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印象之二:明朝沿海地区的打工史

林错

在明朝的时候，仍然沿用的是东亚朝贡体系，所以和大多数国家都是很友好的，即使是郑和下西洋仍然是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但也有摩擦的时候，特别是沿海地区。

比如明朝的“倭寇”就很有名，为此日本人没少挨骂。但事实上，日本只是打工仔，而当时的倭寇的老板，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网上某位大人的总结就是：

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b，而且中国海盗在日本也十分霸道，自己立地盘，设据点，还向附近的大名收保安费，日本武士们不仅躲得远远的，也不敢称之为“寇”，都掩耳盗铃的把他们称之为“海商”。

对于这种国际纵队，明朝政府十分头疼，直到海盗们把业务扩展到了东南亚，和洋人展开了竞争，他们才找到正义的国际友人来帮忙。

首先是葡萄牙人，不过，过程十分曲折，因为中葡的友谊建立的十分不易。

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首次拜访中国。他们来到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岛，想以最隆重的礼仪来表达对这个神秘伟大的国度的敬意，于是他们开炮了——升旗，鸣放礼炮！炮声一响，整个广州一片混乱。百姓跑，衙门乱，等总兵大人带兵赶到江边时，这些心怀不轨的放炮者居然胆大包天的自行上岸了！

于是，葡萄牙大使皮雷斯被广州官员当做进贡的蛮人，扣押到了本地的驿馆里，他被整整关了三年后，正德皇帝才决定接见他，但很不凑巧的是，皇帝没见到他就驾崩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在海上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新上任的嘉靖皇帝一恼，命令把皮雷斯押送回到广州的监狱，差不多又过了三年，这位倒霉的大使先生死于广州狱中。按照某些葡萄牙人的说法，皮雷斯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了中国北部，还在当地娶了中国女人为妻，不过很遗憾的，在中国人这边，这个美好的传说——至今查无实据。

之后，皮雷斯使团中幸存下来的人把对中国的看法传达到葡萄牙：

第一，葡萄牙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要被中国官员们改为朝贡的表文才能呈给中国皇上，中国不会平等对待任何国家，它只接受朝贡外交；

第二，中国接待外国使者的方式，是把他们安置在一所围墙很高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们关进去，第15天时把他们带到皇宫，可步行可骑马，在皇宫外他们就得双膝跪地，头和脸贴在地上，听候命令，这样面对宫墙起跪五次之后，又被带回那些房子，重新关起来--b；

第三，这位使团成员向他伟大的葡萄牙国王说，中国老百姓被官府欺压久了，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所以，伟大的国王，你只需要2000至3000人，10到15艘舰艇，就可以远征中国了——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勇敢的建议被国王否决了，爱好和平的葡萄牙人继续在努力的探索中葡和平建交的道路。

后来，明政府发现葡萄牙人也是海盗的竞争者之一，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很快，从嘉靖二十六年起，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在嘉靖四十三年，葡萄牙商人苏萨成功的贿赂中国海道汪柏，取得澳门这个落脚点之后，打海盗也成了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当时只是葡萄牙商人晾晒货物的歇脚点，在朝廷发现葡萄牙人开始定居之后，汪柏把贿金当作租金交了上去，之后，澳门葡商定期向香山县衙缴交租金，明政府就在那里设海关，征舶税——）

比如广东官员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意思就是留着这些人来替政府打海盗。

之后，葡萄牙人的表现十分英勇，得到了明政府多次表彰——但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被中国雇主搜刮去研究推广了，他们的勇士为明政府牺牲了，他们不停的向明政府缴税，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呆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不能自由行商，不能自由传教，连食物和淡水这些也被明政府卡得死死的，只要他们对明朝有些微词，就会被逮到广州衙门去打板子——真是苛刻的雇主啊。

和他们一样郁闷的还有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来的比较晚，他们一直呆在菲律宾埋头建设，并没有染指中国的意思——直到某个事件发生。

