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语文下册[登上地球之巅]拓展阅读

《登上地球之巅》拓展阅读

珠穆朗玛峰攀登纪实

王富洲：攀登是一种生活姿态

那是一座你看过一眼就明白什么是伟岸的山峰

记者：从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登山家带有冒险色彩的攀登，到随之而来的“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从1953年人类第一次登上地球之巅，到1960年您和您的战友从北坡成功登顶，再到1988年实现人类双跨珠穆朗玛，80年来，已有十数条通向顶峰的路线被人类开辟，许多个攀登纪录在珠穆朗玛诞生，1000多名登山者成功登顶„„提起它来，攀登者们更是满含热泪。在您的心中，珠穆朗玛究竟是什么？

王富洲：珠穆朗玛是什么？是一座山，一座高山，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山。没见过它的人想像力大概就是如此吧。然而，凡亲眼目睹过它的人、攀登过它的人，都会拥有自己心中的珠穆朗玛。徒步中国第一人、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时遇难的余纯顺这样评价它：那是一座你看过一眼就明白什么是伟岸，什么是不凡，什么是包容天下，什么是顶天立地的山——在我的心中，它也正是这样的一座山。

记者：在60年代初，可以这么说，时间、机会、金钱等等，一切必要的登山条件筹备得还不够充分，但，为什么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登这座最高的山？

王富洲：不像现在，那时候提出，登山要为国防建设服务，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科学研究服务；甚至到了90年代，登山都是有政治意义的。196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11年，为了树立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为了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国家交给了我们这样一项任务，贺（龙）老总也下了不惜一切代价登上顶峰的命令。再加上前苏联对我们的封锁，还有尼泊尔不承认珠穆朗玛是我们的山峰——周恩来总理提出：同一座山峰（尼泊尔叫沙加玛特，我们叫珠穆朗玛）应该有同一的名字，就叫它友谊峰吧（这是尼泊尔首相来华访问时，周总理的提议）。人家的领导人理都不理，认为珠穆朗玛就是他们的，要不然，中国人怎么从来没登上去过？还改什么名，叫什么友谊峰呢！

在珠穆朗玛，在北坡的山脚下，我们的藏族人民，还有我们的汉族人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在那里放牧，在那里饮马，怎么就不是我们的山峰呢？刘少奇主席亲自批了72万美金给登山队。那时的72万美金可不得了，美国封锁着咱中国的时候，1美金可以买好几袋面粉。想一想，为了换72万美金，咱们得卖多少袋面粉。为了争这口气，我们必须登上珠穆朗玛峰。

登山前，我们查了一些资料，那是英国人自20年代开始登山之后留下的记录，但是不够多，更不够全面。60年代之前，咱们国家的科考人员登珠穆朗玛的高度最高也不过5200米的大本营附近，再往上走就是未知数了。哪个地方是悬崖，哪个地方是裂缝，哪个地方风大，哪个地方是第二台阶——是的，这是珠穆朗玛，没有多少人能到达这里，道路怎么样？有多少艰难和困苦都得靠我们自己摸索。但是，不论怎么说，我们得争这口气，我们得登上珠穆朗玛最高峰。在1960年，在5200米大本营的帐篷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英雄气盖山河，下联是：敢笑珠峰不高。

记者：在今年的这个春天，为了纪念登顶珠峰50周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顶峰。通过电视画面，

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壮美的画面：他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在白雪和蓝天的映衬下，艰难地前行着。在此之前，没见过珠峰的我们是没有想过要将登山者和英雄联系在一起的。

王富洲：突击顶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写遗言，然后，留下家庭地址，再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如果下不来了，就把这些遗言寄给我们的亲人。我想，这即使不算是英雄，也算是一种英雄气概吧。

是的，登山，并不是拿着冰镐，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登山要与科学考察相结合。只有这样的结合，登山运动才具有生命力。因此，每次登山，都要相应地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伍，队员中有从事气象学研究的，有从事动植物学研究的。我是学地质的，每次登山，我们都采回不少岩石标本、冰雪标本、土壤标本、动植物标本——我们一边登山一边搞科学研究，不是吗？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动物和植物能在几千公尺以上，能上万年地存在，肯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科学上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

