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摈弃对大项目和大举动的偏好

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摈弃对大项目和大举动的偏好

刘松萝

一般来说，头脑清醒的人，有务实态度的人以及研究过历史并且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人，都会认识到国家如果不量力而行，不考虑民生的需要，热衷于大兴土木和大的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幸的是，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处在不断地改造的时代，人们常常孤陋寡闻而且自以为是。

1.铺张的冲动

在改革的初期，中国不时出现冒进的冲动，也有过纠正和紧缩的努力。虽然有些紧缩措施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还是表明那时中国人的头脑是清醒的。

经过缺少政治改革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国力大大加强。钱多了，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少了，国富民穷的局面就出现了，多出来的财富没有被用来造福大众。最终的结果是，这一场被称为改革的运动不过是在重复中国历史上振兴——富强——奢靡——灾难的循环。

奢靡和铺张是悄悄出现的。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有时看到耗资一两个亿，昂贵而没有什么实效的项目。虽然社会上有一些微词，大项目和大举动却是不断地涌现。以后，钱越来越多，官员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一两个亿早就不算什么了，新的项目动辄就是几十个亿。

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在赶超强国和富国的过程中，新兴国家一般会拿出几个能够傲视列强的工程和举动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其中有些举动是有利的，有些是有害的，关键在于有所节制。在有利的方面，日本的新干线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至今仍然在利民和惠民。日本和韩国举办奥运会，都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不利的方面，东京奥运会过于铺张，为奥林匹克运动开创了不好的先例。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以及随后的破灭，一直被视为教训。在韩国，政府主导的赶超经济也导致了严重的腐败。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经济的市场程度较差，政府的力量强大，同时又缺少独立的社会因素。因此，中国比日本和韩国更容易出现冒进和泡沫。

自从北京在1990年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以后，中国对重大的国际活动有着高度的兴趣。2008年，北京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年，2010年，上海就要举办第七届世界博览会。

对于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肯定。同时，对两次盛会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课题，应该予以客观的评论。令人担心的，是“举全国之力办奥运会”和“举全国之力办世博会”的理念。在这里，缺少权力有限的概念，也缺少财政的概念。我知道，所谓“举全国之力”，并非不顾民生。我也知道，全力举办两次盛会，也不算巨大的负担，更何况还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假如我们有一些行为学概念的话，就会知道规则一旦被突破，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中国人尤其缺少节制，不懂得特例与惯例的区别，制度的口子一旦被打开就难以愈合。

此后，又出现了“举全省之力办全运会”，“举全省之力办亚运会”的说法。就在刚才，我还查到了“举全县之力办省运会”。更有甚者，据报道，还出现了举全市之力助一支足球队夺冠的说法。

大举动多了，必然会带来大亏损。2004年6月，上海国际赛车场竣工。自此，F1中国站开始运行。针对上海F1赛道耗资巨大的问题，有人认为物有所值：“F1赛道是上海的名片”。然而，这张名片已经蒙上了灰尘。2006年10月，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简称上赛场)总经理郁知非被有关部门传召，协助调查有关上海腐败案及上赛场运作中存在的违规操作事宜。2008年1月3日上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郁知非职务侵占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处郁知非有期徒刑四年。虽然郁知非的罪行与F1赛道无关，用人不当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据报道，就在与F1的7年合约将满的时候，上海F1赛道大约每年亏损2亿元。

2.关于大工程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三峡工程已经建成，但至今争议不断。

三峡工程本来是一个特例，开工以后却变成了业内的范例。以后，在工程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几乎每一条有梯度的河流都有兴建水坝的趋势。在水坝的布点以及水资源的调配方面，混乱的情况时有耳闻。

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比如，有些力主建设的专家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高坝比低坝好。这种朝着一个预定方向的论证，这种论证的句式，以后变成了惯例。更有甚者，有些工程连论证的过程都不重视了，连必要的手续都不履行了。

