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与[活着]中主人公形象 的比较 2稿

《苦恼》与《活着》中的主人公形象比较

余华与契诃夫的这两篇小说发表的时间先后相差大约一个世纪，然而可以说余华的《活着》是《苦恼》的扩大、拉长版。

《苦恼》是十九世纪俄国契诃夫的一篇著名短篇。列夫·托尔斯泰极为推崇《苦恼》，曾将其列到契诃夫作品的“第一流”行列中。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朴素：马车夫姚纳得知他那个生活在农村的儿子死了，十分难过。然而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冒雪上街赶车。他辛苦了一天，最后却连买燕麦喂马的钱都没有赚到。想找一个人诉说自己的苦楚，但在光怪陆离的彼得堡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他的倾听者。最后只能走进马棚向马儿一吐满心的苦水。

而《活着》是余华的一部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小说从主人公福贵漫长而平静地诉说中开始，娓娓讲述了其从纨绔子弟到最后变成孤寂无依老人的那一段坎坷遭遇。年轻时他曾经以逛窑子为乐，在赌场上心旌摇曳地体味生命的刺激和冒险。当这一切如海市蜃楼般消失的时候，苦难开始了对他无情地打击。厄运紧紧追随着他生命的脚步，并毫不留情地夺走他每一个亲人的生命，一次次的将它逼入痛苦的深渊，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力自拔的鳏寡老人。剩下的生命只有与一头瘦弱老牛与之相依为伴。

在尝试比较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姚纳和福贵）形象后，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同为在生活重压下活着的人。如果对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进行一个概述的话：姚纳是俄国城市中的受难者，而福贵是中国农村中的悲惨者。无论对这两部小说做一个怎样的界定和解读，最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都是一个被生活重压，命运嘲弄的可怜人形象，留给读者的只会是深深叹息和同情2、同为与畜生相仿式的人物形象。在这两篇小说里，无论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还是人物形象的描写，都与他们各自的财产所有物——姚纳的马，福贵的牛极度的相似。

然而当更仔细深入的分析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却发现在同样的受难式里，这两个人物却又有着不一样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

（一）在生命意识上。

《活着》在讲述死亡故事的同时，也让读者思考面对如此困境时，该怎么活下去；而在《苦恼》中我们可以看到死亡，但是在死亡在那里我们得到的不是死的本身，而是由死带来的对生命的冲击，痛苦和苦恼萦绕全文。

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是相融相连的，死亡正是生命意识的重要内涵。海德格尔有这样一

句话：“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在生命的任何时刻，人们都走向死亡，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形态，死亡就是生命的延续。

关于《活着》，意大利《共和日报》对其曾做出这样的解读：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不去死。可以说《活着》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余华用简洁明了且朴素的文字将老农福贵的人生搬上文学殿堂。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故事，由一个连着一个死亡的故事连缀起来的汇集。在小说里“死”这样一场残酷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了开场——福贵的爹的死，却迟迟没能看到闭幕，或许这个终结的仪式只有福贵生命也走上终结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上演。《活着》以福贵这样一个有着比别人有着更多死去理由，却始终还活着的人来写出一个生命的主题：“活着”也可以很纯粹，仅仅因为活着。相较而言，《苦恼》这篇小说里，行文因姚纳“苦恼”而起，而这“苦恼”又因死亡而起“他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跟别人好好地谈过这件事”，“他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不敢想儿子„„对别人谈一谈儿子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出他的模样，那是会可怕得叫人受不了的„„”死亡叫姚纳悲痛，对他来说只有倾诉可以舒缓这种悲痛，可是很可悲的在拥有千万人的城市里，愿意做倾听者的一个也没有。与福贵的“想来想去都是命”这钟自我宽解的观念不一样，姚纳的苦恼得不到解脱，孤单和寂寞就如潮水般将其淹没。

总而言之，“死”让福贵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活着，却只让姚纳学会了向马“倾述”。

（二）在精神追求上。

在受难式的生活框架里，姚纳追求的是内心的宽慰，痛苦得以倾泻，身体上的苦难已经投降与那简单渺小倾诉追求；福贵的追求却只剩下“活着”这样一种简单原始的生存观念，或许还可以用一个更有诗意的词语来表述“逍遥”。

姚纳，“倾诉式”的可怜者。

倾诉，是人发泄痛苦，舒缓心情的一种方式。当生命中的痛苦不能承受时，人总是要倾述，并且渴望倾听者的回应，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苦恼》中描写了姚纳三次试图向三种不同等级的人诉说“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可是结果总是赤裸裸的漠视“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这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在这里的人除了他自己本身，谁都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眸。小说中对姚纳的苦恼有这样的一番描写“如果姚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那郁结于胸的苦恼是如此的巨大，那小小的胸膛是怎能承受的住？可是这又能怎么办，在千万人的城市中谁也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心中满是苦恼的马车夫。他生活的全部希求——有人来倾听满心的苦楚，最终只能在自言自语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说，对身体上的伤痛的无视，如，遭受到那