那天的月光很好，月光下，珠穆朗玛是茫茫雪原

记者：前些日子，您的一些40多年没见面的战友因为治疗冻伤聚到了北京，他们有的冻掉了鼻子，有的冻掉了耳朵，最厉害的是双脚从踝关节以下全部冻掉，算起来，这些冻伤就是在1960年的那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攀登中留下的。您的手也冻坏了，右手截去了三节手指。在4、5月份的季节里，在珠穆朗玛，那是怎样的一种寒冷，又是怎样的一次攀登呢？

王富洲：登山的困难不单是哪一个方面的，或遇严寒，或遇大风，或遇暴雪时的困难，那困难是综合性的（但每一个困难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举个例子，比如大风，没刮起来前，在珠穆朗玛山脚，温度可能是零下十几度，刮起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零下二十几度。7450米处，有个大风口，没风的时候，一般都是6～7级、7～8级，遇到风，那可就不得了了。从气象学上讲，12级风是36米／秒，再往上，无论多大，就都叫12级风了。在珠穆朗玛，在那个风口，风速是90米／秒。遇到这样的风，我们的帐篷被撕裂了，刮走了，我们也只能躲在像陕北高原的窑洞一样的雪洞里。但，无论是大风也好，还是暴雪也好，严寒也好，都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要算是缺氧了，特别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就是在1960年的那一次攀登中，我们的两位战友汪矶和邵子庆，因为缺氧，因为脑溢血，都永远地留在喜马拉雅山上了。也因为缺氧，血供不到人体的手指、脚趾等端点上，才冻坏截去的。

那是怎样的一次攀登呢？

1960年3月19日，刚刚成立五年的中国登山队进驻珠穆朗玛海拔5129米的大本营，准备突击顶峰。通过三次适应性行军，我被选为突击队员。到了8500米突击营地后，最后选择了我、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为突击顶峰队员，我是突击队长。

我们四个人是从5月24日早晨出发向顶峰攀登的。8600多米那个地方叫第二台阶，第二台阶是从北坡登顶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就是被挡在那个地方。

那儿有一面30多米高的垂直岩壁，它像一堵墙，挡在攀登顶峰的惟一一条通道上。

记者：从20年代起，外国登山队不知登了多少次，死了多少人，也没能登上第二台阶去。英国人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里程，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怎么爬也爬不上坡去。

王富洲：是的。就是这个第二台阶，稍不留神，就会坠入望不见底的深渊。在这个天然的屏障前，我们花费了五个多小时，没能向上挪动一步。这时候，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想起了搭人梯的法子：刘连

满蹲在两个摞起来的背包上，屈银华脱了登山靴（靴底有钉，不能踩在刘连满的肩上），脱了毛袜（毛袜很滑），光脚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屈银华先上去了，同样的方法，贡布驮着刘连满，刘连满上去了，我驮着贡布，贡布上去了，然后是他们仨用绳子把我也拉上去了。

登上了“走不到尽头”的第二台阶。没走出多少米，因体力极度付出，刘连满连续两次跪倒在地上。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那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太阳快落山了。在8700那个高度上，我主持开了一个党小组会。因为缺氧，大家的体能消耗又很大，说话、思维都比较慢，会议进行了近一个小时。根据天气预报，25日将有暴风雪，我们必须在暴风雪到来之前登上顶峰。那时候，我们心中有个统一的想法：登不上去，不好回来，回来了怎么向党交代？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为了完成任务，只能把刘连满留下。8000米以上是“死亡地带”，就是坐着不动都是一种消耗。而现在却要把刘连满一个人留在8700米那个地方，能不能活下去是个问题。我很担心。但是，把他留下比带他一起登山更有让他活下来的可能。我们找了一个不容易滑落，也不容易被雪掩埋的岩石旁，给他穿上睡袋。我们继续攀登。

离开刘连满的时候，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天还亮着，顶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了。

由于供应跟不上，我们已经有四五天没有吃东西了，那个难忍的饿，还有那么高的山峰，那么冷的天——到了8800米，为了减轻负重，我们把氧气瓶扔了，我们必须在这一天，必须在坏天气到来之前登上珠穆朗玛峰。

