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作者：卢春祥孔凡军程坚

文汇报 1996年11期

　　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以前所未有的牺牲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奇迹。长征以它特有的创举使我们党取信于全中国人民，以它特有的伟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车轮。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转折，对历史进程发生了极其巨大与深远的影响。长征是短暂的，但长征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已跨越时代，超越空间，成为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历史性飞跃，长征精神不仅仅属于她诞生的那个年代，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是一次追求理想与信念的伟大壮举。长征中，红军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达到了极至，怀着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旧世界抗争，重新燃起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理想与信念作为推动我们事业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独特的视角对长征给予了评价，他说：“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从埃及走出，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后人可能会无数次地问，长征中遇到了那么多艰难险阻，物质条件又是那么差，靠什么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呢？首先靠理想与信念。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军事斗争的失利，并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早在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及其所属的各革命根据地，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诞生。它虽然十分弱小，却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希望与前途。长征不仅是军事失利后的战略转移，而且是光明与黑暗的继续较量，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与信念而求生存的伟大抗争。红军战士正是怀着保卫新生政权坚定不移的信念，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深知，在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马背上的共和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共和国”的阳光普照整个中华大地。长征中，谢觉哉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为了轻装，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掉了，但始终把印章挂在脖子上，完好地带到了陕北。长征中，红军战士不仅面临着天上、地下数十万强敌的围追堵截，面临着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面临着对红军不甚了解的人民群众和对汉族存有隔阂的少数民族，而且在党内还经历了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和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袭主义的严重斗争。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料想不到的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理想与信念的神奇力量，使每位红军将士都展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出神入化的奇迹：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在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包围中矫若游龙，在千难万险的阻隔前犹如神兵天降，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境，在敌强我弱、力量差距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今天，红军的理想与信念经过先辈们的努力已经成为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现在，中国又开始了一次新的长征。第一次长征，是为了夺取政权进行的人民革命斗争。新的长征是为了中华民族创造一个辉煌灿烂前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第一次长征，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新的长征，将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同第一次长征相比，新的长征是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雪山”、“草地”、激流、暗礁，要顺利地实现目标，更需要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阶段，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实现共同理想，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早在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0页）当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预言，中国有了第二座不倒的长城，这个长城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凭着第一次长征所具有的那种大无畏的豪迈气概，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再创新的辉煌，再写新的奇迹。长征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成熟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根据自己本党的实际情况，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和决定自己的事情，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新的长征中，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来之不易，需要十分珍惜，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

　　长征是一曲顽强拚搏的壮丽凯歌。长征中，红军历经人间艰辛，靠着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业绩。在敌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动力。

　　长征是在情势极其险恶、斗争十分艰苦、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巨大的困难，付出血和汗的代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把红军屡次推入绝境。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生死的考验，红军战士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主义气概。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行程2万5千里，纵横11个省，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占领过大小63座城市，翻越了18条山脉，其中有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平均每天行军70多华里，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从瑞金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6500余人。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长征路是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开拓出来的。长征途中，为了抢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头夺下泸定桥，红军发扬“事到万难须放胆”的精神，在泥泞的山路上冒雨强行，与对岸敌人的增援部队争时间、抢速度，一昼夜奔袭240里。由22人组成的突击队，攀着悬空的铁索，冒着密集的炮火，飞夺泸定桥。后续部队紧紧跟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部占领泸定城，牢牢控制了泸定桥，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把追击的敌人甩在了后面。有人曾说：“红军在此夺取的不仅仅是光溜溜的13根铁索，而是夺取了整整一个时代。”红军正是靠这种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野菜充饥，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英雄业绩，演出了一幕幕战争史上“威武雄壮的活剧”。长征把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内容，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深山密林的艰苦条件下，曾两次印刷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以此鼓舞游击队员的斗志。共产国际“七大”高度评价“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评价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讲：“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精神，是我们战胜困难，创造新的未来的无价之宝。

　　现在我们进行改革开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场新的伟大创业，需要继续弘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如果失掉这种精神，只想在已有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我们的事业就会衰败。长征多次危难中，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命运有时竟系在能否夺取十几根铁索、几条渡船，或几座山峰、几道险关上。正是靠无坚不摧的英雄主义气概，才一次次化险为夷。长征的胜利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要想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不仅取决于正确的路线，而且取决于艰苦创业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更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创业的过程。只有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才能取得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兴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社会上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按人均收入计算，我国仍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一刻也离不开艰苦创业精神。邓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即使将来达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的事业取得较大发展和进步的时候，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精神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淡化了，极少数人甚至个别高中级领导干部在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思想侵蚀下，追求“酒绿灯红”，迷恋声色犬马，沉湎于纸醉金迷，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些人有愧于为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终生奋斗的革命先辈，与孔繁森、李国安等当代共产党员的楷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方志敏烈士在著名的《清贫》一文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不稀罕闲适，不稀罕富裕。这“五不稀罕”，是真正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的生动写照。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转换、经济体制转轨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把“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大目标变为现实，一定要牢记江总书记提出的“64”字创业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精神，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长征是党加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次历史性升华。长征中，红军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时时处处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在中华大地席卷起一股股革命的洪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需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力量的源泉。

