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
1.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和权力机制。在政体形式上,马基雅维利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思想,即共和国应该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兼行的混合政体。马基雅维利认为无论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容易蜕变成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统治,因此,一个国家若推行其中一种体制,必然会转变成其反面。要使共和国长久生存,统治者就应该在同一城邦内兼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者可以相互守卫,从而更加稳固而持久。
2.共和国的公民美德和自由。马基雅维利将公民美德定义为公民对共和理念的共享和认同。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民美德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公民美德的标志应是:公民“为之奋斗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不是个人的后代,而是共同的祖国” [2]。如果一个人没有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恶行。个人的德行、家族的利益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共和国服务所表现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二是公民美德应是保护自由和光大国家的能力。在论及美德在民政事务中的作用时,马基雅维利使用该词指开拓城邦、加强有序统治、制止内讧、避免腐败、保持果敢的领导能力及支持一切和平努力所必需的天赋 [3]。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把公民美德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认为共和国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赖于制度设计外,还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与自由是相互支持的关系,美德败坏时,政治自由就会衰亡。
3.共和国的生存策略。马基雅维利的共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维持共和国的各种策略。首先,他肯定阶级冲突对共和国的作用。他指出一定程度的阶级冲突,有助于民众宣泄对个别贵族人士的愤怒,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恶性骚乱的出现,从而达到国运长久的目的。因此,他主张让各阶层都参与政治事务,以维护公共利益。其次,他主张用宗教和法律来维持公民美德。一方面,他认为统治者应当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为信教的人民易于管理,宗教可以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法律的强制性来规范人的行为、制约人的邪恶本性。由于法律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从而保证了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正是这种公正性和权威性,才能唤起公民关心国家和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强有力的法律,还有助于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并对政治肌体的腐败倾向起到一种威慑和清除作用。
我们如何去理解、评价马基雅维利上述遗产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西方人想问题、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其政治思想分析的着眼点是历史上发生的、现实中正经历的各种事件,并认为自然人性和在法律上享有公民权利、义务的自由个体是政治分析的起点。这种世俗化的“人性-政治”说试图回答世俗的个人存在、利益与世俗的国家统治、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回答的方式带有“近代性”(Modernity,亦译“现代性”)的特征。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设想: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同时人性和每一个个体又有其特殊性,人性中有许多弱点,所以完美的国家体制设计必须应对人性中各种偶然的、会引发“恶”的因素。同时个体存在的价值与一个国家存在的价值不是完全相等的。国家政治统治要照应国家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新思维参照了两种事例:在历史上,马基雅维利特别参照了罗马共和国的治国经验,而现实中就是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政府官员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共和国是其理想的国家制度模式;另一方面,光靠制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个统
治者或君主还必须使用各种有效的政治手段以维系包括共和国国家政体在内的国家结构,其中涉及到权力获得、权力巩固、权力障碍等各种权力政治问题。上述想法中的国家权力运作部分长期被人片面地冠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名,西方学界对此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等所强调的理性至上、形而上学善意至上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且重新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来拯救西方。
然而在马基雅维利之类的政治哲学家看来,理性等文化现象只是对人性的包装而已,理性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而支配人的行为的根本力量是人性。到了20世纪,那些坚持从人性、经验等思考伦理、政治问题的思想家试图进一步表明其理论的开放性、普世性倾向。例如人要生存、人有激情、人需要安全、在现实中老人和孩子是弱势群体、人性中有许多不可测的因素等,基于这些因素的政治思考与那些囿于某种宗教价值观的政治观念相比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同时,这种政治理论所强调的不是抽象的终极之善,而是避免可能会出现的恶,此思考方式的现实意义亦十分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者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并不否定宗教如基督教神学的作用。按照他们的想法,宗教是构成国家稳定的重要环节。神还让人的理性根据自然的规律去分析研究世俗世界的内容。这样,在政治哲学中就出现了马基雅维利所精心思考的新课题。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近代西方社会正从封建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型。那些在法律上享有人身自由的公民正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行会和城市国家来组织政治、经济生活。由此导出了政治理论家的课题:一方面要肯定每一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搞清楚正在安装中的近代国家机器之存在理由(RAISON D’ETAT)和运转方式。另外马基雅维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即当时西欧范围内那些君主统治和国家势力比较强盛的地区如法国、西班牙等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就当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而言,如何维护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生存、如何使意大利实现统一,这些都是更为具体的任务。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政治理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呼之欲出,其中有关国家权力的运作理论也是针对上述政治现实有感而发。
就21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政治而言,许多新的现实问题已经与马基雅维利时代及稍后时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信息时代宣告新的文明转型已经到来;国际秩序正在调整之中;超国家的经济、政治行为引人注目;各种全球性问题严峻地摆在世人面前。为此,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必须重新思考一系列的国家政治问题,例如国家究竟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还是进一步强化功能以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关于国家既维护公民权利又最大限度地维系自身存在、发挥自身功能的理论还有实际意义吗?又如何去完善权力制衡、根治腐败、外交均势等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呢?总之,马基雅维利作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认识程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深化。在思想学术史上,布克哈特、迈内克、斯特劳斯、波科克、斯金纳、阿尔图塞、伯林等人都曾经以独到的想法来解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他们的认识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起将给21世纪的政治哲学探索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提供丰富的思想养分。
他于1498年进入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十人执政团(the Council of Ten)服务,随后奉派出国担任外交任务,这个工作使他获取许多足供萃取的经验,以作为往后政治与军事技巧诤谏的素材。1512年共和国崩溃,曾长期支配佛罗伦萨政局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重掌权力。由于马基雅维利意外不当地卷入一场谋叛该家族的阴谋,因而遭受逮捕和折磨。获释后,被逐出城区,退隐至距离佛罗伦萨南方七里的圣安德列(Sant’ Andrea in Percussina)的小农庄。马基雅维利失意的余生,即专注于写作,其中一些著作试图说服新任的统治者,恢复他所热爱的处理政务的职位。1527年该政府被推翻后被逐,同年病死。
《君主论》被认为是一本向国家元首进谏的实用入门书。该书的基本观点认为一个君王丝毫不应该考虑道德问题,而要依靠势力和奸计。马基雅维利十分强调国家完备武装的重要性,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军队若是从自己的公民中招募的,这样的军队才可靠;一个国家若靠雇拥军队或者靠外国军队,则必然会软弱无能,危机四伏。《君主论》称为“独裁者手册”。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生涯和他的其他著作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共和政治而不喜欢独裁政治。他为意大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软弱无能而大失所望。许多异族侵略者的军队在践踏着意大利,他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君王来统一祖国,把侵略者赶出去。人们会有兴趣地注意到,虽然马基雅维利提倡君王采用切实可行的玩世不恭和残酷无情的手段,但是他本人却是个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并不很擅长玩弄他推荐的骗术。
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它通常分为高马基雅维里主义和低马基雅维里主义。高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个体重视实效,保持着情感的距离,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有关马基雅维里主义与行为结果的关系。高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利益更多,更难被别人说服,他们更多地是说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