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_关于_日出_主题_人物与结构
现代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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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冯异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关于《日出》主题、人物与结构
冯异
一
二
曹禺１９３４年发表处女作《雷雨》，两年后又推出新作《日出》。两颗巨星相继升上蓝天，为中国剧坛洒下一片银光。
不少评论家已在议论《日出》与《雷雨》的相异之处。我们把两者作个粗略的比较，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两个不同点：
第一，作者的视野扩大了。《雷雨》的焦点只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几个人物，这几个人物也只是围绕着情欲和金钱旋转，最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场乱伦的悲剧中。《日出》却把上海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中各阶层的人物都摄入了镜头，全面地揭开了那个鬼魅世界的阴森恐怖的内幕。
第二，作者的视点从天上转向了人间。在《雷雨》中，人物的命运被冥冥中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操纵着，无论善恶美丑，都在这个宇宙主宰的拨弄下走向毁灭，即使纯洁如四凤周冲者也不能幸免。《日出》中的人物却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在相砍相杀中或胜或败，都决定于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他们自身的力量。
以上两点差异只是就思想方面说的，但由此我们已可想见横亘在《雷雨》和《日出》之间的道路是多么漫长。而曹禺仅用两年时间就走过来了，实在令人惊叹。更何况还有与思想上的跃进相应而来的艺术上的新的探索……
曹禺说，《日出》所要表现的“基本观念”，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用以与“天之道”相对立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日出・跋》，以下简称《跋》）这也是那个鬼魅世界的统治法则。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法则具体化为一句生动的俗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日出》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充满了血腥味的社会图像。
如果就以鱼虾为例，我们可以把《日出》中的人物作如下划分：那个在剧中虽未出场但又无处不见其魔掌的金八当然是大鱼，潘月亭、陈白露、张乔治、李石清、顾八奶奶、胡四、黑三等是小鱼，黄省三、小东西、翠喜以及幕后打夯的工人是虾子。
我们如此划分《日出》中的人物，一来符合他们在剧中所处的地位，二来可以避免一种误会，认为潘月亭的破产、陈白露的自杀，显示了那个鬼魅世界已经面临崩溃的危机。实际上正相反，潘、陈的如此结局，正表现了金八统治力量的强大。潘、陈不过是大鱼口中的小鱼而己，金八对他们是毫无怜惜的，就像潘月亭对待李石清、黄省三一样。陈白露是最谙个中内情的。如若那个鬼魅世界即将土崩瓦解，她为什么没有嗅出一点消息，以致悲痛绝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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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毒自尽呢？
《日出》中最悲惨的当然是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也就是虾子。他们被小鱼吃，也被大鱼吃，小东西就是被金八、黑三吃掉的。这些小人物最得作者的同情。他们的惨痛遭际激起了作者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弥漫在全剧中，也表现在剧前的一句引语中：“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书・汤誓》）
作者只是愤慨，并无欢欣。他洞悉那个鬼魅世界的黑暗和凶残，但他只是在道德上否定了它，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找到足以摧毁它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中的其他人物，都是附着在这两个三角的六条边上活动的。
从这两个三角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出》的主要的戏剧冲突所在：小三角中的主要的戏剧冲突是爱情与金钱，大三角中的主要的戏剧冲突是正义与邪恶。陈白露就处于这两个矛盾的中心点上，一切戏都围绕着她发展和展开。她正是这个戏的“绝对的主要人物”。
不少评论家和导演认为《日出》的主人公除了陈白露，还有方达生。方达生是一根线索，他去找陈白露，就带出了剧中的一连串事件。《日出》中的许多事件都借方达生来贯穿，这是作者的巧妙设计。但方达生与剧中的许多纠葛无直接
三
写完《雷雨》之后，曹禺就对它那“太像戏”的结构感到“厌倦”了。他想要“试探一次新路”：“于是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断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他把这叫做“横断面的描写”。因此，“《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的主要人物。顾八奶奶、胡四与张乔治之流是陪衬，陈白露与潘月亭又何尝不是陪衬呢？这些人物并没有什么主宾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跋》）
这是曹禺创作《日出》时的设想。但曹禺毕竟是编剧能手，我们所看到的《日出》，并非散漫无组织的，也不是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和“绝对的主要人物”的。从剧本的人物结构看，《日出》中有两个三角：以方达生——陈白露——潘月亭组成的小三角和以金八——陈白露——小东西组成的大三角（这两个三角中的人物又互相交叉，并非老死不相往来）。《日出》
干系，他几乎只是一个旁观者，把他派做《日出》的主人公之一未免牵强。
