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之热情的静定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天主教默尔修会所强调的热情，以及佛家所看重的静定或平等心。东西方长久以来的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对我没有太大的意义，倒是上述的议题令我感到兴趣，它使我领悟到，我们对热情的认识都只限于执著、想要得到某人或某东西，但是又害怕失去他们，以及强烈的占有欲等等。如果你没有执著，没有其他那些东西，只有纯粹的热情，你会怎么样？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想到有时打坐时，突然感觉心开意解，混杂着奇妙的心疼感，那一股巨大的热情是没有对象的。如果把两个词组合便可以比较完整地形容那种状态——热情的静定，意思是对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充满热情，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深的关怀，但是没有丝毫的执著。这份感觉是充实的、圆满的、完整的，而且充满挑战性。
我觉得这两个词的组合非常恰当，非常深刻，也是我长久以来灵修的核心精神。感觉上我的前半生好像在学习热情，得了癌症之后学习的是静定的功夫，现在则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实在太重要了！它们非常缓慢而坚定地渗进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我们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但感觉上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了。
我目前的功课就是热情地工作而不执著于结果。热情的静定，热情的静定，听起来是多么的恰当啊！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从德国回来一阵子了，目前正享受着落基山多变的天气，和逗趣的狗儿、近在咫尺的亲友团聚。
尽可能地医治自己是我目前的当务之急，我结合了凯利新陈代谢生物学的疗法（补充养分、胰脏酵素，食疗以及各种不同的体内净化方法），静修、观想，阅读灵性的书籍，接受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医师的针灸治疗（他主张不痛则无效），与住在旧金山的专家迈克尔·布罗夫曼讨论中国与美国的疗法，与当地的肿瘤专家探讨、接受检验，做运动，尽量待在户外，我开始寻找本地的心理专家为我做咨询，也做一点瑜伽练习。
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这些治疗。肯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打坐一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打扫、洗衣、买日用品以及打一大堆蔬菜汁！我通常会睡到九点半或十点（我很难在十二点以前上床），接着开始进行早晨的例行公事，大部分是凯利疗法所规定的事项。我必须在凌晨三点半与清晨七点服用两剂胰脏酵素（一天要服七次，每次六颗胶囊）。起床后马上服用治疗糖尿病和甲状腺的药，然后吃早餐，否则无法服用酵素。用餐时必须补充一些药丸（三十多颗）。早餐要生吃十四种的谷粉（这些谷粉在前一晚必须先磨好，再浸泡一整夜），肯会为我煮一两个蛋，好搭配那整把药丸。此外我必须才好咖啡，等它凉，作为早上的咖啡灌肠剂；一天只可以喝一杯咖啡，因为它有利于我的新陈代谢（真是开始得太慢了！）我必须承认我很盼望这一杯……
我一边吃早餐，一边闻着咖啡的香味，望着山谷中苍郁的树林。最近阅读的书有贝克写的《对死亡的否认》、托马斯·基廷神父的《思想的开放，情感的开放：从深思的层面看福音书》、奥斯本眼听《拉马纳尊者与自我认识之道》以及《拉玛纳尊者的教诲》。每当我过度执著于身体的感觉，如眼中的闪光、脚上的麻木感等，便很庆幸能有这么多不同方向的提醒。把这么多的能量倾吐于治疗是需要留意的，因为求生之火一旦被煽起，就很难不执著于生命，很难不认同这个由细胞聚合而成的所谓的“我”。阅读结束后，我会先做瑜伽，再开始静修。我把静修当做是对大精神的供养和加强我对某种无法言传的东西的信心。这样的静修方式，可以让我不落入过于目的取向的陷阱。
这令我想起了托马斯·基廷神父所说的一段话：“意志最主要的行动并不是努力，而是一种允许……以意志的力量去完成一些事实是在加强假我……但是当内心愈来愈自由，意志随着这自由的阶梯往上攀登时，它的行动逐渐变成一种允许，允许神的来临和恩宠的流入。”我通常以“大精神”替代“神”这个字，因为后者暗示了太多拟人化的父神形象，统驭、批判与界分感都太强，“大精神”比较像是超越形式、包容一切的虚空，我可以观想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我很喜欢基廷强调的接纳、开放与允许，而不是去努力奋斗。他说：“试着去稀释接纳之中的倾向，这对于深思的祈祷是有助益的。接纳并不是不行动，而是真正的行动，其中没有努力的成分。那是一种静待终极奥秘的态度。你并不知道那奥秘是什么，如果你的信心被净化，你甚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这种“活跃的不行动”就是我所谓的“热情的静定”。肯告诉我，道家称这种状态为“为无为”，常被诠释成“不费力的努力。”
基廷建议我们采用五到九个音节“活跃的祈祷”，有一点像咒语。我最喜欢的一句祈祷文是“允许大精神出现”。“允许”这两个字每次都让我吃惊，令我觉醒，因为我是这么容易就落入努力的状态。“允许”让我在行动中放缓脚步，在我身边低语着“放松”和“温柔”，然后从那状态中再出发。白天我仍然采用“唵嘛呢叭弥吽”这句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我很高兴基廷神父给我们这句英文的咒语，我的左腕上现在还戴着那串从雪山修道院带回来的木质念珠。每当我的心想要追赶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轻柔地把心放下，如果有不耐烦产生，就去留意它，在心里默念“允许大精神出现”，它会为我的心带来寂静和空间。
静修结束后便是咖啡灌肠的时间，这是帮助肝脏与胆囊排毒的方法。许多另类疗法都采用，包括泽森疗法在内。这个灌肠法已经被安全地使用了一百多年。对我而言，感觉还不错。几年前我被肿瘤科大夫吓得不敢尝试，即使它能帮我消除化疗后直肠组织所产生的痛苦。那位肿瘤大夫认为这个方法会造成体内电解质的不平衡。后来我发现他也许不熟悉这项治疗，因为通常一天得替病人灌二十二次肠才能证实它的效果，所以是非常负责的疗法。
