 梁启超在他起草的大学堂章程中提出的“以大权归教习”, 可以说是“教授治校”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大学里的最初萌芽。1922年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到“大学的事物, 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

116世纪的“学生型大学”; 不过那时的学生自治是处在一个极端, 没有、也不可能被沿革下

来。而现在大学里所保存有的学生自治传统则可上延到1531年Tr oczendor f 在德国Goldberg 中学所创的学生自治。中国各校学生自治开始于民国八年, 即五四运动之年。按陶行知的说法, “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 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段”, “从学校方面讲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 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 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6]有关学生自治在中国大学的施行, 较有成绩者当推马相伯。1903年至1913年, 马相伯任复旦大学校长, 以学生自治的管理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主持复旦时, 校内各部事物都由学生管理(在校长的监督下) , 称之为“干事”; 而后学生自治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 设立了“民主法庭”以解决同学间的纠纷事故; 其总的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个人自治的能力和高尚的人格。

学生自治不同于学生自由行动, 而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是大学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对教授治校的有益补充。

(二)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为经典, 最为核心的部分,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 永远不能放弃。”[1](P 55) 中国近代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对西方的学术自

王建华　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由理念进行了成功的借鉴。诚如蔡元培所言:“我对于各家学说, 依各国大学通例, 循自由之原则, 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学派, 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即便彼此相反, 也听他们自由发展。”[7](P224) 可以说蔡元培是在中国倡导并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人,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在北大取得了光辉的成绩, 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乃至在其以后的许多大学校长。刘海粟, 上海美术学院的创始人, 1912-1952年任校长, 他深受蔡元培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当年, 刘海粟曾因人体模特事件与孙传芳发生论战, 有人劝他妥协, 他说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为了和他争意气, 更不是争个人利益, 为的是学术真理”; 他在给孙传芳的信中态度极其坚定地表示“学制变更一事, 非局一隅; 学术兴废之事, 非由一人而定。”[3](P 61)

布鲁贝克在他著的《高等教育哲学》中写道“学术自由的合理性, 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和道德的。”[1](P 42)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们则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经典言论为理念, 努力地捍卫着学术的尊严, 维护着学术的自由。

与学术自由相关的还有两个概念, 即学术独立与学术中立。二者也是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进程中, 为大学校长们所普遍认可并躬行的与学术有关的原则。比如, 梅贻琦视学术中立为其办学原则, 常引宋人胡瑗的话以自警:“艮言思不出其位, 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 则无所不思, 无所不言, 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 若云思不出其位, 则自弃于浅陋之学也。”吴有训是学术独立的积极倡导者, 他认为“所谓学术独立, 简言之可说是对某门学科, 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 且能对该领域之一部分或数部分成就有意义的研究, 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 那么该一学科可以能为独立。”[8]

二、近代大学校长的办学素质分析大学校长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传统的看法只要求校长是教授中的一员, 应有较高

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 能领导学术活动并就此提出问题并做出决定。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在他们的心目中, 理想的大学校长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高深的哲学素养, 还懂得好多条基本原则和校长须知。但真实的校长未必都能如此。“常常不苟言笑的校长和常常高谈阔论的校长, 常常驻足校园的校长和常常遥控操作的大学校长, 专家学者型的校长和政治家、企业家型的校长, 都不乏

[9](前言P 14) 这就告诉我们, 在成功的范例。”

大学校长的素质与其成功的办学实践之间, 很难找出具体而必然的关系。但这也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就没关系。只要能拨开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 从他们生动的办学实践中抽象出一些共性的东西, 还是不乏启发意义的。

(一) 人格的力量

高尚的人格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优秀的大学校长无不具有一种人格的魅力。冯友兰在评价蔡元培时, 指出“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是春风化雨, 一是兼容并包; 依我看兼容并包并不难, 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事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生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作用; 有了

[10](P 296) 那种精神境界不能不发生作用。”

冯友兰的这段话, 可以说是对蔡元培人格力量的一种十分形象的描述。具体而言, 近代大学校长的人格力量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爱护, 对教授的垂青, 校长之间的善于合作以及必要时敢于对政府的错误说“不”。

(二) 人文的修养

“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在本世纪初叶, 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 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 南开校长张伯苓, 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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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庸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 如果是个别人, 也许是偶然, 但现代大学教育向我们显示, 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11](P 395) 透过这种现象, 可以得出这些大学校长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光辉成就与他们的人文修养有关的结论。作为士子, 他们所受到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 同时, 这些士子大多