方达生在剧中的一切活动集中于两个目的：带走陈白露和拯救小东西。这两个目的均未达到，他失败了。在最后一幕中他说：“我们要做一点事情，要同金八拼一拼！”陈白露叫他留下来，他看见了陈白露和小东西的毁灭，愤慨使他不能平静。但像他这样的书呆子，能做得成什么事情呢？他要去和金八拼，就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无怪乎作者说这“原是个讽刺”（《跋》）。不过，方达生毕竟是善良的，作者似乎不忍把过多的责难加在他身上，我们也不觉得他很可笑。
方达生在《日出》中只是个陪衬人物，他使我们看到陈白露在那个腐朽堕落的环境中陷得多么深沉，金八的统治势力是多么强大。
四
在《日出》中，陈白露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原因是她“复杂”。所谓“复杂”，就是指在她身上纠结着许多难以令人理解的矛盾的因素。如，在她初出场时，作者在介绍文字中就说：“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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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全面地理解曹禺所创造的陈白露这个艺术形象的重要意义，还得从她的过去说起。陈白露原名竹筠，出身于书香之家，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她父亲的突然去世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从此她“一个人闯出来”，当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她爱过一个诗人，并且和她结了婚，还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孩子死了，他们也就各奔东西。到《日出》幕启，我们看到的陈白露已是一个逢场作戏的交际花，也就是高等妓女了。
陈白露的这一段辛酸的经历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子君。子君是个勇敢的女性，她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不顾世俗的偏见，毅然与涓生同居。但此后她只是管家务，养鸡喂狗，连书也不看，头脑也变得迟钝了。她“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伤逝》）。于是她又不得不回到那个使她感到窒息的封建家庭中去。
陈白露看来比子君幸运。父亲死后，她没有家庭的约束，跨进社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陶醉，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受人供应又供人以娱悦的玩偶”而已。但她和子君一样，“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诗人虽然“永远是乐观的”，“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陈白露却仍然认为“他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于是她又回头去当那个“受人供应又供人以娱悦的玩偶”。
易卜生是子君少女时代崇拜的思想家和剧作家。他的《玩偶之家》一剧中的娜拉，在发觉自己只是丈夫的玩物之后，为了争取人格的独立，愤然出走了，但易卜生写的是“问题剧”，他只指出病症而不开药方。“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又由鲁迅提出来了。《伤逝》和《日出》，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子君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封建家庭中去，鲁迅着重批判的是女性自身的弱点。《日
出》可以说是《伤逝》的补充。陈白露年轻、美丽、聪明、能干，可以说一个女性能够有的她都有了。她走向社会，开始是个玩偶，最后还是个玩偶。陈白露的悲剧主要是由社会的原因造成的，作者批判的锋芒也直指吞噬了这个纯洁善良的生灵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虽然陈白露自身也有弱点。
五
我们还可以从选材的角度将《伤逝》和《日出》作个比较：前者写子君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然后又回到封建家庭中去的过程，后者正面展开陈白露的交际花的腐烂生活及其最后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出》又可以看作是《伤逝》的续篇。
《日出》大幕拉开，一个女人从舞场回到华丽的旅馆休息室。这不是竹筠，而是陈白露。竹筠为什么要回到曾经被她鄙弃过的“受人供应又供人以娱悦的玩偶”生活中来，作者未做明确交待。我们从舞台上看到的是陈白露，她在这种生活中已经陷得很深，深得无力自拔，甚至也不想自拔了。因此，当方达生表示要带她走时，她的回答充满了嘲讽意味：“你有多少钱？”“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吃，我要花钱，我要花许多许多的钱……”
但我们也看到她的灵魂中还有一点火种未灭，那亮光虽然很微弱，却是时时可见的。她终日周旋于金八爷、潘月亭、张乔治以及庸俗不堪、令人作呕的活宝贝胡四和顾八奶奶等人物之间，把痛苦埋藏在心底，有时又借嘲讽和他们拉开一点距离，聊以慰藉自己正在流血的心。她叫出钱养她又全部霸占了她的潘月亭为“老爸爸”，并且说：“我真喜欢你，你真像我的父亲，哦，我可怜的老爸爸！”说这话时，她的笑声中闪耀着泪光。下面这一席话，是她为自己的辩白，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血泪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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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沉痛程度，只有《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那段著名的独白差可比拟：
我没有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小东西的出现使她灵魂中的火种炽烈地燃烧起来。但要从金八的魔掌中救出小东西又谈何容易。陈白露是深知这一点的。她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掷，是因为她虽不能拯救自己，却不愿意看到再有人重蹈自己的覆辙。这是她的生命的最后一次闪光。
有人说，小东西的失踪使陈白露看到了金八势力的强大，她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了，因而以自杀了此一生；同时又说陈白露最后已经感到“太阳就要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她要去“睡”了。这两者显然难以调和。