2009年6月11日，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中游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这两座水电站未通过相应的环境评价，擅自筑坝截流。

四川的紫平铺水库工程也很说明问题。执意在都江堰上游建水库，在地质不稳定的地区建坝，本身就十分草率。为了与紫平铺水库配套，还要兴建杨柳湖水库。根据设计，水库大坝就要建在距离都江堰上游仅仅1.3公里的地方。2003年，杨柳湖水库工程被叫停。

平心而论，水电部门的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比如，与美国和巴西相比，中国水电资源的开发率仍然很低等等。但是，近年来水电部门缺乏对工程的严谨态度，缺乏对国家的责任感，推行大项目过于急躁了。特别是要在西藏任宗海建设水电站，在干旱期间不减缓三峡水库的蓄水量，令人无法理解。

三峡工程以后，新的工程还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和南水北调等等。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尚有意义，有关南水北调的争议却很大。即使有调水的需要，在缺水地区特别是北京无节制地扩大城市规模，说明了南水北调完全没有整体性的考虑。

三峡工程还要经过全国人大审议，关南水北调工程却绕过人大直接开工了。

3.专家学者的歪理邪说

大工程的泛滥，与某些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为了抵御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有些人误读和滥用了凯恩斯主义，力主大量上马大工程、大项目。为了达到短期的效果，“消费拉动经济”变成“浪费拉动经济”，以后又变成了政府的浪费拉动经济。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时候，有些人根据“破窗理论”，断言洪水造成的损失会拉动需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对现实中的大干快上加以赞许之外，好事的学者还要为隋炀帝翻案。隋炀帝在位14年，其间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他的每一个重大举动都耗费巨资，并且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即使肯定有些举动是必要的，过于急躁和靡费，且重大的举动过于集中，也是亡国之道。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隋炀帝把大量的财富用于享乐，也是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

还有人断言，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问题不是十分严重，也不是朝代灭亡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某些专家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教训轻轻抹去，为暴政和铺张浪费平反，为土地兼并平反，其实就是在支持现实生活中的谬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称为奸佞。

4.冒进妄想的普遍化

不断的冒进，使得民间的思维也不务实，不正常了。以前，牟其中提出过炸开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西藏和西北。随着牟其中的隐去，这种说法变成笑谈。随着社会气氛日渐非常，炸开喜马拉雅山的主张不断被人提起。而根据刚刚查到的资料，“关于雅鲁藏布江水汽通道的问题，最初见于1987年《中国科学》杂志上三位科学家的论文。到1998年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考察时，随行记者对此事做了大量报道。两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央写信，建议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将印度洋暖湿气流引过青藏高原。叶笃正院士、高登义研究员重新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3年多专门研究，证明这个建议从气象学上讲是不成立的。”

记得在报章上看到，有学者建议炸开十万大山，改变地区气候。由于没有查到资料，这里就不详述了。

按照改天换地的思维，有人把西藏称为“中国的大水塔”，主张在雅鲁藏布江建坝，挖掘“朔天运河”引江水灌溉西北沙漠。

海洋学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王诗成副厅长经过多年研究，近日提出开凿人工海河，贯通莱州湾、胶州湾两湾，形成渤、黄两海大环流，以加快海水吸纳消化污染物的速度，再现山东黄金海岸的碧海蓝湾。也就是说，要把山东半岛挖成全岛。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在历史上留下个人的印记过于热心，一再提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议，就是把中国的省份划小，划出50个省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凭空改变行政区划，增加省份，只能够增加官员的数目。搞得不好，还会出现趁乱以权谋私的情况。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对于以上近乎科学幻想甚至妄想的想法本来不需要理会。问题在于，有很多这类的想法得到了官方的重视，甚至有可能在一个早上突然开始实施了。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扮演理性与常识的维护者的角色，热衷于没有道理的大变化和大变动。与此同时，民间的看法也不再务实。这种冒进妄想的普遍化，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5.冒进的低层化与扩大化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根据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在自治实现以前，上一级政府仍然要对下一级政府加以制约。在改革当中，有些地方在事实上得到了较大的权限，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多出来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因此，很多地方出现了冒进和扰民。

