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带给我们的全球化启示

　　9.11事件十周年的历史祭典已经落幕，但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本质仍有待于揭示。随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持续恶化和全球大动荡阴影在世界各地的现身与徘徊，人类社会正处于重大变动的前夜。而9.11事件正是引导我们勘破历史迷雾的一个最适合的切入点。 　　 　　全球化时代的三轮冲击波 　　行人远去，越远背影越模糊，历史远去， 越远真伪越分明。看穿看透9.11的意蕴，不仅需要十年的眼界，甚至需要20年、30年的历史纵深。 　　让我们把眼光从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分别向前向后推出十年。前者是1991年，后者是2011年。20年里，在上述三个时间段，分别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历史性事变，即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落幕；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的反恐战争；西亚北非的社会政治事变和西方世界因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恶化所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动荡。这三个震动和改变世界的事件难道是孤立存在、互不联系的吗？ 　　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后，人们像今天解释9.11事变一样，给出了各种答案。有西方长期施压和平演变之说，有苏联体制僵化之说，有戈尔巴乔夫投降出卖之说。但鲜有人提及这些历史现象和偶然因素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活动。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进步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要求必须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来组织生产才是有效的，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而僵化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和东西方冷战对抗割裂世界的格局，正是全球化生产力所要冲决的藩篱。中国在“文革”动乱后觉悟到，不深刻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主动求变杀出了重围；苏东国家拖延耽搁、政策出错，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只好被动改制。于是，全球化时代洪流从相互抗衡的薄弱一方冲决了冷战格局，把计划经济国家纳入到了全球市场经济的统一模式之中。应当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是全球化时代第一轮冲击波的结果，它主要冲击的是东西方对抗中的东方世界。 　　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是一场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胜利，“历史的发展终止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全面确立”。出于这种历史的短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掀起了一场现代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整肃伊斯兰世界，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挤压俄罗斯，北约打响科索沃战争；重点对付中国，有人开始谈论台海战争。建立美利坚帝国的野心膨胀到了顶点。西方世界本以为，资本的全球化永远是西方的福音、西方的乐园。殊不知，“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法则已经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和先进技术手段作用下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最有利的地方生产和在最有利的地方销售”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法则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与消费的格局，使实体经济产业链的重心向新兴发展中工业化国家转移，造成了老牌工业化国家经济生产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种下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因子，同时进一步暴露了金融投机的贪婪和资本剥削下的贫富悬殊，激化了金融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支配和剥削边沿地带的单向关系，在短短20多年全球化迅猛发展时期，已经由于边缘地带反转过来影响和制衡心脏地带而呈现双向关系。随着资本扩及到全球的各个角落，经济地缘意义上的扩展空间已被挤占殆尽，前宗主国向前殖民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输出动乱而保自身稳定繁荣的国际条件已大不如前。此时，全球化时代资本无限扩张所造成的深刻矛盾就不单单“震动在边缘”了，而是直指资本的心脏地带。被全球化时代资本扩张的逻辑推向绝路的极端主义势力对纽约发动恐怖袭击，资本过度膨胀所形成的金融泡沫首先在华尔街破灭，继欧洲国家之后美国的许多中心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变革自由资本统治体制的弊端，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全球化的“双刃剑”已经对准了资本扩张的源头。9.11事件和全球持续加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第二轮冲击波的显现，这次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反倒是西方世界了。 　　发端于今年春天的西亚北非事变，来势凶猛，蔓延迅速，扩展极快。观察西亚北非事变，需要超越西方对非西方的传统认知思路，也要将其放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来解读。“西方对非西方”这样一种认知思路，就是一种西方“阴谋论”的判定，认定这次事变的幕后推手是西方国家。此种解读首先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虽然在事变中西方世界广泛干预介入，不乏趁阿拉伯世界动荡之机“跑马圈地”的习惯思维的影子。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事变的突起，西方国家多数也是猝不及防、反应不一的。其次，这个思路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了非西方自身的问题，而把一切归结为外因论。如此大范围、连续性的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说明这一事件具有广泛的内在成因和普遍联系，西方的介入只是影响事变面貌第二位的因素，把一个波及整个地区的社会事变仅仅归结为由西方主导的又一轮“颜色革命”，一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阴谋，是把复杂的事情看简单了。 　　非西方世界即发展中世界，它们中的多数现时都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面临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实现社会的现代性，是这些国家普遍的内在诉求。这种现代性的诉求既包括经济的现代化、亦包括政治的现代化。一些国家，如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渐变的方式在社会稳定中逐步扩展和实现着这种现代性，而一些国家，如20年前的前苏联东欧地区和现在的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经济上已开放、而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形成对现代性严重阻碍，就发生了社会剧变和社会革命。