万历二年两广提督殷正茂、福建巡抚刘尧诲合剿海盗林凤，林凤独力难支，联合了林道乾留在台湾的人手，决定到菲律宾觅地而居，重建基业。按照菲律宾史书记载，林凤自称为国王，在几个月间就建立很多住所，准备长期住下来。当地居民趁机纷纷暴动，向林凤进贡，和西班牙人对抗。

西班牙政府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进行远征，凑巧的是，明朝舰队也寻踪林凤来到吕宋，见此情形，就邀请西班牙人夹击林凤。西军总指挥萨尔西多热情招待了他们，表示西班牙军队足够独立解决林凤的武装，又同意一旦林凤被获，不管是死是活，都将交给中国政府。当然，仗不是白打的，西班牙人同样要求明政府开放贸易和自由传教。

两个修士和西班牙使节一起去会见两广提督，然后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仗还没打，中国人已经开始伸手了，西班牙人很郁闷。

之后，西班牙人抱着极高的热情打赢了这一仗，但是——林凤逃走了。西班牙人很遗憾，中国人很生气——身为国际友人，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按照西班牙人的说法，当时的潮洲把总王望高十分愤怒，生气的王大人与西班牙人有了以下交涉：

第一，西班牙人必须给中国政府写一封信，证明林风已经死了；

第二，为了给林风已经死了提供物证，王大人要从菲律宾的土著手里收购人头，西班人必须写信证明，这些人头是林风他们的。

第三，鉴于西班牙人的失败，他们应该提供大量礼物，才能重新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并对西班牙人走进中国提供方便。

西班牙人很委屈，也很愤怒，他们虽然是殖民者，但自认是高贵的不会说谎的殖民者，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发现，除了送礼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软化这些可恶的中国人的心，于是，为了大局，为了长远的中西友谊，西班牙人全部接受并做到了。

之后，西班牙使节随王望高船队出使中国，像当初的葡萄牙人一样游历了几个月，也和葡萄牙人一样发现中国百姓贫穷，军人堕落，官吏蛮横无礼，中国是个邪恶的国度——总之，按照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的话就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每天都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他们的法官、执政者和国王正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桑迪总督为了把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甚至表示，愿意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资助远征中国，只需要配备4000至6000人……便足以征服中国！

但是，同样很遗憾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却否决了这个热情的提议。他给桑迪回信说：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你不要采取行动或者跟所说的中国人的海寇敌人相合作，更不要给他们任何借口以找到反对我们民族的正当怨言——

于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个不知进取的国王不约而同的压制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仍然作为明政府清扫海盗的打手，任劳任怨的，勤勤恳恳的为中国老板工作着，在和平中寻求着遥遥无期的自由贸易自由传教的道路——

顺便一提，真正的做到了自由传教的是耶稣会，他们的成绩非常突出。

他们不仅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还不惜修改教规，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同时，他们使用中国姓名，换上儒者的服饰，用中国话与人交谈，并按中国的习俗鞠躬作揖，拜见高官时更施欠身下跪之礼，被士大夫们称作"西儒"。

之后，明朝官员对他们越来越感兴趣，明朝许多高官皇室都成了教徒——只是那些教士很遗憾的发现，这些中国教徒总是对他们的“实学”（当时人对西方科技的称呼）更注意而不是对上帝。

为了传教，他们需要不停的忙碌，铸造红夷大炮，翻译各方面的科技著作，修订历书——

尤其令他们越来越沮丧的是，在中国机构中，他们像小职员那样埋头工作，俸禄微薄，也没有任何特权，对于他们工作失误的惩罚，也没有任何外交色彩的豁免，皇帝只会因为爱惜人才而从轻发落，他们也越来越无法抽身出去传教，有时候，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在这里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中国的国家雇员，偶尔能以工作的名义出外旅行，他们配给了一些可以用来免费使用国家交通工具的“邮符”，但并非象中国钦差那样受到地方官的隆重接待，地方官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各地吃紧，军队频繁调度，运河南下的船载着被贬谪或告老的原首都官员，在路上观测宇宙则随时会被官兵撞倒，他们只会在北京工作的间歇，和中国同事谈论一下天主和圣母的故事——

不得不说，不管是明朝海盗还是政府，真的都是不厚道的老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