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中国货币制度

货币，是人类诸社会中商品交易的媒介，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进入国家状态后任何疆国和社会都会自然产生的制度构件。

在世界历史中，人们要进行商品交换和服务的交易，各国的国王、皇帝、元首、执政官乃至王室和政府，要支付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军饷，乃至大臣、臣仆、卫士乃至官府工匠的奉酬和封赏，国王和政府征税收，富商、豪强要支付他的雇员和仆人的报酬，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赔款，大都需要用货币（当然也有实物财富）来完成。

由此也可以认为，没有货币，任何一个人类文明国家和社会几乎都不能正常运作（当然，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约公元410年—754年——在一些欧洲王国中几乎没有商品交易时，货币也基本上不用），没有货币，也就没有真正的工商业贸易和经济增长。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2600多年前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西亚的吕底亚王国（Lydia）、古印度后摩揭陀王国以及春秋时期的中国出现。在之后的两三百年中，几乎所有文明古国均出现了金属铸币。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不使用货币。

然而，尽管在超越5000年的人类社会历史文明中，各国和个社会几乎都或早或晚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货币，各国的货币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但是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的世界货币史的比较研究，我们却初步发现，在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文明中却产生和演化出了一完全独特的货币制度，这种中华货币制度与西方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均不同。

从表面上看，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铸币主要是金银铸币，而只有较短时期实行过铜铸币且铜币也主要是辅币；而中国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则主要采取的是铜铸币，以及宋元以后实行一段时期的纸币和一直到清末的称量金银货币（主要是白银。按千家驹、郭彦岗先生二位中国货币史家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货币制度混乱，用以制造货币的币材曾达有二十多种，见在《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245页），但实际上这种中国的历史上各朝代中的铜铸币、纸币，金银称量货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制度有着根本的制度差别（只是进入20世纪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才大致趋同）。中国和西方各国不同的货币制度，也反映出了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演化路径。

在《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3页）这部巨著中，中国货币史大家彭信威先生曾说：“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的早，而且独立成为一种货币文化。”“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楚。基本上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谈贝币，因为全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用过贝壳，所以不能说谁受过谁的影响。中国最早的铸造货币，除铜贝外，要算刀、布和圜钱，而最重要的是方孔的圆钱。”彭信威先生也认为，中国独特的中国货币文化，则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的社会，自秦汉以下，两千多年没起本质的变化。”（同上，第4页）

在这本书的“绪论”中，彭信威先生总结出了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

第一，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中国不能集中于一体：金银在中国，自古即是宝藏价值的工具，但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历代虽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为流通。”铜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因此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上，第5—6页）。

第二，是铜铸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古代钱币的铸造，是由各地办理。先秦的刀、布，是由个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清朝两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也由各省铸造发行。”（同上，第6页）

第三，中国货币的铸造一向用手工，即用范铸，式样精美，铸币技术也不断进步。“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被迫从事私铸。汉武帝时犯私铸罪判死刑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私铸的有数百万人。唐乾元二年，单是长安城中因盗寺观铜像和铜钟来铸钱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同上，第7页）历朝历代，私铸和私销铸币是非法的，却难以禁止。但“事实上，历代政府所禁的是私铸，而不是私钱的流通”（同上，第7页）。

第四，中国货币制度的第四个特点是，主要钱币的重量从长期来看几乎是稳定的。“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是少有的。”因此，前朝的铸币，在后朝还使用，汉代的五铢钱，在清末还有流通(同上，第8—10页)。为什么会如此？今天看来，这主要与中国两千多年的铸币几乎主要都是铜铸币有关，因为铜的储量和产量在中国比较大，铜不像金银那样稀缺和有人们所认为的内在贵金属价值，一旦铸造出来，除非被一些皇帝命令（如元朝一段时期）所收归和熔毁，就可以跨朝代和地区流通。

彭信威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铸币的这四个大致特征，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在其两三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实际上产生并演变出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货币制度。当然，彭信威先生也曾认为，“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货币“既没有主币和辅币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本位制度”。但是他也认为，如果放宽尺度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是一种制度”（同上，第5、6页）。那么今天站在21世纪，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我们能看出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这些不同，今天又能否帮助我们真正认清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在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对中国历代(我们这里是指到中华民国之前)的货币制度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

