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另一种美--读波德莱尔[恶之花] 冯国伟
我看到了另一种美
——读波德莱尔《恶之花》
当人们试图寻找美时，美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些人被已经确立的美学观念所桎梏，丧失了对界定之外另一种美的认识。波德莱尔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一种否定的态度完成了一次美的构建。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大诗人T.S艾略特宣称波德莱尔是“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而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兰波、马拉美、瓦雷里都认为自己承继了波德莱尔的事业，连同时代的浪漫派大师雨果也在这种“背叛”面前感到了“新的震颤”。
是什么使波德莱尔站在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呢？
毋庸置疑，是其作品《恶之花》的出版。这朵像撒旦一样令一个时代战栗与恐惧的“恶之花”，妖艳、神秘、忧郁，它触及了人们熟视而又不愿正视的另一种美。这一种美曾被认为是病态的和丑恶的，而在时代经过了一个交替之后，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源于恶所产生的孤独”成为现代诗的一种起源，他先知性地为现代派诗歌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恶之花》的意义在于，它首先以恶的形态打破了美的绝对性。我们总在固执地认为恶作为美的对立总与美无关。我们甚至在思考面前假设了一种存在——美的秩序是明晰的、壮丽的，除此，别无其它。于是，我们认为我们又一次对了，又一次将真知握在手中。波德莱尔敏锐而又天才般地击中了这一谬误的要害：即恶的观念里包含着善的观念，它蕴藏美。他在《恶之花》中描写了女乞丐的美丽和受人欺凌的命运；寻找家乡椰子树“憔悴而干枯”的黑女人；瞪着无光眼球的盲人；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他勇敢也分担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使生命的深层意义在人们所常见的极其平常的生活场景中完全显露出来，从恶的胚胎中孕育出一种别样的美。
《恶之花》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被固有的美学体系排斥以后，以一种全貌式的气魄又建立了自身的美学体系，对现代派诗歌从内容到语言提供了大量的空白，这种空白对后期象征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更多的评论家愿意认为：如果兰波、魏尔伦、马拉美不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恶之花》，他们的天才般神奇的创作可能会消失。
今天，当我们从书架上拿下这本薄薄的小书时，它依然使人感到深重。波德莱尔是伟大的，《恶之花》是伟大的，除了对伟大的赞颂外，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在19世纪中叶文学史的转折时期，波德莱尔宣称：“大名鼎鼎的诗人早已割据了诗的领域中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
波德莱尔在苦闷中写诗，但发表的不多。1848年革命中参加过武装起义，但起义失败，路易·波拿巴称帝，使他圣西门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破灭。在此情况下，波德莱尔受美国诗人坡的启发，作《恶之花》于1857年出版。此书一出，舆论大哗，波德莱尔也一举成名，但他因《恶之花》成的名却是“恶之名”，波德莱尔成了“恶魔诗人”。法兰西帝国法庭曾以“有伤风化”和“亵渎宗教”罪起诉，查禁《恶之花》并对波德莱尔判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