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教科书
中日关系——教科书
中日关系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愈发成为一个焦点，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作为邻国有着许多历史纠葛。作为历史载体的历史教科书一直都是两国外交争议的焦点。
历史教科书问题涉及到的是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综合的问题。纵观日本的近代史，特别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教科书问题成为了日本政治变动的晴雨表，每当政治处于特殊变动的时期，关于战争的历史观以及教育便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而以此掀起政治风波。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政治色彩很浓重，历史教科书很大程度是为政客服务的。从1910年起，日本的教科书加入了皇国史观的思想，把无论何种道德精神都统一到忠君的思想下；1933年超国家主义的极端思想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初见端倪，对天皇的嫉妒崇拜于此开始。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战败前的日本家棵树充斥了军国主义的极端色彩，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忠诚，以此思想维系民众，使这个岛国在思想上稳固。
战后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先后经历了三次篡改，基本原因都是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国力逐渐增强，开始产生重振国威的思想，同时，右派政治家介入教科书的编纂，比如著名的“鹰派”政治家安倍晋三等成立“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参与到教科书的篡改活动。
对待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同样是法西斯阵营的战败国德国，选择了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德国选择承认罪行，众所周知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谢罪，并没有让德国蒙羞，反倒是赢得了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然而日本却频频篡改历史。德国的历史教育让他们特别排斥战争，绝对反纳粹，向往和平。如今，德国是欧洲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有人说这是德国在为二战时的行为赎罪。无论德国此举的意图为何，我看了这个国家人性的光辉。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式一个岛国，面积小，资源匮乏。环绕的大海对日本来说是天然屏障但也是潜在的危险，日本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的延伸，日本的陆地仿佛就在悬崖的边沿上岌岌可危。这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封闭自卑的心理，因而产生民族逆反心理，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日本民族产生向外扩张，妄图将侵略自然化、正常化的思想，“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就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日本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希望能与中国和俄罗斯平起平坐，因而对于土地扩张的诉求是日本民族心中强烈的躁动。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曾在书中提到：日本民族有着异于西方基督教“罪文化”的“耻文化”，突出的表现便是右翼势力始终不能正视历史,他们不以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罪行为耻,相反却认为公开承认侵略战争及其犯下的罪行是一种“自虐吏观”。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纸质教课书并不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唯一来源，网络有着更多更广阔的信息资源。日本人作为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民族之一，相信他们并不会盲目地听从一家之言。有人曾问道：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作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自身，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有一部分都是在刻意地丑化日本人，打开电视，看看那些所谓的“抗战神剧”，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历史教育也产生了畸形。我们接受的不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教育，而是针对日本侵略以及日本这个民族的“仇恨教育”。
我们应当正视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屈辱史，适时跳出我们这个所谓的“正统教育”的圈子，换个角度，用更加客观、透彻的眼光看这段历史。明白历史的重要作用便是以此为鉴，
指导今世，我们爱国并不体现在如何痛恨日本战犯的罪行，而应该体现在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我们的青年更加有希望。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家博弈上，我们不能被仇恨蒙蔽双眼，而是应该看到现实与未来。最后借用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时所强调的话:“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对历史负责,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对人民负责,就是要始终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人民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未来负责,就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共同开创两国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