灌肠大约得耗掉三十分钟，我通常利用这段时间观想，放一卷葛印卡老师以巴利语吟咏的祈祷文。观想的方式依照当天的感觉走，我可能采取非常目标导向的观想，想像肿瘤被杀死、溶解和完全清除。有时我觉得应该开放、质疑与探索，就会开始和肿瘤对谈，提出问题，看看它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会想像酵素在体内打败肿瘤（我从脑部的肿瘤开始观想，再转到肺部的大肿瘤）。我想像这些肿瘤被酵素软化，想像坏细胞逐渐被分解，想像我的免疫系统也在协助歼灭这些癌细胞。我观想这些肿瘤从中心最黑的部分开始坏死，周围肿大的部分也慢慢萎缩，有时我也观想肿瘤被杀死的坏细胞累积得愈来愈多，最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是下肿瘤对谈，则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会先检查从上次到现在它们是否有任何变化，接着问这些肿瘤是否有话要对我说，譬如肯定我所做的事，或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肿瘤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或“如果你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也不用担心，我这个部分一定会改善，肿瘤的开关可能会改变或压迫其他部位，但那并不意味什么，别担心。”几个星期前，脑部的肿瘤曾心怀歉意地告诉我，它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也不想害死我，它很高兴我正在尝试生化酵素的疗法，因为它是无法被放射线或化疗杀死的，它认为自己可能会被酵素分解。它要求我给这项治疗一个机会，至少持续三个月！
我是以很轻松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我不晓得自己在这种观想上所得到的信息与建议是否具有客观的真实性，但是我发现与这些内在的声音接触是很有帮助的，它让我了解比日常意识更深的层面。有好几次，这些肿瘤格外沉默，或是难以接触，这时我会向圣母玛丽亚与山中老者（他看起来很像我在机场买的一个德国玩偶——一脸的大胡子，身穿绿色外套，背着一个布袋）求救，他们是我道途中的指导灵，也是我的朋友和最大的安慰。童年时，我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想像出一些玩伴，现在我终于把他们创造出来了！
……
肯真是全能的帮手，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我的身边。晚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思考着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们甚至把遗嘱都写好了，以防万一。我们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感到盛怒烦乱，但同时也学习深呼吸、如何接纳生命的真相（至少某些时刻可以办到），如实享受人生，感谢每一刻的联结与喜悦，利用这个恐怖的经验来打开我们的心，增长我们的悲悯。
我们买了一辆六年保证期的吉普车，我怀疑保证书到期时，我还会不会活在世上，就如我不想延后整理花园的工作，也许明年就没办法再享受这种乐趣了。听到朋友描述他们的尼泊尔之旅，感觉也很怪，因为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去不了，途中如果感染什么病，我的免疫系统就会忙着与它奋战，而顾不得肿瘤。我去过不少地方，但从示去过尼泊尔，肯常说我动得太多，现在有机会住得离家近一点，看看会带来什么变化。
……
如果从头到尾所有的治疗选择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论未来如何我都会相当平静。譬如奚弗与凯利疗法都是我的选择，但是在发病的初期实在受到太多医师的影响；如果能倾听自己的声音，我可能会选择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到利文斯顿－惠勒诊所去接受治疗。我们当然要对医师的庆保持警觉（他们通常对自己太过自信，对另类治疗则相当封闭），但也要腾出时间安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直觉上被哪一些疗法吸引，然后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一个不论结果如何你都承担得起的选择。如果我死了，我也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是我的选择。
我最近开始将觉察与臣服纳入静修练习，这是把佛教与基督教的静修方法混在一起、成为我自己的一种途径。最近参加那洛巴学院举办的基督教与佛教静修方法研讨会，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洛巴位于博尔德的一所静修学院，由一群创巴仁波切的学生兴办，肯也是董事之一。他们设计了一些非常有趣又创新的课程，强调的是心理学、艺术、写作、诗歌以及佛法的研究。
那几场研讨会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过去我对基督教词汇里的负面暗示颇为反感，譬如上帝、基督、原罪或臣服，等等，现在我比较能体会其中的神秘意涵了。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允许大精神出现”的基督教咒语改成“臣服于上帝”。臣服与上帝词汇对我来说曾经是非常刺眼的，现在却爱上了它们！因为它们可以唤醒我。每当我反复诵念这句话时，我发现自己立刻能放下心中的执著，知觉开始向外扩张，意识到周遭的能量与美涌入我的心中，再向外延伸到无限的虚空。“上帝”不再令我联想到父神，而是虚空、能力、永恒与圆满。
我目前的情况蛮好的，晨间静修的习惯为我带来安适感，并且不断地提醒我——虽然我很注意身体的情况，但我并不是这副身体。我喜欢有人提醒我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生命体”，虽然我距离这样的体悟还很遥远。我希望有人提醒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解开我们是被轮回（现世的）所困的错误认知
