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国际因素

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国际因素

杨雪冬：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国际因素

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六家机构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学者发言。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雪冬以“地方治理创新中的国际因素”为题发言。杨雪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治理中的国际因素日益明显，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使得由原来被动学习变成主动有意识地学习，这一现象在官员群体中更明显。杨雪冬调研发现，沿海地区官员的知识背景已经非常丰富，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有些已经与学者同步，甚至超过学者。

随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互动更加合拍，杨雪冬指出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制约因素，“谈中国变化如果脱离国际因素，可能就看不太清楚中国的走向”，但是，这两个因素怎么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

同时，随着地方不断加入全球化，地方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组织已经开始把中国式的治理经验带到非洲，杨雪冬所接触到的一位青基会人员说，中国如果要找到理论的自信，可能只有到非洲去找，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实践的。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发言实录

国际因素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杨雪冬：我想讨论一下在地方治理中国际因素是否发挥作用。

现在对中国的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地方政治研究，基本的把国际因素排斥在外，不会去考虑。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地方政治。如果去观察实际的地方政治运行，其实国际因素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大。

我前一段参加中越两党的理论对话会，今年是第九届，主题是反腐败问题。我在提交的文章中讨论中国反腐败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创新，中国有一个很系统的规划框架，但是我发现有一项可能是进展最快的，

而且制度效果最明显，那就是中国快速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现在中国已经和140多个国家建立关于反腐败的司法合作或引渡，我们一般不会想像到，反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走得这么快，更有意思的是，在反腐败合作中，决策者最骄傲的一个事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一的法国，达成了司法的引渡协定。这就意味着对很多官员来说，可能以后逃到法国是比较可怕的选择，因为你可能被引渡回来。从这点来看，其实中国很多制度在快速与国际对接。

包括杨光斌老师所讲的治理、民主化，以及李路曲老师所讲的全球化影响，都在从外部因素快速地影响着国内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治。其中，一些地方公共事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可能更重要的是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纽约时报》，甚至《华盛顿邮报》，使地方事件变成一个国家事件，甚至变成国际事件，从而推动地方事务的解决。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所谓孤立的地方，同时，随着地方不断加入全球化，地方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有人在讨论要“找回国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国家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框架或行为者，但地方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比如像北京、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在整个国际范围中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可能超过了国家，地方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官员在解决地方问题时有意识学习外部知识

我介绍一下关于地方或国际互动的现有研究。

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谈内外因作用，谈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在讨论国内与国际关系，包括自由主义理论谈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等等，现实主义理论关注国际实力怎么影响地方与国际的互动。

从具体的研究路径，可以梳理出国际的社会化，制度之间怎么趋同，也有人从国际认同看国家合法性来源，或者从政策网络角度研究国家之间的合作，怎么使一些政策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等等。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一般都会在教材最后一部分讲国际关系，但总体来说还是把地方治理与国际因素分开，没有把国际因素纳入到政治学必要的内在要素进行分析。

分析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国际因素，首先需要定位什么是国际因素。有三种类型，第一，作为一种约束或者压力的因素，比如国际规则就是一种约束或者压力。

第二，作为一种学习的对象，比如说理念、技术，在治理方面更加明显。我曾经在安徽特别偏的乡镇做调研，我在一位干部的桌子上看到《使民主运转起来》这本书，他在当地推动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将自来水厂民营化。他关于民营化的知识是来自在省委党校读书时看到的报纸，上面介绍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来水厂私有化情况，他有了这一观念，回去就把当地的自来水厂民营化了。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子的个案，官员在地方治理解决问题，都是在有意识学习外部的一些东西。

第三，作为地方治理的参与者，有的是个人，也有组织，比如体现在资本，一些官员制的交流。 在地方治理的国际因素影响中，有一个因素可能更值得进一步关注，就是一些带有国际背景的NGO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在沿海地区，比如广东，最明显。我们前一段做过一个问卷，调研国外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你认为有哪些主体把思潮带进来，其中很多大学教师的选项是NGO 组织，比例相当高。

另外，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下，这些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比如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动机制，最典型的是中国加入WTO ，把外部力量转化为内部压力。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陕西做调研，当时就在推动干部学外语，那是一个全国性的流行潮流，一种自上而下把外部力量转化成内部力量的推动机制。

另一个机制可能是学习和模仿机制，从原来的被动学习变成现在主动有意识学习，在官员群体中可能更明显。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沿海地区官员的知识背景可能已经非常丰富，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甚至已经与学者同步，甚至超过学者。

脱离国际因素可能就看不清楚中国走向

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时空还是有所差别，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以及晚期，国际因素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地域上东部可能比西部更加明显；在领域上，经济、社会领域比政治领域可能更加突出一些。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互动更加合拍，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制约因素，谈中国变化如果脱离国际因素，可能就看不太清楚中国的走向，但这两个因素怎么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这些国际因素对于地方治理起到的是一种改进作用，还是一种干扰的作用？

另外，中国本身创造一些地方治理经验是不是有对外输出的可能性？国际关系领域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有大规模投资，以青基会为代表的类似NGO 组织也开始跟进。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把中国式的治理经验带到非洲，我接触到的一位青基会人员，他说，中国如果要找到理论的自信，可能只有到非洲去找，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实践的。

这是我研究中的一点想法，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