在《中国货币演变史》这本专著中，千家驹、郭彦岗先生从铸币形式上把中国铸币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秦以前的商周时期已经逐渐形成货币，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大发展，出现了布、刀、圜钱和楚币四大货币体系，而统一于秦半两。汉承袭秦制，九次改铸币钱，才摸索出比较合用的‘标准钱币’。第二阶段，为五铢钱体制时期，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到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止，共计738年。其间有两次较大变动，即王莽复古改币制，北周的布泉和五行大布等钱。……第三阶段，为通宝体制的时期，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到民国初年，约1300年。从此不再以钱的重量作为钱的名称，并冠以历朝皇帝年号或朝代名称。明清两代改称钱制，实质和形制都不变。第四阶段，为铜元制时期，从清末到北伐前，约30年。”（见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244页）

这里，千家驹和郭彦岗仅仅是从铜铸币的形式来划分中国货币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把宋、元、明时期自发演变出来的纸币和金银称量货币考虑进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把中国的货币制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在第三个阶段“通宝时期”后加上一个元明清时期的纸币、金银（主要是白银）称量货币与铸币混同使用的阶段。

下面我们就对这个五个阶段的中国货币制度史做一简要回顾，从中梳理出中国货币制度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制度的一些根本性区别。

首先，从已经出版的中国货币史和经济史的文著来看，几乎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货币出现很早。千家驹和郭彦岗甚至认为中国在夏代就产生货币了。而持这种最早中国货币产生观的学者实际上都把贝壳做货币。虽然彭信威先生也认为中国早期的货币形态是贝币，但他认为：“贝币在中国的演进，大概经过两个阶段：先是用作装饰品，这应该是殷商以前的事；其次是用作货币，这大概是殷代到西周之间的事。”（同前引书，第10页）

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了“无文铜贝”，以及1971年在山西保德地区也发掘出了商代的“铜贝”，据考，这些铜贝约是在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被铸造出来的，故近些年在中国铸币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的铸币在公元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出现了，这要比西亚的吕底亚要早六七百年。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也认为，“中国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就有雏形的铸造货币了”；并认为“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见该书第2页）。当然，彭信威先生注意到，近些年出土的一些殷商时期的铜贝，“不一定都是货币，有些仅仅是装饰品，有些可能是用来殉葬的”（同上，第19页）。

如果说殷商和西周时期的货币到底如何今天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广泛流通，就无可争议了。按照彭信威等中国货币史家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铸币，有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币和所谓的蟻鼻钱（楚国）。

秦兼并统一中国后，开始无暇整顿货币，六国地区仍沿用各自的旧币。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皇帝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秦币铜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黄金单位为镒，每镒20两，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秦半两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货币的核心，是“货币王室专铸”，即把货币铸造权和流通管理权用货币立法的形式收归“中央政府掌管”(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23-24页)。

这种“货币王室专铸”的思想和制度，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一种货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即把中国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贝币、圜币、蟻鼻钱，统一于方孔圆形的半两钱铜铸币之下。半两钱形制为圆形方孔，重12铢（中国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故称半两钱）。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于半两钱，且半两是个重量单位，彭信威先生根据他所能收集到的64枚秦半两钱铸币的实际考察，却发现枚枚不同：“最轻的只有六公分（克）许，最重的在二十公分许”，“平均约十公分（克）许”。（同上，第57页）

西汉铜钱，开始承秦制，仍以重量为名称，并一段时间允许民间铸钱，钱制较乱，以致出现重仅一克的荚钱。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朝廷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例如王莽统治时期几次复古改币制）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奠定了中国硬通货铸币圆形方孔的传统。

西汉时开始流行五铢钱制，通行了738年，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铸造开元通宝起，中国的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通宝的意思是“通行宝货”，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到民国初年，这种钱制实行了约1300年。

开元通宝发行后，“史称轻重适中，人民乐用，从而驱除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终贞观之世，开元钱制作精整，币值稳定，购买力也较高，一斗米仅值三文钱”（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47页）。但是，自唐高宗后，因对外战争和对内平乱，导致朝廷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匮乏，便开始铸造大钱，但法定以一当十，甚至当五十，导致币制大乱。

随之，民间私铸钱质低劣轻小的恶钱泛起，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又在自己铸造大钱，使货币制度更加混乱。到了宋朝，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开始初铸“宋元通宝”，有仿唐开元通宝来开辟新纪元的意思。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宋开始铸造“太平通宝”，从此开始了中国铸币史上按年号铸钱先例。