实际上，陈白露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黑暗又腐烂的社会，早已完全绝望了。她离开“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诗人，又来当这种“受人供应又供人以娱悦的玩偶”，就是这种绝望的心情的表现。她是个寄生者，她的一切生活费用都依赖于潘月亭的“供应”。潘月亭的破产，无疑是促使她自杀的最根本的原因。她在决定自杀之后还向张乔治借钱还债，就说明没有经济的困窘她是不会去死的。我们不能把陈白露当做苏格拉底，临死还不忘偿清债务。
陈白露曾经徒劳地使出全身解数来拯救小东西。其实，她拯救自己远比拯救小东西容易。但她在她所厌恶的生活环境中泡得太久了，毒汁已浸入她的骨髓，她是无力追求甚至也不想追求她所热爱的生活了。对于她，我们不能说同情也不能说鄙弃，最好还是借用鲁迅的八个大字：054２００８．０４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曹禺用一个人物创造了两个悲剧：竹筠体现的是“盲目的爱”的幻灭的悲剧，陈白露体现的是一个被腐蚀了的灵魂的毁灭的悲剧。《日出》正面推出的是陈白露的悲剧。
六
《日出》刚发表，就有人提出第三幕是个游离的存在，应予删去。上海戏剧工作社首次公演《日出》，就删去了第三幕。但作者却认为第三幕展现的下等妓院，“是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跋》）近年来也有人著文论证第三幕存在的必要性。
以上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客观地说，两者又都有其合理性。从表现《日出》“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个“基本观念”说，第三幕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戏剧结构上看，它和其他三幕联结得又不够紧密，确实给人以游离之感。
我们知道，曹禺写《日出》，是要“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在《日出》的第一、二幕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罪恶的社会中的上、中层人物以及部分下层人物，但压在最底层的翠喜们却还没有露面。如果没有那些求生不得、求死无门（她们还得养活家小）的灰色动物出场，作者所要“阐明”的那个“基本观念”就会显得残缺不全，这就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挖去《日出》的心脏”了。作者之所以宁愿砍掉其他三幕也要保留第三幕，其原因盖在于此。
有人把曹禺为《日出》设想的这种戏剧结构称为“人像展览式”结构。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后被改编为话剧）倒与这种“人像展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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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相近。乞乞科夫为了收买“死魂灵”，仆仆风尘奔走于各个地主之间，作者借此展现出俄罗斯地主的形形色色的“活魂灵”。很难说谁是《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拜访地主的次序也可随意颠倒，并无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但《日出》有主人公陈白露，并以她为中心，形成网络剧中所有人物的两个三角，全剧的情节自始至终围绕着爱情与金钱、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发展。第三幕描绘的宝和下处的悲惨情景，只能放在第二幕之后，不能放在第二幕或第四幕，更不能放在第一幕。这就和所谓的“人像展览式”结构相去甚远了。
在《日出》中，小东西是正义与邪恶的矛盾的焦点。如果没有她，金八的凶残和陈白露的正义感都无从显现，剧作本身也将大为减色。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日出》中却完全是个被动的存在，如果不嫌过分，甚至可说只是个道具。这在第一、二幕中还不怎么显著，但第三幕是由她引出的一场戏，这就难免使人有游离之感了。
不过，第三幕与其他三幕之间虽然缺乏有机的联系，但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割弃。戏剧作品如同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一样，我们首先应该着眼于它所表现的内容。删去第三幕，《日出》的结构看似严密多了，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大受限制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即使这样，她也不得不走向毁灭……看完《日出》，我们总有一种压抑之感。在作者所描绘的那个鬼魅世界中，恶笼罩了一切；星星点点善的闪光，也被恶的强大力量所窒息，逐渐熄灭了。到剧末，外面传来小工们的夯歌，“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光明起来”。这是作者对未来充满诗意的象征性描绘，也是他的理想之所寄托……但我们仍然不能消除那种沉重的压抑之感。我们忍不住要像方达生一样地大叫：“我们要做一点事情。要同金八拼一拼！”
这就是《日出》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八
《日出》是曹禺戏剧创作中出现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峰。它至今仍然屹立在中国剧坛上，使人感到难以超越。
英人谢迪克教授说：“《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一个异邦人的意见》）
对这样的赞扬，《日出》是当之无愧的。作者系重庆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赵红玉）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ｙｕ６９＠１２６．ｃｏｍ
七
我们前面曾以鱼虾设喻，将陈白露列入小鱼类中。但她并不吃虾子。相反，她倒同情虾子，甚至不惜与金八对抗以拯救小东西，希图使其免遭翠喜们的灾难。陈白露是附着在潘月亭身上的寄生者。她既厌恶这种生活，又无力摆脱这种生活。这就使她的性格出现了分裂：在爱情与金钱的矛盾中她倒向金钱，在正义与邪恶的矛盾中她坚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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