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价值何在?

　　摘 要：《憩园》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疑惑――牺牲的价值到底何在？我们能够从中读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寄希望于启蒙的同时又对启蒙的前途表示怀疑。这也是整个时代背景之下作家们的普遍矛盾，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20389.htm　　�关键词：《憩园》 牺牲；价值；启蒙；家园彷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2-0000-01 　　� 　　� 《憩园》是巴金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经典之作，极具魅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丰厚，本文试图从“牺牲”视角予以解读。在五四启蒙声音逐渐微弱的40年代，战争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活动出现焦虑，这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普遍困惑，也是作者创作《憩园》的一个潜在动机：寻求自我解脱与救赎的同时，完成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本文将以女主人公万昭华的牺牲观念为切入点，分析万昭华和杨梦痴所代表的融入家庭和逃离家庭的两种不同的牺牲方式，从而挖掘文本中隐含作者的矛盾心态。 　　�一、万昭华的牺牲 　　�《憩园》中的女主人公万昭华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承载了作者对女性的诸多期待和想象，她既拥有优良传统文化哺育下的美丽灵魂,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懂得欣赏小说和外国电影。“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分别从性格和外貌两个方面写出了“我”对姚太太的初次印象，评价是很高的。通过慢慢接触，“我”发现了万昭华内心真善美的一面和苦闷无奈的一面。 　　�万昭华在对待杨家小孩的态度上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解和同情，她渴望知道杨家的故事，也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帮助杨家小孩，在得知杨家的故事后，她不仅强烈地同情这个因承受家庭不幸而过于早熟的小孩，而且对小孩的父亲也给予了宽容，“宽恕第一，何况是对待自家人” ，这个年轻的女主人说出的话正是内心善良和博爱的体现，同时寄托了作者的美好理想。 　　�而万昭华内心的苦闷主要体现在姚家儿子小虎的教育问题上，她扮演着小虎继母的角色，一方面希望小虎健康成长，自然要勤于管教，另一方面，赵家出于对小虎保护的初衷而溺爱小虎的行为让这个后母陷于两难的处境，丈夫的不理解和儿子的不领情。在试图跟丈夫沟通而未果的情况下，万昭华只好将内心的郁闷发泄于读小说和看电影上，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暂时的解脱。 　　�万昭华也是一个有理想的女性，在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下，她憧憬像黎先生那样“能够自由地往各处跑”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她只能像一只柔弱的笼中鸟，禁锢于单调的家庭生活。由此,我们看到封建家庭伦理关系规范下的万昭华,怀着一份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人道主义情怀，认为人应该活得痛快点，有意义点，“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 作者借女主人公之口也表达了自己的人道理想，给世间不幸以温暖和爱。万昭华在家庭中的无所作为的无用感促使她渴望走出家庭的想法更为强烈，然而，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作者给了她一个怀孕的结局，就注定了她要牺牲个人理想而留在家庭。 　　�这是一个新式家庭，却处处流露出旧制度的陈腐，万昭华说“牺牲是最大的幸福” ，她宁愿为了维持家庭表面的幸福和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理想，这里，我们不禁要质疑：既然青春是美丽的，那么牺牲的价值又何在呢？这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发问，小虎的死看上去解决了家庭内部的核心矛盾，然而从此女主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作者对此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如同他对自己的写作意义和启蒙理想一样，持怀疑态度。 　　�二、杨梦痴的牺牲 　　�与万昭华的融入家庭不同，杨梦痴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逃离家庭的牺牲者的角色。尽管这位憩园的旧主人曾经完全是一个依靠祖宗家业吃饭的纨绔子弟,不务正业，最终被大儿子和妻子逐出家门，落得悲惨结局。 然而，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读出作者对这个人物批判之外的深切同情和理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欣赏。的确，杨梦痴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化素养，有封建文人的风雅气质，从山茶花这一意象我们便可以看出杨梦痴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理想主义的人。山茶花代表了理想的爱和谦让，杨梦痴对山茶花的偏爱是否也暗示了他与妓女老五的关系并非外人眼中的那般混乱不堪，从老五后来寄钱给他的这个细节我们也能猜测当初的离开或许另有原因。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杨梦痴为了心中理想的爱情而离开家庭的举动或许能够成为他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杨家小孩在大仙祠发现病重的杨梦痴时，他并没有接受孩子善意的帮助，“我哪儿还有家？我有什么权利打扰你们？那是你们的家……我把你们害够了，我不忍心再……” 与其说是被赶出家门，不如说是他自己因为愧疚而主动逃离了家，独自忍受病痛和饥饿的折磨，以此换取良心的安宁，这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式的自我救赎。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杨梦痴最后的可怜处境都是他之前的种种恶习所致，这个封建制度文化培养出来的典型寄生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封建制度和文化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因此，作者寄予他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正符合了憎恨制度而非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创作态度。 　　�杨梦痴对于杨家来说已经是个局外人，只有小儿子还在挂念，他本是一家之主，理应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由于他的不争气，家庭已经无法容纳他，社会更是不可能容纳他。他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多余人，甚至是负担，只有死亡才是他唯一的归宿，如同万昭华所认同的“牺牲是最大的幸福”，对杨梦痴而言，死亡才是最大的幸福。杨梦痴的死固然代表着一种旧制度、旧文化的消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作者这里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和困惑，在看到杨家其他人的欢笑场景时，“我”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反感，纵然杨梦痴罪大恶极，也还是需要亲人的爱和帮助，需要社会的启蒙和教化，而不是孤独地死去。 　　�三、“我”的困惑 　　�万昭华和杨梦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牺牲方式，万的牺牲以个人理想为代价，融入家庭从而挽救整个家庭衰落的颓势，前途未知；杨的牺牲以个人生命为代价，逃离家庭以避免造成对家庭的伤害，最终彻底“牺牲”。这两个形象都融入了作者的深切同情，然而文中的“我”作为旁观者对两人的牺牲都爱莫能助，既不能将万昭华从苦闷抑郁中解救，也无法治愈杨梦痴的身体和精神之疾，由此，作家也产生了一种类似万昭华的无能为力的感觉，看着世间受苦的芸芸众生，手中的笔能否成为医治他们疾苦的源泉？自己写作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这是40年代作家们的普遍困惑，对于曾经怀抱启蒙观念的知识分子,“家”这个由日常生活构成的“小圈子”,在此时似乎并不能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他们眼中的牺牲和受苦都是来自家庭，黎先生最终选择离开憩园，与鲁迅“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不谋而合，这也是作者内心深处家园彷徨的流露。 　　�“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这句话出自姚太太之口，既是外界对作者写作价值的认可，也是作者自我认同自我激励的体现，表露出作者的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启蒙与救助的责任,也是对人世间幸福与温暖的渴望。细读《憩园》并加以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在40年代的创作心态和价值取向，从中窥视出20世纪前半叶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巴金：《海的梦 憩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 花建：《巴金小说艺术论》，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3］ 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张宝明：《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