从这样一个大趋势观察问题，就应当承认，西亚北非事变有着它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卡扎菲之流的家族专制统治的存在已失去了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这一事变的把握上我们需持审慎态度，不应把西方介入因素与事变本身性质简单地等同起来，避免将我们的政策立场落入一端的原因。由此看来，西亚北非事变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三轮冲击波，它所冲击的对象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即南方世界。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时代的潮流，正无一例外地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相继卷了进来，迫使所有国家及其结集的国际关系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发生改变。9.11事件正是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动力的推动下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历史趋势。 　　 　　9.11事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现时人们谈论9.11的影响，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衰落”――美国的衰落。对9.11事件转折意义的界定也多是从力量转移的层面来解读的。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和一部分中国人的骄傲，招来了对这一事件究竟是否具有 转折意义的质疑。如果承认9.11是力量的转折点，就等于承认了美国霸主地位的丧失和中国对其地位取代的合理性，这是崇尚实力和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理念合乎逻辑的推导，因而无论如何是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的。客观地讲，美国应对9.11事件耗费了上万亿美元，牵扯了那么多的精力，社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创伤，国际形象受损，由此引发和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9.11的确使美国走到了霸权过度扩张的顶点，这是任何一个帝国走向衰落的共同规律。与此相对照的是其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在这一事件后的确发生着此消彼长的改变。但美国毕竟基础雄厚，它的许多强项依然在握，国际综合力量对比在现时并未发生大的逆转。因此，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谈论9.11的转折意义，并未触及到事件最深层的本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应当具有开辟新方向和代表新趋势的属性，它显然应当包括力量的转移，但决不仅限于力量的转移。

　　说9.11事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首先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时代则是全球化的诸要素、诸特征全面显现的历史时期。它是从冷战结束后才逐渐成形的。全球化时代的概念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的文明冲突与融合、要求对全球化的政治管理。9.11事件把恐怖主义上升到了人类共同安全的高度，通过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和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实际上提出了全球化社会政治治理的任务，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政治全球化扩展，使全球化真正具有了作为一个历史发展时代的完整形态。小布什政府9.11后出台的一整套美利坚新帝国的政策主张，就是妄图从政治上掌控全球的尝试。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9月30日给小布什总统的备忘录里说，“如果这场战争没能显著地改变世界的政治地图，那么美国就不算实现了它的目标”。而今天来自国际社会和美国社会内部对小布什反恐政策的反思与批评，恰恰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同主张和道路之争。这些趋势都是由9.11事件开启的。 　　其次是因为9.11事件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形态与特征。想想看，一个超级大国不是把对手国家而是把某个非国家行为体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并为此进行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总动员，这在过去曾经有过吗？这样的举动是自9.11事件的美国始；与此相联系，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能够挑战强大国家，过去有过吗？这也是在9.11事件中首次显现的。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我们正处在个人公共能力被空前放大的时代。过去，国家的政治权力对个人具有压倒优势，而如今，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逐渐被扩大到可以挑战国家政治议程的程度。在今天，能够调动美国的力量未必是中国、俄罗斯，但拉登这一小撮人却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方向。这种极不对称攻击者的巨大能量是由全球化的自由物流、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放大、再现的功能所赋予的。在全球化时代，一切领域都在发生着与已知传统极为陌生的变革，9.11事件本身就是这一变革的实验室。美军虽然霸气，但拉姆斯菲尔德在反恐战争中所设计和引领的信息作战革命仍是代表了全球化时代的军事发展和作战行动的方向。 　　说9.11事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还因为以这一事件为分水岭，国际政治开始从主权国家政治步入向超主权国家政治过渡的大舞台。在这个新舞台上，以争夺本国国际权力和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为基石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受到了全球共同利益的挑战，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有很多是超越国界的，有些已属于自然生态和地球政治的范畴，但现实政治所呈现的面貌却仍是在权力政治和民族国家利益的框架内来讨论和寻求对全球危机的解决之道。权力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小衣服已经套不下全球化的大身驱了。然而强权国家仍然习惯于按权力政治的那一套规则行事，普通国家仍坚守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拒绝包容性发展和合作共赢的新思维。9.11事件向世人提供了一个用传统思维、传统手段无法解决全球化新问题的典型范例。美国以霸反恐的教训昭示，在全球化时代，整个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及传统的国际行为理念、准则、手段、方式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新情况面前已经很不适应了，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传统社会治理很不熟悉的状态，面临着从根本上更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