用蛮干来发展经济，确实也有成功的例子。于是，没有正经事可做的媒体就会倾巢而出，去发现新经验新突破，发现新的改革先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无奈，就是从上级政府到社会舆论，都没有认识到应该给予基层应有的权益和平等的待遇，因此对于用非常手段打拼出来的事例就只能赞扬了。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自从把征地、拆迁以及安排项目的权力下放到区县以后，使用暴力征地拆迁以及不切实际的大项目纷纷涌现。在富裕地区，不断上马的新项目造成了频繁的征地和拆迁。在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本来就吃紧，征地和拆迁的补偿会十分微薄。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增加社会矛盾，大量的上访和群体事件由此而产生。

与此同时，地方谋求超大项目的冲动不断出现。省会城市的大型项目，合理与不合理的都有，需要具体分析。

完全没有道理的项目，当属山东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保护文物，以及整合孔孟故里及上古文化遗存是必要的。但是，把这片地区以“中华文化标志”定位，并且大兴土木是荒谬的。据报道，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需要资金300亿元。2008年3月，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受权再次声明，所谓“300亿”仅仅是个别专家的个人意见，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更不能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

“中华文化标志城”一旦兴建，将会开创两个恶例。第一，其他具有古代文化遗存的地区也会争相效仿，成为变相的建城热潮。第二，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投入、大建设将会毁坏原有文化遗存，代之以假古董。

最值得忧虑的是，各省市有可能争相提出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2010年3月22日,在湖北省经济形势及重大项目信息通报会上,该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介绍,截至目前,全省重大项目库已入库项目3.76万个,投资总规模达12.06万亿元。根据湖北省发改委公开的重大项目库情况,省级项目库按照开工时间,分为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明后年开工项目和“十二五”初期开工项目四类。

2010年4月5日，重庆市发改委发布消息，今年将推出１万亿元投资计划，实施323个重点项目，力争完成年度投资2000亿元。在南岸区，今年拟开工建设新地标——全球最高的摩天双子塔。

4月15日，在重庆市政府4月份自主新闻发布会上，据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文天平介绍，前不久各大媒体热炒的所谓重庆的1万亿投资，实际上是重庆每年都要发布的一个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名单。今年发布的重点项目名单一共涉及了重点建设项目323个，其中政府主导的项目176个，市场主导项目147个。文天平说，前不久各媒体都在热炒的所谓重庆的1万亿投资问题，关于这个概念的报道实际上系一个误读或者说是误。媒体所说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1万亿投资，他的实质就是我们每年都要发布的一个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名单。

应该说，重庆市后来的解释是负责任的。

我认为，在目前财政状况吃紧，振兴经济措施陷入高投入地产出的困境，房地产泡沫膨胀，通货膨胀预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绝不可以出现各个地方的投资竞赛。

制度决定论者会认为，地方冒进根子仍然在上面。但是，假如我们面对事实，就一定会看到大多数冒进和扰民事件就是出在基层。我认为，放任地方的冲动不是尊重自治，而是失职和渎职。

6.冒进动机与手段的卑劣化

中国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具有很强的官方主导色彩。改革初期主要是放权，而向谁放权就意味着资源向谁转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向政府推动型转变。

以往认为，冒进是计划经济和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政府主导的片面的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冒进冲动。前者来源于领导人建功立业的野心，而后者则来自每一个强势者的利益，因此更加强烈和持久。