些老爷“脖儿拐”后只是“嘻嘻”笑两声。这也正是在凸显了姚纳在精神上的需求——一个倾听者。然而，也正是这种想舒缓内心苦恼的心境，简单而又困难的精神需求，表现出姚纳还是一个“人”，而不是麻木无心的木偶。

福贵，“逍遥式”的悲惨者。

这个“逍遥”是苦难过后的乐观无求。《活着》通过描写七次不同的死亡，将一个人忍受苦难的能力推向了极致，用坚忍来抒写生命的哲学。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这样写到：“痛苦是生命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痛苦与生俱来，并一直伴随生命走向终点。” 这一句话用在福贵身上或许有点不合适，因为在靠近生命终点时，痛苦已经离开了这个曾经受苦受难的身体。福贵活着，由福贵变成了福贵老人。他已经在与土地的磨合中慢慢的钝化为土地上平常的农人——勤劳、善良而朴实。岁月的沉淀，岁月的大喜大悲让老人懂得了很多。老人说：“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样朴素的生活总结，是一种大风大浪之后对生命淳朴的认识。当一切化为尘土，一去不回，福贵老了，也释然了，平静了，平和了，引出了“活着是最基本的要求和信念”。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命运的嘲弄下，“倾诉”成了姚纳生命的全部。而对福贵而言，那就可以用道家的最终精神境界来形容了——“虚”字，无欲无求。如果将人的拥有某种“需求”来界定为是否“活着”。那么我们可以说姚纳还“活着”，而福贵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曾经的苦难、悲痛都是过眼云烟，人的全部就仅仅是因为生命还在继续。这就是活着，带着点的虚无的“逍遥”生活方式。

姚纳和福贵，这两个人物形象和命运遭遇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是在精神追求的层面上来说，福贵更算是一个脱离了甚至是超出了“人”的，已经难以在人的范围内找到一种可以概括最终的福贵“逍遥”式生活。而姚纳还在人的诉说安慰需要层面里，继续苦恼。

同样为苦难海中浸润着的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会最终表现出如此不一样的生命意识和精神需求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归因于作者的写作主旨。

《苦恼》写于1886年，这个时候正是俄国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沙俄的残酷统治使许多人思想麻木冷漠，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客观地描绘了这种社会现状，为不幸的人们抗争。《苦恼》要通过无处诉说苦恼的姚纳的悲剧，揭示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自私和冷酷无情：军人与追求享乐的青年对小人物的不幸漠不关心，这里有社会地位的隔膜。然而，与穷车夫处于同一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也无动于衷，这就更深刻地告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冷漠无情已到了何等地步。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终于把姚纳推向小母马，他在对马的倾诉中得到了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作

品要突显人不如马的昏聩现实，以深沉的感伤和强烈的愤慨，对此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否定。因此小说中苦难式人物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求得一份安宁，而是更多的担当了社会底层控诉代表的作用。

而在《活着》这里，就整个故事的营构来说，小说的时间跨度几乎是覆盖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而且可以说在这段时间的每一个重要片段都在福贵的家庭中打下了悲剧性的烙印。但是，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在叙述中却显得非常平淡，似乎只是人物无意中碰上的一种灾难，至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悲剧冲突并不明显。就如大炼钢，这样一个国家大事件，在小说里却写得极为可笑，对福贵的家庭的影响就是，锅被拆掉用来炼钢，再者就是守着那炼钢炉看火，写的极为平淡。这也就表明了余华的叙事目标只是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过程和方式，从而引出人只为“活着”而“活着”的纯粹主题。生命的本真就是活着面对无奈时的痛苦，接受痛苦时的坚忍，学会坚忍时的乐观，保持乐观时的感谢，存有感谢时的宽容，拥有宽容时的平静。

作家是小说人物刻画的建设者，出发点不同，在故事之上垒砌来的人物追求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姚纳和福贵这样两个同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同样是遭受命运嘲弄的人，在作品中最终呈现出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不管这两个作者塑造这两个人物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读完这两部作品后，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意识——无论是福贵的“活着”模式，还是姚纳的“倾诉”追求，在今天社会来说，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韩国《东亚日报》对《活着》是这样解读的：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福贵的生命形式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式的，他有着人类所共有的生存方式，他的“活着”已经脱离了中国这个小小的框架，而走上了世界的生存舞台。同样地，姚纳的苦恼，这种对社会人际“冷漠”的批判命题，早已经跳出了国度——沙俄的黑暗统治，脱离了时间和空间。在现今社会，人情间的“冷漠”无处不在，已是世界人类的通病。人与人间横亘着许许多多的钱权、名利，彼此间的距离正一步步地拉远。《苦恼》的批判意义远远大于作者对其价值定位，它已经走的更深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