　表1　专业比例%

理科20

工科10

又都曾留学国外。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人文“因子”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 通过与西方文化中科学“因子”的融合, 有效地转化为他们自身独特的人文修养; 而正是这种人文修养在他们办学的实践中孕育并产生了他们的大学理想。为便于了解中国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 可以给出一组参考数字:

中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统计表

文史哲42

教育6

财经4

其他18

　　资料来源:根据周川, 黄旭主编(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福建教育出版1994年版) 中的有关文字介绍整理而成。(注:该书所收大学校长为1949年以前的大学校长)

　表2　专业比例%

理科20

工科32

文史哲12

教育16

财经10

其他10

　　资料来源:根据张岂之主编《中国大学校长论教育》(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版) 中的有关文字介绍整理而成(注:该书所收大学校长为1991年在任的大学校长)

　表3　专业比例%

理科22

工科35

文史哲11

教育8

财经7

其他17

　　资料来源:根据光明日报教育部编《中国大学校长访谈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中的有关文字介绍整理而成。(注:该书所收大学校长为1998年在任的大学校长) 　　由上表可见, 当代大学校长中文史哲出身的已日益减少, 理工科的越来越多, 其中原因很多, 也很复杂。就现状而言, 中国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已大大不如先前, 当然这里也决不是说, 学文史哲专业的人文修养一定就高, 学理工科的人文修养一定就低; 这里说中国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不如先前, 主要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 参照上述数据而得出。历史上, 梅贻琦是研究物理的, 竺柯桢是搞气象的, 熊庆来则是学数学的, 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人文修养。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 他们有着自己的大学理想, 有着足以传世的关于

118“大学”的经典言论, 而这些就是一个大学校

长人文修养的最高体现。今天的大学校长, 有学术成就的也许不少, 但有大学理想的并不多, 能在对大学精神的阐发上留下有影响言论的少之又少。故此,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人文修养是一个大学校长能否产生经典大学理想的决定条件; 或者说, 经典的大学理想是一个大学校长人文修养的最高体现。

(三) 大师的视野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 但现在大家公认,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起点不低, 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 这一切应归功

王建华　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于本世纪初的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 他们的基础教育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 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 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 都很开明, 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 这是中国大学的幸运。”[11](P 394-395) 上述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本世纪初中国大学校长“大师视野”的一个方面, 即学兼中西; 对他们启蒙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他们成长过程中吸收的却主要是西方文化; 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他们天才般地吸收了二者的所有长处。而今天的大学校长(不是全部) 对中国传统经典基本无知, 对国外的理论又大都是生吞活剥, 这恐怕也是他们难有“大师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大学校长“大师视野”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他们所学的专业上。近代的大学校长,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他们身上“人文”的东西很浓; 同时又由于他们的开明, 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主动吸取, 自身也不缺乏“科学”的精神; 比如,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首席教授, 同时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修养也很高, 他写的《大学一解》可称为中国有关“大学”的经典文本。今天的大学校长少有受过完整传统教育的, 而且大多成长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阶段, 一定程度上受科学主义的影响, 缺乏足够的“人文”精神, 而人文与科学的分立无疑有碍于他们办学视野的扩展。

(四) 教育家精神

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务, 即便一个人具备了人格的力量、哲学的修养和大师的视野, 倘若没有教育家的精神也多半办不好大学。何谓教育家精神呢? 简言之, 其一是服务精神; 其二是牺牲精神。在这里可以引两段经典的言论加以佐证。梅贻琦认为, 教授是学校的主体,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他还曾把校长比喻成戏曲中的“王帽”(即帝王角色) , 他说“王帽”总是仪仗森严, 前呼后拥, “像煞有介事”, 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 因为戏好

并不要他唱, 他运气好, 搭在一个好戏的班子

里。罗家伦在卸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后, 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也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 乃是牺牲自己做学问的机会, 来为大家准备一个更好的做学问的环境, 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罗家伦所说的恐怕不仅是一己之感, 或许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大学校长都将面临的选择; 所做选择的不同不啻为判定一个大学校长有无教育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近代大学教育的经验归结近代大学的发展, 以1898年为起点, 1928年为一转折, 到1949年终结。在这半个多世纪里, 近代大学校长的辛勤耕耘, 为现代