　　红军离开苏区，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环境，能否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这是一次在极为特殊条件下对人民军队宗旨的实践。长征使这一真理进一步得到验证，并化为党和红军将士的自觉行为。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无论部队多疲劳，情况多危险，环境多复杂，都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群众解除痛苦作为重要任务。打土豪，分田地，大得民心；惩治贪官污吏，为民除害，大合民意；帮助群众建立组织，武装自卫，大顺民情。为了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红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秋毫无犯。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甚至在激烈的战斗中还注意保护庙宇，赢得了少数民族和僧人喇嘛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仅在甘肃一省，沿途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子弟主动参加红军。进入彝族区，刘伯承、聂荣臻和小叶丹“插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了彝族区。进入藏民区后，红军发出保护藏民的通告，在藏民的田地插了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侵犯，对回家的藏民每家发了保护证。红军总政治部还号召每个指战员开展给少数民族兄弟送一件礼物的活动。人民群众从军严明的纪律中感受到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军民鱼水情深”的道理。进入遵义城前，红军颁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十二条口号中直接涉及军民关系的有九条，八项注意中直接涉及军民关系的有四项。如“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等等。红军夺取遵义城时，正值半夜，他们没有惊动群众，怀抱武器，顶着寒风在屋檐下休息，第二天群众见此情景深受感动。红军的行动，同国民党和军阀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群众对红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敌人关于红军和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人民群众支前情绪空前高涨，积极送子送郎参军，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可靠的后勤保障。他们当向导、送情报，使红军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敌人则变成了瞎子、聋子，处处被动挨打。红军为了人民的利益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党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生长和发展壮大。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今天都放射着光芒。

　　长征胜利的事实表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本质的集中体现，作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精髓，必须代代相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党的任务与长征时相比有很大的差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民谋利益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仍然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精神仍然是我们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如果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动摇，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如果在这一点上头脑不清醒，我们的事业就要误入歧途。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政治问题，从根本上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做到一切为了群众，时刻关心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行动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现在有些干部，缺少社会实践的锻炼，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实践缺乏了解，群众观点淡漠，同工农基本群众感情疏远，不懂得党的群众路线，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甚至侵害群众利益。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与一些同志，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生了动摇有关。想问题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办事情不靠群众靠关系，不近群众“傍大款”。长征中，人民群众是通过红军的一言一行感受到党的温暖，体察到军民鱼水之情，进而以支援红军取得胜利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同样是通过身边的共产党员来认识、理解、评价党的。所以，党的领导干部和每一个党员的一举一动，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一言一行，都要有利于维护党的形象。用自身的良好形象使人民群众相信党、依靠党；经过实际工作使群众懂得党是人民利益的忠诚维护者。进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我们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长征是顾大局、守纪律、紧密团结的光辉典范。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在形势多变、环境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相互协调、紧密配合，拧成一股无坚不摧的牢固链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长征中，红军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党的领导层，以毛泽东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带领红军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凶恶的敌人斗争的同时，正确处理了党内的一个个重大原则问题，以大局为重，广泛地团结绝大多数同志，避免了分裂。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纠正原中央领导人错误的同时，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本着团结的愿望，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调整，对政治路线则待到时机成熟后，到延安时期才逐渐解决，以避免党内引起过大的震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伸手向党要权，当其野心不能得逞时，竟公然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部南下，甚至成立第二“中央”。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党中央和广大红军指战员采取十分忍耐的方针，同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初期，为了转变张国焘的立场和争取四方面军，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立场外，其余均向张国焘作了妥协，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给张国焘。在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的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一、三军团北上，妥善处理了长征中出现的危局。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艰难的环境下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贺龙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促进了二、四方面军的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最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在红军内部，官兵一致，团结互助，形成了万众一心的坚强力量。红军各方面军之间、各部队之间紧密地团结和统一在党的旗帜下，一切行动听党中央的指挥，保证党的路线在红军中的贯彻落实，在环境十分复杂、条件非常艰苦、通信联络阻隔的情况下，保持了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密切的协同。长征初期，党中央先后派出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红二十五军进军西北。这三支先遣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有的甚至伤亡殆尽（红七军团），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三大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南方八省游击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陕北红军誓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别动队”，积极肃清陕甘的敌匪，为红军先遣队和主力红军落脚陕甘边区扫平了道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这种大局意识和协调精神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为了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的目标，各部队自觉服从和维护党中央领导的权威和大局利益，以此确保了党的战略意图的实施。三大主力红军战略上互相配合、密切协同，都把保证全局胜利放在首位，自觉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主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兄弟部队，有时甚至用局部的牺牲去换取全局的胜利。整个长征的过程，可以说是整个红军进一步走向团结的历程。长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的高尚的集体主义情操，是任何军队无法比拟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尤其需要进一步发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顾全大局，就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兴旺发达结合起来，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全民族的利益。胸怀大局想问题，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谋得全；围绕大局干工作，才能方向明，路子对，办法多，干劲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顾全大局就必须用严格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的权威。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威，革命的新局面才出现，长征才取得了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新矛盾、新问题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客观上要求加强中央的权威。但是，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政治纪律观念淡化，党的观念淡漠。对党的方针和政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对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为了一点局部或个人利益，甚至连犯罪问题都加以保护。这是十分危险的。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政治敏锐，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周围，为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任务而奋斗。

　　当前，加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到跨世纪宏伟纲领的全面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从长征精神以及我党我军在不同时期创造的精神宝库中汲取营养。让这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阶段，中华民族就会再创奇迹。

作者介绍：卢春祥 孔凡军 程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