。”。我喜欢听拉马纳尊者所说的“信赖神”，他说“所谓的臣服指的是接受神的旨意，不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不悦之事哀叹。”我也喜欢有人提醒我“你会为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而感谢神，却从不为那些看似不好的事而感谢神；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得了癌症，我的人生才真的被启动。”我也有同感。另外一位罹患癌症的朋友拿他的艺术创作给我看，我被这件作品的力与美深深震撼，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这么深的东西。”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可能轻松一些，也可能更艰难。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身体的巨大痛苦或功能的受损，不知道未来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能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接纳力、定力与对神的感恩。
我没想到会持续不断地写这些信，其实我只是懒得写给每一个杨保持联系的朋友。现在它们已经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任何人读它们，我还是会继续地写。我之所以巨细靡遗地描述这些检验、令人困惑的结果、相互冲突的意见与困难的抉择，并不是因为这些数字、结果或抉择非常重要，而是这些与癌症共处的生活细节，让人活生生地感受到病患共通的心声，譬如“与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坐情绪的云霄飞车一样”，“选择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无法预先做下个星期的计划”以及“这一切都会持续下去，直到结束的那一天为止”。别的病患的故事可能在数据、细节、步调与结果上有所不同，但感觉上没有多大差异。这确实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我时常质疑这一切是否值得、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值得奋战不懈，我是否该在它变得更困难之前赶紧放弃（我真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想法），这时有一件事会支持我，让我继续走下去，甚至做更深的探究，那就是可以将我所经验到、所学到的一切写下来。肯几天前才问过我，如果情况转坏，我是否还要继续写这些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而且我早已思考过，写信可能会让我面临真正的痛苦与死亡时不至于轻生，甚至认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我还是会试着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用我的经验去激发你们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真的对某人有帮助也说不定。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于博尔德
1988年7月
可以在阿斯彭待一个月！尽情享受生命一个月，不必打电话给医生排定检查或诊疗，躲开有关癌症的所有事项，花一个月的时间健行、听音乐会、见老朋友、做户外活动，与家人相聚……万岁！
就在我们出发前往阿斯彭的最后一刻，肯发现一个为期两周的佛教禅修，闭关地点在加拿大的北部，他很想参加。我也很高兴，因为他说自从我一月份复发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件事如此兴奋。这一整年对于肯来说想必极为难挨，毕竟他是我惟一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得面对我未来的死亡和遗嘱问题等等。而我可以趁机和父母、妹妹与狗儿们共度一段时间。能离开博尔德休息一阵子真是件好事，我发现自己开始失去就会治疗琐事的战斗力了。
真的的酵素发生作用了吗？冈札勒斯是对的吗，还是那些正统医师？我不晓得。在阿斯彭我有太多复杂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度假了。经过独立隘口时，我为它壮丽的景观而落泪，第二天去我的静修小屋，也为白杨树透过来的阳光而潸然落泪。如果不是意识到明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景物，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这里的美令我对生命深深赞叹，我只想要更多、更多的美！你很难不执著，如果在你周围的是水晶般清澈的溪水所发出的冲刷声，微风中轻取摆动的白杨树，抬头仰望赫然发现的万点繁星。没错，有时我真的对生命依依不舍，尤其是在阿斯彭。
在这里我不只看到自己的执著，也察觉自己的局限。听到朋友提起他们的异国之旅，或是肯告诉我加德满都要举办闭关，我立刻联想到细菌、肮脏的馊水和感冒。我体内的免疫大军已经全部武装起来对付癌症，没有剩余的军备再去对付感冒，更别提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病毒了，我恐怕从此以后无法再放心地去旅行了。
……风中之星的创办人汤姆以《我们星球的状况》为题进行讨论，最后一次的主题是观点的改变，有六个人分享了观点的改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生命的挑战。
汤姆邀请我担任其中一名发言者。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份邀请。我在静修时与我的肿瘤交谈，肺部的肿瘤不断地告诉我要勇于开口讲话，特别是说出这段与癌症共处的经历，同时传出的另一个声音却非常害怕。它必须透过我的经验和行动来证明说出真相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因此我心怀恐惧地接受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