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初新志]对个体价值重新发现论文

论《虞初新志》对个体价值的重新发现

作者简介：靳武稳（1979.2-），男，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讲师。

【摘要】中国文言小说在经历了明朝一个黯淡的发展期后，于明末清初迎来一个全面收获的高峰期，而张潮所编辑的《虞初新志》可谓是开辟了清代文言传奇小说的先河，它不仅开创了“虞初体”这一文言小说集的创作模式，更对之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学术界，《虞初新志》的研究一直保留着大片空白，尽管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本小说集，但大部分都是从张潮编辑的思想、所选文章主人公的“奇”来分析《虞初新志》。本文将重点从分析书中所选入的“小人物”入手，结合张潮的身世和时代背景来审视这个特殊的过渡时代：文人开始由庙堂回归到民间，他们将目光投射到身边的市井小民，重新挖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的价值。

【关键词】《虞初新志》;张潮;“小人物”;个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071(2011)11-0030-02

张潮编辑《虞初新志》，以小人物作为整本书的主体，不仅是因为这些市井细民本身就拥有着独特的闪光点，也与张潮本人的社会经历密切相关，他在编撰这本书时不自觉地渗入了个人的情感色彩。学界一般认为《虞初新志》初刻于康熙二十二年，而康熙三十九年刊行二十卷本。这段时间正是张潮屡试不第，侨居扬州的阶段。在

这段时间里他将家刻变为坊刻成为一名书商开始印书，并且经营盐务，家境较富裕。但同时，在他人生全盛之时，张潮遭到了“中山狼”的坑陷而入狱，家产大多荡然无存，生计萧条，在他给孔尚任的信中说：“弟自前岁误堕坑阱中，先人所遗尽为乌有，因自号为三在道人，仅存田、宅与此身，余者俱不可复问。”他的这些人生遭遇对他编辑《虞初新志》产生了极大影响，下文将结合张潮的身世来分析他对那些小人物关注的原因。

张潮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张习孔，字念难，号黄岳，顺治己丑进士，山东督学佥事。著作有《周易辨志》、《系辞学训》、《檀弓问》、《云谷卧馀》、《家训》等。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张潮自幼励志勤学，他的《八股诗序》中对其科举考试之路有着详细记述：“予十有三岁始为八股,越二年甲辰,受知于温陵孙清溪夫子,得补博士弟子员。其时国家方以策论取士,未几仍复八股之旧。八股、策论,予俱业之而未善也。癸卯、丙午数科,南国诸君子多以国学获隽,于是学邯郸之步,舍子襟而就明经。乃簿书期会,时日愆违,南则校无是人,北则雍无是士,而己酉一科已矣。又三年壬子,江左督学使者,以国子诸生业已需次天官,于格不得与南闱之试,而壬子一科又已矣。逮乙卯,痛先宜人弃捐,杯木卷读礼居庐,应不复问此时为何岁月矣。嗟乎!遥记自乙卯溯于甲辰,积十有二载,星次为之一周,时物于兹迭变,人生几何,谁堪屡误?又况此十二年苦辛坎壈,境遇多违,壮志雄心,销磨殆尽,自是而后安能复低头占毕以就绳墨之为文哉?然花晨月夕,逸兴闲情,无所寄托,往往发为诗歌,以自写其抑

郁牢骚之概。而同人之治举子业者,时犹以八股相质正,见猎心喜,辙成是编,亦只游戏自娱„„斯其志诚可悲矣。世之览者,其亦将有感于斯文。”序后并有顾采的评语云：“叙场屋蹉跎情事,真有李广数奇之感,乃知叩壶击筑,亦止寄托无聊;心斋诗义,所以独绝千古也。嗟乎,谁司文柄,而使是人至今寥落哉!”从这段张潮的自述和顾彩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张潮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多次参与考试都不能得中只能放弃科举，告别官场。张潮的心中始终盘结着怀才不遇的郁闷之情，对朝廷不能赏识自己而感到抑郁。因此在《虞初新志》中，张潮对汤琵琶的琴技无人赏识、大铁椎这样的奇人异士不得重用感慨万千。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张潮在看待那些泯然于江湖中的身怀异能的“小人物”时抱有很深的同情，并哀叹他们无人赏识。

尽管仕途的不顺对张潮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张潮这种豪放不羁，不喜拘束的怪才来说并不足以使其穷愁困厄。对他影响最大的便是康熙三十八年的那次被害入狱。因为资料有限，我们对张潮这次入狱的的原因并不清楚，然而这次打击对他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张潮在《虞初新志后跋》中提到：“予辑是书竟，不禁喟然而叹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读者亦何乐闻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岁，误堕阬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贳之，犹时时相嘬啮，既无有有道丈人相助举手，又不获遇聂隐娘辈一泣诉之。惟暂

学羼提波罗蜜，俟之身后而已。”在经历了入狱之后，张潮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看得更加透彻，因此他在编辑《虞初新志》时选入了不少侠客的传记，并经常感叹自己不曾遇到一位侠士把自己从“中山狼”的口中救出。张潮通过对这些豪侠的赞赏表示了他对当时吏治的不满以及对那些忘恩负义之人的痛恨，希望借助侠客手中的“剑”来消弭世间的不平，锄强扶弱。他自己的《四怀诗》中曾经写道：“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 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因此，张潮选了大量侠士入传可以说是对其心理的一种补偿，并借此来抒发心中块垒。