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提供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一) 大学校长:大学发达的灵魂与枢纽纵观世界各大学的发展和横向比较东西方大学的长足进步, 不难发现, 每一所成功的大学无不与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教育家相连。就国外而言, 如洪堡之于柏林大学, 阿什比之于剑桥大学, 博克、洛韦尔之于哈佛大学, 安吉尔之于耶鲁大学, 珀金斯之于康奈大学, 威尔逊之于普林斯顿大学等等; 就中国而言, 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 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 唐文治之于交道大学, 竺柯桢之于浙江大学, 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 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 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 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 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等等。这些大学类型不同, 这些大学校长知识和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具有那种人格的力量, 人文的修养, 大师的视野和教育家精神, 都有着将自己的大学理想付诸实践的光辉历史。客观而言, 大学校长们的大学理想是一个与时代共生的产物。在历史上,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很具理想主义色彩, 但在北大却得到了光辉的实践,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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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阀混战, 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无关; 换一个角度可以说, 本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校长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他们在制度之外, 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创造了当时大学教育的辉煌。我想引用克尔的一段话, 对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大学校长们提出希望:“校长必须意志坚定、温文尔雅, 对他人的利益和要求感兴趣, 对自己则比较苛刻; 既回首过去, 又放眼未来, 却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又完全符合逻辑, 和蔼可亲, 深思熟虑; 既明白美元的价值, 却又深知主意和想法是钱难以买到的; 原则性强但做事灵活; 视野广阔却又注意细节; 他是一边缘性人物, 却又常常处在事态的中

[12](P 114) 心。”

(二) 大学理想:大学发展的动力泉源

今天的大学教育, 人们一直在惊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甚至整个大学精神都失落了。而这种失落恐怕与大学校长们缺少教育理想不无关系。原因何在? 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 不难发现“和世界大学相比, 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里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 大楼多于大师, 设备重于师资仍是普遍的现实。”

[2](前言P 9) 今天我们已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因此, 我们必须懂得一个基本常识:大学是什么? 我们如何遵照它的客观需要, 或许, 我们必须帮助它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风貌; 使理想重新成为大学的

[13]只有这样, 大学才能再次成为产核心。”

生与传播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的地方。在未来

的岁月里, 大学校长仍将是一个大学发达的灵魂和枢纽, 一个大学校长的大学理想仍将是一个大学发达的动力泉源。客观而言, 大学校长这一位置将变得更难以胜任, 它不但要求一个校长有着近代大学校长所拥有的“人格的力量、人文的修养、大师的视野和教育家精神”; 而且要求校长有着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唯有重温大学精神, 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 才能创建出世界一流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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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之所以是大学发达的灵魂和枢纽, 关键是因为他有着自己对大学的信仰, 有着自己的大学理想。简单地讲, 即优秀的大学校长一定有自己的教育理想至少是教育思想。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功在于他的“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功在于他“四个平衡”的大学教育思想(即通才与专才, 人文与科学, 师资与设备, 国内与国际) , 张伯苓在南开的成功在于他的“允公允能”的校训, 梅贻琦在清华的成功在于他极力倡导“通识教育, 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大学教育三原则, 竺可桢在浙大的成功在于他身体力行“求是”校风。回顾历史, 不难发现, 每一成功的大学无不有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而所谓优秀的大学校长必定有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 并敢于付诸实践。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辉煌业绩得益于他们特有的人文修养, 得益于他们学兼中西, 得益于他们“教育救国”的一片赤子之心。20年代的北大, 30年代的清华, 40年代的西南联大, 真正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那里人们得到的是一种理想和精神气质, 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而不是一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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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　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8]吴有训. 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J].独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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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纯编. 三松堂主——名人笔下的冯友兰和冯

友兰笔下的名人[Z ]. 广州:南方出版中心, 1999.

[11]杨东平编. 教育:我们有话要说[M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2]Cla rk Ker r T he U se Of U niv ersity Harv ar d

U niver sity P r ess 1988.

[13]许知行. 看, 这个激动人心的地方[J]. 读者,

2000, (4).

(责任编校　张锡侯)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Visual angl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

Wang Jan -hua

(H igher E ducation Science Resear ch I nstitute , X iamen University , X iamen 361005) Abstract :For modern universties , 1898w as their starting point ; 1928w as their tur ning po int and 1949w as their end. Dur ing this ov er half century , the presidents w ith their o wn mor al character as plateform opened the glory o f the m odern univ ersity education; meanw hile , laid firm cultural foundatio ns fo r the m odern Chinese hig her educatio n . Now , the histo ry has entered new century , only w e cultivate fir st class presidents can the first class univ ersities be built. T he univ ersity pr esident is the so ul-ax is for the derelopment o 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modern ; univ ersity ; pres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