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从刘少奇主持通过“五四指示”到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无不体现着刘少奇关注下层民众的伟大情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为我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思考研究土地改革问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能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已成为决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成败的最基本条件。怎样进一步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发展？能否采取更好的办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着。 　　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只能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对日伪汉奸的斗争中，通过清算、减租等多种形式从地主手中直接取得土地，“群众热情极高”。 　　从1946年3月以来，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企图的日益明显，毛泽东和刘少奇愈来愈注重研究土地问题，他们起草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毛泽东并请刘少奇和其他有关人员继续研究。为此，刘少奇、任弼时同准备参加整军会议的薄一波、邓子恢和黎玉等人一起进行研究，且三易其稿。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他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改变了中共抗战以来一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坚决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正义要求，实行土地改革。 　　“五四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这一指示的实行，使解放区上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不久后开始的全国解放战争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最主要的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的，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到1946年底，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进行，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 　　1947年1月10日，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刘少奇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等各解放区领导人发出电报，征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刘少奇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五月四日以前进到延安。”他要求到会代表必须熟悉当地土改情况，准备材料和意见，并最好能亲自到基层群众中间考察一个月。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当晚，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北移子长县。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枣园迁入中央军委总部办公，指挥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转移。3月16日，刘少奇等人到达子长县的瓦窑堡、清涧一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原定5月4日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实行了。3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全国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3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又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继续举行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最后，“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准备“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保卫和发展西北解放区。 　　调查了解土地改革状况 　　1947年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到达山西。4月4日晚，刘少奇不顾严重感冒，与朱德、贺龙等乘汽车到达设在山西兴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在这里，他和贺龙、李井泉等谈了两天话，了解晋西北各方面特别是土改工作的情况，并在蔡家崖向晋绥干部作了讲话。接着刘少奇和朱德经静乐、宁武，到达晋绥第六军分区司令部，又同晋绥第六地委领导人谈话两天。4月19日，他们到达五台县善义村。 　　一路上，刘少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很多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很多老百姓分配土地不均，或甚至没有分得土地。如晋北忻县、淳县、代县、宁武、静乐等5县，进行了土改的817个主要村庄中，只有280个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很多贫困农民仍然无地。同时中小地主还普遍存在，并剥削农民，如忻县南向村即使经过了土改，仍有80多户贫农缺地400亩，而中小地主则仍有400余亩地出租。 　　同时，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他感到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会引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告诫晋西北的各级领导应该提高警觉，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为晋西北300万人民着想。各级干部要下去，切实给老百姓办些好事，想各种办法使老百姓多生产，改善生活。他在肯定晋西北工作成绩的前提下，认为必须采取新办法，使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变，发展生产，有吃有穿；要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是提升人民对共产党情感的中心环节。 　　由于沿途的劳累，刘少奇病情加重，他不得不在善义村休息几天。但他牵挂着晋绥的工作，又抱病在这里给晋绥领导人写信，谈了自己一路上想到的问题。他认为，晋西北土改的群众运动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没有一个县一个区成功解决了土地问题；而“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当时，晋绥六地委领导人不相信现有机构能够完成土改，而对组织工作团，建立贫农小组和农会，又担心有相当一批干部会受到群众反对和抛弃。刘少奇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这一事情后，去信对刘少奇表示了坚决支持。 　　刘少奇在晋西北这一路上的实地领受，对他的思想起了重要的影响。4月26日夜，刘少奇和朱德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他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上讲话，分析全国大势和土改问题，决定深入进行土改运动。5月1日，他批转晋冀鲁豫根据地土改情况的报告。5月6日，他和朱德又对冀东土改工作作了批示。 　　在这些讲话和批示中，刘少奇坚决支持各解放区继续深入土地改革，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方面取得土地财产，完全割掉封建尾巴。他在对晋察冀干部的讲话中说：有些地方决定复查，很好。“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刘少奇也提出在土改中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应该注意的几项原则：一是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奸、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二是可以从富农手中取得部分土地牲畜工具，但应避免专门反对富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以不动为原则。三是必须坚决联合中农，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保持乡村人口90%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起草《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5月底，中央工作委员会已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5月31日，刘少奇和朱德联名向各中央局发出通知：“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七月七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七月七日以前赶到平山报到。” 　　7月1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预备会议，讨论会议进行的方法和议事日程。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西边一条山沟中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各解放区主要领导人，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每个旅都派出一名代表，共107人。会议主席台是在空地正中搭个白布棚子，左右有两排长桌供主席团和记录人员用，各地代表就坐在石头上听报告。这时正值炎夏，“每次会议进行的时间，早晨5点半准时开，到10点钟或11点止，共5个半钟头左右”。会议历时近两个月。在战争时期能集合各地这么多代表，以这么长时间讨论土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强调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 　　在谈到制订新的土地法的必要性时，刘少奇语重心长地指出：“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以便给以后的运动——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等运动以新的指导。”“‘五四指示’到现在一年多了，许多地方的农民要求一部分得到了满足，还有些地方不彻底，有些地方的农民并没有起来要求，经过我们发动才有了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一年多是轰轰烈烈的，有了很多经验”，“根据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来校正我们的‘五四指示’是否正确，并且制订一个新的指示交给人民，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中央为了这个任务召集这个会议，跟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商量商量，共同制订一个新的指示，经过中央批准向全国发布”。 　　同时，刘少奇要求大会讨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他说：“在报告中间要老实、真实、确实，就是反映实际情况。什么是实际情况呢？就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亲手做到的和自己听到的。”“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会议的进程，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从会议开始到8月底是第一阶段，首先由晋冀鲁豫、东北、晋察冀、山东、晋绥和陕甘宁等代表汇报当地土改情况，然后是小组讨论。刘少奇广泛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对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 　　根据这些情况，刘少奇于8月上旬向陕北的中共中央汇报了各地的情况及应采取的政策。8月13日，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表示肯定与支持：“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4日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全国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所提的原则是正确的。”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形势迫切要求迅速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与生产积极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号召全国：“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 　　根据这一指示，9月初会议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进行彻底平分土地原则的讨论。在讨论提纲得到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明确肯定以后，刘少奇与秘书处人员一起，赶写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草稿，9月11日提交大会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9月13日，会议正式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刘少奇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历时近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这是刘少奇第一次独立主持召开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和它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留下了巨大影响。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去掉“草案”二字，以《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名，在1947年10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这是继“五四指示”以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又一个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纲》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了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规定农民享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权利。这就公开树立起一面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旗帜，对发动农民群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经过各级领导的层层传达，到11月、12月间，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彻底摧毁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广大群众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土改的深入开展，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同革命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最深入地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有人认为，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相当于“几百万解放军”。美国友人韩丁曾把《大纲》同美国的《解放黑奴宣言》相比，他写道：“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