“总计北宋9帝，改了35次年号，铸了27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南宋7帝，改20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及3种非年号钱”。“宋钱制作精，书法佳，钱大小不变，成色却暗中降。这就是穷途末日的宋代钱法”（同上，第57-59页）。

公元1206年，蒙古族铁木真统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汗国，公元1271年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在入主中原后，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禁用钱币和铜器，多次将前朝铜铸币收归官府，开启了中国货币制度史上的第三个阶段，纸币与称量白银共用的货币制度阶段。

但是，由于元朝廷官府滥发交钞，币制急剧下跌和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仍用铜钱进行市场交易，最后官方也不得不铸造一些铜钱。如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铸“至大元宝”、“至大通宝”大钱，且规定历代铜币都可随大钱通用，并特许原有的铜币折二、折三或当五使用。但到公元1312年，仁宗又废止铜币，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则再铸铜币。

在民间，为了应付元朝的恶性通胀，实际上已经用称量白银（银锭）做货币。但是，元朝的这种钱钞与白银并用的货币制度，最终导致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极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和最终的改朝换代。

明初，朱氏王朝在货币制度上开始沿用元制，用钱不用钞，禁用金银交易，后改为钱钞并行，以钞为主，钱为辅。但到明中后期，明朝钱法大乱。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宝钞不能用，随即恢复铸钱。在明朝朝廷试图恢复钱币的同时，民间交易则只用银锭，致使官府屡禁不止。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导致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过程。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5年），朝廷取消禁银令，银锭正式成为法定货币。随之，“田税、徭役、商税、盐税、关税和其他税收，都折收银两。……实行‘一条鞭法’税制后，用银更为普遍，各种税收一律征银，并退管代役银，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民间一切商品都用银计价，即使小额支付也用碎银或铜钱”（同上，第130页）。中国经济随之进入了一个钱币和称量白银为主货币的时代。

1640年满清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清朝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和明朝相同，只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了。铜钱和银两之间，起初千文一两的比价，随时增减钱的重量，来适合银和钱的市场比价。”（彭信威，前引书，第557页）但到鸦片战争后，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铜钱银两之比大幅攀升，曾到两千文以上一两白银的水平。

在清代，满清朝廷出于平叛和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军政开支不断猛增，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时，也曾靠印发纸钞来解决其财政需要。“清朝发行钞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顺治年间的宝钞，二是咸丰年间的官票宝钞，三是光绪、宣统年间的银行兑换券和各式旧钞。”（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159页）这种发钞，实际上是清朝政府向老百姓增收的一种新税和向全社会借的一种不需偿还的“债”。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发行的纸钞数额比较少，朝廷也比较谨慎，影响也不大，流通10年后，到南明灭亡后就停止流通了。咸丰三年间（公元1853年）的发钞则是在遭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后朝廷国库亏空而采取的急救良方。在清廷国家衰败、社会危机四伏、政治腐败无能，政府财政支不敷出的情况下，咸丰官票宝钞滥发的结果，自然是钞价大跌，物价大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宝钞几乎沦为废纸。到同治初年，朝廷通令各省课税只收实银，停止收钞，咸丰时期的恶性通胀才逐渐平息。

从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来看，尽管在唐宋时期，黄金和白银就作为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发挥了某些货币的职能，如在政府赋税，捐献、赏赐，军政开支、贿赂、谢礼等方面有用金银，宋代的官吏俸给和军饷也有用银的来支付的例子，但直到明代，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称量白银才真正成为市场交易、政府税赋和支付官吏俸给的主要货币。

尽管在明代中后期白银已经成为主币，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己的银铸币。据考，在15世纪，外国银元已经开始流入中国。到了晚清时期，国外银洋大量流入中国，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中国一些银号开始制造银饼。到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广东银元局开始铸造银元。由此，中国的货币制度走向了第五个发展阶段，即金银复本位制下的银元和铜钱并用的货币制度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到国民政府1933年“废两改元”和垄断发行纸币才结束。