康熙十四年张潮侨寓扬州，自此之后放弃功名之路。扬州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唐朝时便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自宋朝经济中心南移之后，这里的经济日益发达，尤其是到了明中叶，以扬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并逐渐培养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更易让张潮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而且自其父“习孔卒，张潮接管诒清堂后，一变家刻为坊刻，以编刊书籍和著述为主业。”而坊刻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集聚点，任何思想要变成文字计划都要经过书商的手，这对张潮思想的开放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据一些学者考证张潮在刻书的同时还经营盐务，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资金保证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辑出书。虽然张潮出生于清初，然而其在扬州的生活方式与这些山人大同小异。

从科举场中退了出来的张潮，融入了扬州的市民阶层，充满生命力的市井文化熏陶着他的思想，使其逐渐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其《四怀诗》中二“怀”:“我所怀兮在佳人,轻盈绰约工笑颦。兰心蕙质匪世有,明眸皓齿疑天神。奈何缘悭艰所遇,纵有相思无处诉。不及无家游冶郎,倚翠偎红狎鸳鸯。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 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还有《杂兴》中所吟:“有酒须进文人喉,酒气拂拂十指流。有花须插佳人头,云英雾鬓欢绸缪。有兴须同高士游,雄谈往复堪相酬。有剑须挂烈士鞲,不平肯为人间留。”酒、色、侠,这些晚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市民文学中的常见主题,在张潮的诗中以更加正面的形象重现了,其离经叛道的倾向走得更远。还如他的《杂诗》云:“天若不好色,牛女何相期;地若不好色,曷生连理枝。天地既好色,好色非自欺。佳人貌如花,肌肤冰雪资。多多乃益善,百味从朵颐。譬如供名葩,浓淡纷相随。但得个中趣,勿为迂者知。”这简直就是一篇好色宣言。而类似《四怀诗》中“不及”两句,甚至明骂“圣朝”不及乱世的,还有他的《读战国策》:”战国缘何多策士,只因听者尽倥侗。若令此辈生今日,纵使能言语亦穷。”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张潮的思想与明中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张扬人自身的价值、扬情抗理的“异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张潮关注市井细民身上的个体价值，对那些有情有才的女子大加赞赏，同情沦落风尘的娼妓也不足为奇了。因此在《虞初新志》中的各篇作品，其故事的

发生地均是闾巷市井，而主角也正是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小人物”。这也奠定了整部《虞初新志》的基调：以进步的市民思想为主线，挖掘那些所谓的“小人物”身上的独特价值。

张潮所选的作品其作者多为时贤，如魏禧、方苞、侯方域、吴伟业等，这些人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文士，并且在文坛上享有盛名，而且他们用文言传记体来记叙这些“小人物”的事迹，无疑使得这部小说集在文学史上享有独特的价值，而这与当时的文学发展潮流、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古文的写作格式是有着严格规定的，自宋朝的古文运动开始，文章的写作就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被尹师鲁指责为“用对语说写时景”。到了明朝，归有光的古文创作将其拉回到了民间，他的作品常常描写的是一些日常生活和家常琐事，为古文的发展开了一个转折。而与此同步的是明代的文言小说开始以“传奇体”志怪。尤其到了明末清初，文坛上这股文风盛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这一时期的文人借鉴《史记》创立的“纪”“传”体裁,传人纪事, 同时这些人物传记的笔锋已从宫廷转向社会,明吴纳说：“太史公创《史记》列传, 盖以载一人之事, 而为体亦多不同„„厥后世之学士大夫,

或值忠孝才德之事, 虑其淹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

因为立传, 以垂于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也说：“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 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文体明辨序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继承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立传标准”：“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而。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先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明代的传奇体传记和司马迁的《史记》在本质上，都是对下层人物的关注，而这也是《虞初新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同时这也和作品的创作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生苦难，也来源于作家的心灵情感。”《虞初新志》所选的大部分文章的作者是明代的遗民，在经历了改朝换代之后，大多数选择了退出庙堂，隐逸于市井之间。因为这次朝代的更迭不同于之前，它是民族政权的替换。一向处于文化上层的汉民族士大夫突然要受到那些不开化的蛮族统治，心理上的落差使他们难以接受，因此选择了退隐的道路。也许他们的遗民心理并不是忠于覆灭的前朝，而更多的是忠于自己一向尊崇的文化。正如冯友兰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二文中论证的那样：“当贵族政治崩坏时，下层贵族流入民间，成为卖其技艺为生的游士，‘文专家’即儒士，

‘武专家’即侠士。”而这些从社会上层退下来的文人儒士逐渐与市民阶层融合在了一起，因此他们逐渐将自己关注的视角从庙堂国家抽了出来，开始审视自己身边的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同时在这个朝代更迭的动荡时代，朝廷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大大放松，使得文人们在创作上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小人物”的个体价值就成为了文人的写作焦点。

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张潮个人的独特经历相结合，创作出了《虞初新志》这样一部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书。其中编者和作者对社会下层人物人生价值的关注，使得这本书具有了一定人文精神和进步色彩。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来临，朝廷对人们的思想控制逐渐加紧，而对工商业的打压使得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被扼杀在摇篮中。缺少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市民思想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后，短篇文言小说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传记体的文言小说却再也没有超越《虞初新志》之作，意味着古典文言小说开始逐渐走向尾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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