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天的月光很好，月光下，珠穆朗玛是茫茫雪原。我拿出纸，拿出笔，写下了：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5月25日登上珠穆朗玛顶峰。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再递给屈银华和贡布。我们找了个有岩石缝隙的地方，把毛主席像和我们签名的纸条用红旗裹着放在缝隙里。

记者：登上顶峰了，再平安回到大本营才能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攀登。

王富洲；是的。这时候才想起来得想个法子活着回去报信。那是凌晨，风大又太冷，不能在峰顶耽搁太久。几十分钟后，带着采集的岩石样本，我们往下走。还有刘连满，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没走多远，天亮了，我抬起头，猛然望见——刘连满正拿着冰镐摇晃着欢迎我们呢。到了8700米，到了刘连满的身旁，大家拥抱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刘连满没有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我们，见到他的战友，他已经拔下氧气瓶，写下这样几句话：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的氧气瓶里还有一些氧，你们吸几口，可能还有些用。

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我们看了都哭了。

刘连满在8700米住了一个晚上，体力恢复得很好。在下第二台阶的时候，他就用绳子一个个把我们放到台阶下。天气是说变坏就变坏，刚下了第二台阶，天上就飘起了雪花。路更不好走了。沿着喜马拉雅的山脊往下，有挺长一段路只有１米多宽，往左边看，是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向右边看，也是像刀削一样的悬崖。我们四个人用绳子拴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脚底下打滑。等到8500米营地时，天又黑了。

还是没有吃的，没有水喝。天更冷了，风更紧了，雪更大了。

我的冻伤很严重，屈银华的脚也已在脱鞋、脱毛袜登第二台阶的时候冻坏了。贡布没有大的冻伤，刘连满的身体也恢复得比较好。分析了这种情况后，我决定，在第二天早晨让贡布和刘连满先走，给大本营报信去。

记者：从理论上说，你们四个人一起下山更安全些，为什么要让他们俩先下山？

王富洲：我们登峰的同时，印度也从南坡登峰。我们不能落在后面，不能是我们先登上了珠峰，他们却先把消息发布出去。从后来的报道中，我们才知道，那一晚，印度登山队没有连夜赶路，下雪了，天气变坏了，他们才在往上走的8500米处。外电评论说：中国和印度在珠穆朗玛形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竞赛，结果是3∶0，中国获胜。

人与山之间那种力量悬殊的较量，是对一个人意志和承受能力的考验

记者：缺氧、饥饿、寒冷„„除了风声外，除了一个同样被冻伤的战友外，行走在动植物都不肯生活的莽莽的雪原上，您的心灵经受了一种什么样的考验？

王富洲：人与山之间那种力量悬殊的较量，是对一个人意志和承受能力的考验。是的，一路上，没有动物，也没有植物，我们知道的雪莲，最高生长在5000米左右的雪线附近；与雪莲相伴的有雪豹。再有就是老鹰和渡鸦（黑嘴乌鸦）、黄嘴乌鸦了，它们最高也飞不过5000米、6000米的地方，不能再高了。

记者：没有与真正的大山打过交道的人，很难想像那种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几个人孤独前行的感觉。对于成功登顶的人来说，他们到底征服了什么？

王富洲：征服了什么？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征服。1975年，就是潘多成功登顶那一次，我是指挥员，在7028米、在北坳我的指挥位置上，待了11个日日夜夜。那儿的岩石、那儿的白雪，还有那船帆般高大的晶莹剔透的冰塔林——还有什么呢。还有夜晚那满天的星和日出后瓦蓝瓦蓝的天空——在那些日日夜夜里，我在想人的一生，想我们如何活着。或许，这样的攀登，就应该是人一辈子生活的姿态吧。

记者：“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这歌不只是唱给青藏高原的，它更是唱给珠穆朗玛的圣歌。

王富洲：是的。1960年，我和贡布、屈银华从珠峰顶上捡回了八块石头，这八块石头是奥陶纪的石灰岩。4亿～5亿年前，它们出自大海。谁能想像，在多少亿年前，那一片汪洋大海是经历了怎样壮观的地壳运动，终于挺立在那里的。它挺立在那里，无可替代地成为每一位见过它的人心中的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