通过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货币史，我们发现，尽管世界各国都用货币，从古代到近代社会都用铸币，但是中国的货币与西方各国的货币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其主要区别之一是，在两三千的世界货币制度史上，欧洲、西亚、中亚、北非、南亚乃至美洲大陆地区历史上的疆域国家中，主要是用金银铸币做货币，而使用铜币的很少，且有也是主要是辅币，而中国在其两三千年的封闭帝国中，主要是用铜铸币，而称量金银只是在一些方面发挥了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部分“货币职能”，且直到晚清之前，基本上没有出现真正用于市场交易的交易媒介的金银铸币，到明中后期和清朝时期，即使白银被主要用来作为市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主币，但也是用称量银饼、银粒和元宝，而不是银铸币。

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不像西方的国王、君主和政府那样铸造金银铸币?在货币史和经济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古代是一个缺少金银的国家，而中国铜的储量比较丰富，且铜的开采和冶炼铸造技术发展的比较早。

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成立。这里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尽管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西亚的吕底亚王国、意大利半岛、古罗马、拜占庭帝国，乃至后来的东欧的地区很早都发现金矿，但是按照美国金融史学家彼得·L. 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在《黄金简史》中的研究, 欧洲本身的金银产量并不多，“欧洲经过3000年的发展，到公元1500年，欧洲境内以各种形式——铸币、贮藏品以及各种装饰——保有的全部黄金数量可以用一个2立方米的体积来容下”（见Bernstein前引书，pp.109-110）。但这并不影响古从吕迪亚王国、希腊一些城邦国、古罗马、马其顿王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一些欧洲其他国家采取金铸币或银铸币。

反过来看，按中国古代的典籍和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王朝的黄金和白银并不缺少。譬如，据千家驹、郭彦岗的研究,“单就《汉书》中记载的赐金数九十万斤，折合[今天]276，335公斤，即276吨强”。他们还估计，汉武帝时，全国有金百万斤，皇室藏五十万斤。到东汉时期，社会黄金贮藏量也不少，如董卓死后，其郿坞居所中有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另光王莽库藏的黄金就高达60万斤（见千家驹、郭彦岗，前引书，第116-119页）。

彭信威先生也曾对公元前后西汉和罗马帝国的黄金财富进行了估算，他认为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大致也就有179100公斤，显然没有中国两汉时期的黄金储量多（彭信威，前引书，第108页）。这显然不能证明说中国因缺少金银而没有铸造用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金铸币和银铸币。彭信威先生还追问道：为什么在盛用黄金的西汉不铸造金币呢？他好像没给出答案，但他认为至少是不能从当时的币制混乱来进行解释的。

现在看来，与其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并没有铸造用于市场商品交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金币和银币，不如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国从秦半两、汉五铢钱和从唐代之后到晚清的通宝钱而基本上都是用铜铸币？

这看来还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有关。因为，尽管货币同样是用于市场商品和劳务交换的一个工具，但因为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皇权专制一体的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在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实际上是奉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刚性私产制度的一个专制社会。个人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传统中国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没有生成。加上从秦汉王朝到晚晴，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所基本上实行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中国数千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贸易相对较少的自然经济。

这反映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货币制度上，虽然可以认为货币源于商品交易和债务支付，但一旦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成了皇帝和政府为了有限地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故从春秋各国铸铜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秦半两，再到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制和唐帝国开始的通宝铸币，货币的铸币权全被垄断在国家手中，屡屡禁止和乃至通过处极刑和杀戮来禁民间货币私铸。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中的“货币国定论”的起因。

由此看来，在两三千的历史上，与其说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铜铸币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贸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债务清偿手段，不如说是皇帝和官府为维持王朝运作的一个工具。

货币被铸造出来，首先是通过朝廷支付自己大臣、官吏、和工匠佣人的俸禄、酬劳以及将军和士兵的军饷而投向社会流通的，然后，皇室和这些“吃皇粮的人”再从朝廷领得官俸后，再从市场上购买自己各自的所需，从而把货币投入市场流通循环，让民间进行有限的商品交易，农民将粮食和农产品到市场上换得货币，也部分参与了货币流通，最后再通过税收把货币部分收到朝廷官府，然后再通过俸禄、军饷和朝廷购买的实物花费而流向市场，完成货币一轮又一轮的循环。

若遇战争，朝廷又屡屡通过新增铸币和通货贬值来对全社会进行财富收刮。由此看来，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王朝中，作为市场贸易和商品交换中流通手段和支付的货币，只是整个货币流通的一个环节。货币主要功用则皇帝官府维持社会运作和从民间汲取其生存物资的一个工具。