在改革初期，还存在既能够满足强势者利益又能够兼顾民生的大项目。尽管这样，依靠大项目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留下了隐患。以后，经济发展中对民生的关照逐渐在减少。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加上辫子戏中主人与奴才的逻辑深入人心，再加上犬儒主义的泛滥，使得强势者可以公然藐视民生的需求。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极端的理想主义会导致灾难。现在，生活又告诉我们，来自权势者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眼下，很多冒进的行为已经不需要掩饰，很多官员仅仅靠讲一个故事就可以推动大项目上马。冒进和腐败，已经不是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而是为了私利制造种种项目。

随着冒进的动机卑劣化，其手段也跟着卑劣化了。在暴力征地和拆迁当中，打砸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杀人放火也是屡见不鲜了。

7.人权状况的倒退

与大项目和大举动同时出现的，是人权状况的恶化。其主要表现，就是暴力征地和拆迁。

2005年6月11日，几百名歹徒为了电厂征地袭击村民。据《新京报》报道，“河北省定州市南部绳油村外一块荒地上，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窝棚里的村民发动袭击。事后据绳油村村民统计，此次袭击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48位村民受伤送院，其中8人尚有生命危险。”

2005年今年春节前的1月9日凌晨1时许，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麦琪里动拆迁基地内发生火灾。“110”接警后消防队迅速赶到，经扑救，62号三楼南间的朱某一家3口脱险，但居住在同号三楼北间的朱某父亲朱水康和母亲李杏芝已被烧死。在保留死刑的中国，纵火者原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员工王长坤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陆培德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6年1月24日，北京市民杜建成因南礼士路拆迁纠纷被打成重伤，2月12日死亡。事发时，现场并没有发生冲突。

一起起因拆迁而引发的命案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直到2009年12月3日成都发生了唐福珍自焚事件，社会才有所警醒，并且开始了修改拆迁条例的进程。

然而，暴力拆迁仍然在继续——

2010年1月26日下午3时许，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路拓宽工程地段发生一起居民自焚事件，造成3人受伤。自焚居民曾某今年68岁，家住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南路55－9号，全身大面积烧伤，当晚已被送往上海救治。其女婿商某今晨告诉记者，曾某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转入加护病房。曾某的两个女儿在当时去救他时均被烧伤。一个女儿脸部、双手烧伤，另一个女儿一只手烧伤，目前都在盐城治疗。

2010年3月5日上午，黄陂区武湖农场毛店村，一伙男子开着挖掘机前往村民陈晓家楼房前挖沟，陈晓的七旬老母上前制止，不知何故掉入沟中，遭泥土活埋，等家人刨土半小时后救出老人时，老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3月27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两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惠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半边身子已经烧焦,脖子以上血肉模糊。”

2010年4月8日，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被市民杨义用刀杀死。

20104月22日中午，峨眉山市公安干警在峨秀湖景观工程施工现场与10余名村民对峙。村民程建忠等人用矿泉水瓶将汽油浇在身上，而姜建民则手持一个25升的桶，将汽油洒在程建忠等人周围的地面。在警方劝大家冷静时，程建忠点燃汽油并向警察泼洒，致一名民警、一名巡警和一名消防员受伤。随后，警方立刻送伤者就医，并未殴打姜建民和受伤村民。当场无人死亡。

2010年4月18日，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街道办事处张家营村在拆除村民建筑时，村民孟建芬被铲车碾死，其姨胡巧凤受伤。4月24日，警方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肇事司机并非故意伤人，死者曾有攀爬铲车的举动。

2010年4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赵蕾，实习生方可成、林春挺撰文指出，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给人一些光明的消息来自安徽。因收受开发商贿赂，并越权指使开发商强拆民房导致一名房主喝农药自杀(被家人发现送医，目前处于植物人状态)，4月19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颍章，被颍上县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京华时报》4月21日）

由政府来主导经济，政府可以随意处置国民的房产，甚至为了拆迁无视国民的生命，这不只是人权状况的倒退，而且是国家正在走向混乱的表现。

8.“人权就是生存权”的破灭

也就是在10年以前，中国人在驳斥西方批评的时候，提出了“人权就是生存权”。那时，经济的发展尚且能够惠及大多数人，所以谈到生存权的时候信心是很足的。

事实告诉我们，畸形的发展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不但从发展中所得有限，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会有更大的力量去扰民。面对越演越烈的暴力征地和拆迁，“人权就是生存权”也被弃之一旁了。

