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 光明日报 》（ 2012年10月16日 15 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难点。为了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近日，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广东省社科联《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内地十多个省市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与会者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尺度及其当代价值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首先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基本但又十分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问题。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限定在传承层面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角度而言的优秀。这要求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具备继承和发展的功能，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其次要具备断裂和创新的特质，能够和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衰颓的观点决裂，并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实现文化创新。就“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评判标准而言，应当从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三元合一的视角融合角度进行，既强调文化发生发展的民族因素、张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又要注意到民族文化在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之间的相应和落差，同时要以全球意识张扬先进的世界文明，反对文化割据，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某种文化优秀与否的评判，应综合考虑其理论价值与社会作用，避免简单结论。广州大学程潮教授认为不能以是否具有发展的连续性来确定某种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他阐发了“显学”和“绝学”（“正学”和“异端”）在具体时期的对立关系和在历史长河的转换关系，指出要以历史的眼光而不是以某一时期的价值取向去断定文化优秀与否。江西南昌航空学院平飞副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标准的确定，不仅取决于优秀文化本身，还取决于文化主题的实践与需要及其时代的发展变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在本次会议中形成了较为集中的讨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惠吉兴研究员指出了当前社会价值观缺位的问题，即“价值观焦虑症”：一方面，政府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产生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都源于我们缺乏一个能为社会大众所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对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为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方法论的启示、思想资源的支撑以及形上学的根据。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文化资源，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与发展，同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广东省委党校孙燕青副教授从文化自觉自信的角度讨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的自觉自信只能通过文化的延续而在历史演进中得以实现，这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但也必须认识到，将文化自觉自信的实现仅仅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传统文化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的特点，反过来决定了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介入与引导，才能担负起对传统文化扬弃的任务。
在对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具体阐释方面，会议成果颇多。华侨大学王四达教授讨论了道法家政治思想对传统治道的超越及其局限，认为其“治在道，不在圣”的政治理念实现了对旧有治道的框架的超越，把中国政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杨海文编审指出，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只要心存文化守成情怀，就有可能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孟子“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体现的正是20世纪思想家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智慧，这赋予我们当代研究者面对民族文化传承任务的方法论支持。广东商学院刘季冬副教授分析王弼注《老子》后，认为王弼从儒、道两家思想的契合点出发，构建了新的哲学思想体系，这启示我们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寻找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促进当代我国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创造新文化。西南交通大学唐眉江副教授从身心安顿的角度，阐发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认为儒家和道家的安身立命之道，能够有力地淡化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支配，改变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为解决生态危机作出切实可行的贡献。
会上，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黄强博士以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文化实践者的身份，同与会人员交流了以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管理社会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认为慧能和谐思想在社会管理中的运用有助于幸福云浮的建设。黄强博士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藏，找准其中的当代价值，用之得当，可以有力地推动绿色生态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
（左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