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红袖标
我的小学是在一座有两千年历史文明的小县城中读的，由于它的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繁荣，车水马龙的景象填满了这所小城的角角落落。
小学就位于一条十字路口的街南，每次上学放学总要经过这个人车拥挤混乱不堪的交叉线，这就给我们这些“小不点”们带来了诸多的不安全不方便因素。经过居民的呼吁和教育部门的反映，这里增添了一个小临时交通岗，一个青年交警来到这里为我们“保驾护航”。
可是他总是手忙脚乱，顾了东顾不了西，看住了车看不住人，特别是在我们放学时，他总是忙得满头大汗，他又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再派上一名交警。
上级说，人员紧张。后来，经过与县领导协商，给派了一名离休干部张大爷，帮助在上学放学时带学生们过马路和维持秩序。这样一来，小街的交通秩序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的行路安全得到了很大保障，居民们非常满意。
后来，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每当上学放学过马路时，有一个五十上下、长发灰头、头上戴着一顶变了形的没有国徽的黄大檐帽的赤脚“疯子”，左手执着一个纸折的小红旗，右手像交警那样摆着停的姿势，一批又一批地带我们过马路，孩子们尽管都笑他，还有一个司机伸出头来训他：疯子，吃饱撑的，不去要你的饭，在这充什么能，真是有病。他似乎没听见，仍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带队，学生和行人走完后，他就跑到马路对面的墙角里，端起他的破碗，坐在他的家当(一个破包裹)上有滋有味地吮吸他的剩粥。
小交警撵了他好几次，撵走了他又跑了回来，反反复复折腾了好一阵子，张大爷说，算了，看他那个认真劲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张大爷对他讲，如果他洗干净头脸，就给他一个红袖标。没想到疯子打了一个立正：是，队长。然后乐得疯疯癫癫地跑了。
第二天，疯子果真洗了脸，理了发，看样子衣服也像洗过了，但就是皱皱巴巴不是十分干净，那顶象征“威严”的帽子始终戴在头上，腰里又多了一条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旧皮带。张大爷既感动又伤心，心想着，这个不知家住何方的“乞讨疯子”竟然这样“热情”而认真地做这种苦累的工作，他没有食言，亲自为疯子缝了一个红袖标并亲自给“疯子”戴上，乐得“疯子”像个孩子似的抓住张大爷的手直摇。
后来张大爷因病住院了，疯子就成了“全职安全员”，可这事让县里的领导发现了，说，简直是胡闹，影响且不说，让别的县知道了，我们的脸往哪里搁，局里就派了辆车，在一个晚上偷偷地把他送到了二百里外的邻县。让一个待业的小青年接替了他的“工作”。小青年干了没三天，实在是吃不了那苦，炎炎烈日把他给晒跑了。
十字路口少了个值班的，交通秩序又乱了许多，事故一连出了三起，一个小学生的脚被车轧成了重伤。
又过了十多天，“疯子”又神奇般地出现在十字路口，他一如既往地，一板一眼地维持秩序，带学生过马路，只是见他面色青灰，走路无力，右臂上有一个血迹未干的大裂口，红袖标已被血染得黑暗发亮，像一块膏药紧紧贴在“疯子”的伤口处。
没过两天，听说疯子在十字路口的墙角里僵硬过去了，公安局找了人民医院的大夫，查了死因，说是破伤风。局里挺感动，给他整了容拍了照片，登了一个寻人启事，并出钱火化了他。又找了个小土岗把他埋了，为了以后方便家里人能找到他，还用小石板立了个碑，写上了“交通安全员无名氏之墓”。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终于来了一位头发银白的老太太和她两个儿子。老太太面色憔悴，哀哀切切地说：这个死者就是我家老头子，叫丁长明，四五年参的军，在打锦州时负了伤，就退了役在家教学，后来当了校长，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斗疯了，到处跑，已经半年找不着他了。她说她非常感谢贵地领导能这样对待她的家人，让老头子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息了。老太太把老头的一枚军功章赠给了局里留作纪念。
县里和局里的领导一听说死者还是战斗英雄，负过伤，无限内疚，他们征得老太太的同意，决定把丁老头的骨灰移葬于县公墓中，为老丁制作了一块整齐的大碑，上书：“战斗英雄、交通安全员丁长明同志千古”，并把丁老头工作过的交通岗定名为“长明岗”。
冬去春来，几经沧桑变迁，长明岗始终像一双明亮的眼睛矗立在母校的十字街口，带红袖标的老大爷正摇着小旗领着一队孩子过马路。
本栏责任编辑：范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