与此同时，某些自由知识分子同样不考虑人民的生存权。对于暴力征地和拆迁，他们常常视而不见。在房价问题上，他们坚持凌驾于民生之上的自由交易，也就是说房子是投资品，与民生无关。还有些知识分子还对土地流转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们极力抨击不让农民进城的做法，却只字不提农民保有土地和返回土地的权利。他们同地方政府一样，都是在算计农民的土地。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强势者都不考虑别人活不活的问题。

9.对当前社会乱象的概括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处于乱世的边缘。社会上的乱象，除了暴力拆迁之外，还有以下的表现。

只要拿出发展经济的目标，就可以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没有人敢于问为什么，甚至没有人关心为什么。事前缺乏审议，项目进行当中缺乏监督，事后缺乏有效的审计。很多年过去了，很少有人因为失败的大工程受到追究。

以前是利用工程，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制造工程。长官意志加上以权谋私，让我们看到了史书上都很少记载的奇观：在地方，换一位行政首长就会拆除一批不久前建设的房屋，或者把路边的树木更换一遍。在很多城市，人行道砖几年就更换一次，一年一换的事例也不罕见。

在大多数国家，对引起大规模移民的项目都十分谨慎。而在中国，很多官员却热衷于人口的迁移。除了通过拆迁，事实上让低收入者迁出市中心之外，有些城市，比如北京已经公然实施把城区市民定点迁往远郊区。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正在走向反面，强迫性的大规模征地，强迫性的村庄合并以及农民上楼，不但会造成大规模的浪费，而且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10.最直接的危险

当前，最直接的危险来自大规模和强迫性的征地和拆迁，来自不断推高的房价，来自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庞大的行政开支，来自财政的巨大漏洞。

11.汉武帝，还是秦二世和隋炀帝？

关于政策的调整，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

汉武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即位8年后，他发动了汉匈战争，制止了匈奴的不断侵扰。同时，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再加上皇室穷奢极欲，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匈奴之患虽除，但汉朝也元气大伤，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晚年，汉武帝认识到政策需要调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后52年，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按照以往的思路奏请在西域的轮台继续屯田，并且为此要向百姓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赋税。为此，武帝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

武帝说：“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意思是，屯田是“扰劳天下”，所以就罢。

武帝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就是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除苛政，减轻税负，恢复农耕，让百姓修养生息。

而最后一句话，在中华历史上永远闪耀着光芒：“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道诏书由轮台屯田之事起，又对自己加以谴责，所以称为《轮台罪己诏》。在诏书中，汉武帝表现出承认错误的勇气，表现出帝王对于国家和臣民的责任感。可以这样说，《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比决心北击匈奴还要勇敢。

在这之前，汉武帝采纳田千秋的建议，停止了方士求仙的活动。不仅如此，温和而务实的田千秋还被任命为丞相，封“富民侯”。

正是由于武帝在最后的关头调整了治国的方略，才使得汉朝没有在他身后因为好大喜功而灭亡。因此，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地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遗憾的是，对于政策调整的启示，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相比之下，秦二世在和平年代仍然坚持严刑峻法，终于造成了秦朝的灭亡。至于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历史早有定论。

我们，是准备效仿汉武帝，还是秦二世和隋炀帝呢？

12.结语：必须摈弃对大项目和大举动的偏好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下决心摈弃对大项目和大举动的偏好的时候了。无节制的大项目和大举动不仅扰民害民，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而且已经难以为继。随着房价不再继续上涨，政府的土地收入就要减少，大拆大建就要不容易了。

从现在起，学会节省，学会息事宁人，学会务实，争取适度的发展已经十分必要了。

刘松萝2010.4.26.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