既然作为国定和国铸的货币从本质上是皇帝和政府从民间汲取生存物质和财富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那为什么他们还要用被认为具有稀缺价值的贵金属来做铸币呢？既然铸币是作为皇帝和国家的意志来铸造来发行的，那为什么不用不相对稀缺因而铸造和发行成本较低而又有皇帝法律意志所确定的“法定铜铸币”来做货币？

铸币成本与货币标量值之间的差额越大，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廷和官府从中攫取的“铸币税”就越多。这应该是历朝历代皇权不受约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国上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采取铜铸币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在中国数千年采取一种独特的皇权无限，个人没有法律保护的权利，刚性的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生成，且非常有限的市场贸易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用铜铸币是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后果。

反过来看，在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尽管皇帝、君王和军事首领从表面上看也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要用金属铸币来支持皇室开销、宫殿城堡营建，乃至官员的俸禄和军饷，但是，因为一开始皇帝君王们就用有其“真实内在价值”的黄金和白银贵金属铸造货币，他们对民间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夺实际上是有限的(而不像是在中国皇权专制政府中这种攫取和掠夺完全是取决于皇帝和官府的意志而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看成是一种“交易”和交换：我为你服务，你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给我足值的货币。这本身就意味着皇帝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义的财产和个人劳动能力的私有。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货币现象，我们就能发现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现有货币理论的一个缺环了：货币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与民间市场进行“交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是皇帝与臣民，国家与社会博弈的一种产物，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代中后期在中国实行用称量白银做货币，以铜铸币做辅币，实际上是民间富商、百姓与皇室政府进行货币选择博弈、以对抗朝廷官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任意攫取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制度均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债务起源说，货币的物物交换自发产生说，似乎都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了。货币是在人类到了有市场交易的社会阶段中的一种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一种支付信用和手段，实际上是完成人类经济社会运作的一种制度构件。

在《法理学讲义》中，亚当·斯密说：“货币有两种用途，一为还债，一为购物。”（见《亚当·斯密全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版，第6卷第208页）斯密简单平实的这句话，却道出了任何社会的货币的本质。货币，不管是以金银块、金银铸币、铜铸币、纸币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现在的电脑数字存在，一旦创生出来，一是用于支付（国王和政府支付官吏和行政勤杂人员的薪酬和军事的军饷可悲视为为国王和政府服务而支付的劳务“欠债”）人们之间的债务，一是用于物品和劳务交换。

西方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用金银铸币做货币，中国传统社会用铜铸币做货币，实际上都在完成货币的这两种职能。货币作为财富和价值储藏，就像今天货币经济乃至信用经济中生发出来的一个独立金融市场和有价证券财富一样，实际上是货币本身的一种异化。

不同的是，西方用黄金和白银做货币，黄金和白银的稀缺和内蕴价值本身就是对君主和政府从民间任意攫取财富的一种限制，而古代中国在两三千年的货币制度演变过程中，皇帝和政府强制用法定铜币做铸币，实际上与纸币一样一开始就是一种“Fiat Money”，只不过一个是纸质，一个是用不易损坏和保留的金属铜因而铸造和制作成本更高一点而已。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春秋战国铸币开始，就是一种带着皇帝与政府意志和命令的“Fiat Money”。

不管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货币的起源如何，无论是用贝壳、大石轮、牛羊、布帛、金银块和铜块，金铸币或银铸币、铜铸币、铁铸币，乃至纸币等多种形式，到了20世纪人类的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创造机制正在趋同。人类诸社会正在从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的纸币制度向无任何锚的电子数字货币制度演进，而这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也正在向货币本身作为债务清偿和完成物品和劳务交易比例的一种记账货币的本质回归。

但要命的是，在任何社会中，作为记账数字比例的货币都不是一个常量，而是由皇室、政府、造币局，央行、商业银行乃至个人（如现在已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决是一种合法货币的比特币的创造者）所能创造的一个变动不居的量。这种货币量的变动不居，又在社会经济运作中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涨跌乃至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外在形式反映出来。没有货币，人类就没有市场交易、经济运行、科技进步和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有了货币，也是世界各国历朝历代国家和经济繁荣与萧条、乃至社会动乱和王朝兴替的一个原因。

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所有国家和社会均离不开货币，但世界各国到目前均还困惑在货币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实，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