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现行退休制度问题探讨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老龄化背景下现行退休制度问题探讨

金

摘

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要：现行退休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已难以应对50多年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带

来的巨大冲击。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正在逐年扩大，劳动力资源开始匮乏，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社会抚养负由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老年人健康状况提高，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受教育年限延长等担越来越重；同时，

有利因素，改革现行退休制度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因此，应适时调整现行退休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关键词：退休制度；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36－05

报告2012》发布会上指出：2011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收支缺口达到767亿元，个人账户空账额继2007年突破万亿大关后，再次突破2万亿元。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研究《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报告中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金统筹账户会给财政造成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财政补贴持续上巨大负担，

2050年将达到财政支出的20%以上；养老金升，

2050年这一数字会缺口2020年为GDP 的0．2%，

达到5．5%，届时养老金将使财政担负巨大压力。

2010年法国政府由于不堪重负，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日本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但由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金要到65岁才发放。目前日本的教授、工程师等高级人才可以选择70岁退休，并且日本政府还正在计划2017年将平均退休年龄上调到67岁。美国计划并在2027年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7岁，提议最终延迟到70岁；英国准备在2024—2046年内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8岁；意大利计划在2018年实现男女共同65岁退休，并计划2050年时退休年龄达到68岁；2011年1月，西班牙、丹麦、荷兰已宣布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德国也通过了在2029年前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8岁的法案。放眼全球，老龄型国家迫于养老金入不敷出，纷纷上调领取养老金年龄。中国虽然老龄化程度但由于其老龄化进在世界范围内尚属平均水平，

程迅猛，如不未雨绸缪，养老金缺口必将成为越来

21世纪，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深远影响。从宏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参与率降低、储蓄率下降、消费需求减少、社会抚养负担加重以及财政养老、医疗保障支出增加等问题；从微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涉及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家庭养老、医疗护理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方针，退休提出了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一、退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末最突出的人口现象，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经验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抵消其负面影响，最表明，

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力资源供给。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原有的退休制度已到了必须改革的临界点”

1．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由于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因而中国的养老事业也面临着巨大压力。2012年12月17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

收稿日期：2014－02－10

作者简介：金易（1984—），男，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老龄社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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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2．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在计划生育初期，生育率迅速下降虽然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也迅速下降，

从而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

抚养负担轻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 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 增长贡献了1/4左右［1］。但是，既然有人口红利那么相对应的就有人口负债，一个国家不会永远处于人口红利状态，当人口逐渐老龄化、社会抚养比升高时，该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变为人口负债

。

图1

2010—2050年社会总抚养比例情况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Ｒevision，

United Nations．

图1为2010至2050年中国社会总抚养比预测，曲线1为名义总抚养比，即14岁以下及65岁以上非劳动年龄人口与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2010年名义总抚养比为38．3%，2050年时为64．1%。然而现实中我们的劳动人口并没有那么多，一方面目前我国采用的是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退休制度（本文统一取60周岁）；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初次参与劳动年龄并非15周岁。根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平均初次参加工作年龄为20．48岁，且初始就业年龄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因而目前以及未来年轻劳动力的平均初次工作年龄应该高于当前老年人的水平。日本人口学家黑田

俊夫鉴于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建议将19岁以下视为少儿抚养人口［2］。按照这一理论，经过调整后的数据显示为曲线2，

2010年实际抚养比为65．8%，到2050年时这一数字将达到惊人的109．0%，被抚养人口超过了抚养人口。届时，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基本被消费掉，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过高的社会抚养负担势必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

延迟退休是势在必行的。如果将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那么如曲线3所示，到2050年抚养比仅为78．1%，足足下降了30个百分点。

3．老年人自身的需要

从人权角度看，硬性规定60周岁、55周岁退休无异于剥夺老年人的劳动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的经典解释认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

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3］其中并没有提及年龄的界限，这说明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其年龄如何，都是劳动力。中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且人人平等，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文化程度不同而受歧视。因此，老年人依法拥有劳动的权利，该权利不能因为个体的年龄而被剥夺，应尊重其意愿，依照个体情况自我选择退休年龄。

从人的身心角度看，适当工作有益于老年人健康。退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正常的人员更替过程，然而，对个人来说却是非常重大的人生转折。社会心理学认为，退休使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发生了很大转换，它要求老年人在几日之内改变其几十年间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以及行为取向。这通常会造成角色心理上的种种不适应，从而出现离退休综合征。有退休综合征的老年人一般有如下心理特征：面对岁月不饶人的无力感，缺乏社会交流的孤独感，对丧失工作、权力、地位、人际关系的失落感，失去精神寄托的空虚感，以及由于收入减少而出现的焦虑感等等［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人是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实现，一旦脱离了社会，人的一切行为、一切想法，以及人本身即失去了意义。芝加哥大学的哈维格斯特（Havighurst Ｒ．J．）主张老年人重归社会，他认为除了生理与健康上不可避免的改变，老年人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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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拥有相同的精神与社会需要，

他主张老年人应保持活跃，保持社会交往。老年人越活跃，他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越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和调整能力［6］。美国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表明，如果老年人感觉到对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感、能在生活中找到意义、能从事有价值的活动、不再感到自己是家庭的负担，这些老年人就会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7］。所以，本文认为让老年人自主决定是否工作无论对社会、

对老年人本身都具有积极意义。二、退休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人口老龄化虽然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说明少儿人口在减少，同时还意味着老年人寿命的提高。

1．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满60周岁、工龄满25年，女职工满50周岁、工龄满20年即可退休，1955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又将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修改为55周岁。可以看出，今天的法定退休年龄依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8］，据1957年对11个省、市的调查，当时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57岁［9］。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显示：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61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6．16岁，女性为81．06岁。由于医疗、卫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20世纪50年代上升将近20岁，但我国退休制度却一直仍然沿用50多年前制定的标准，这显然是无视客观规律的变化。截至2010年，全世界已有一半的国家男性法定退休年龄超过60周岁，其中有48个国家的男性退休年龄达到65岁，另有18．6%的国家女性退休年龄为65岁［10］。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

伴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另一项成果是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身体状况为良好的占15．04%，较好的为30．62%，一般的占25．19%，另有28．54%的老年人表示身体较差或很不好。而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身体健康与基本能够正常工作、生活的占97．1%，生活不能自理的仅占2．9%。其中，96．7%的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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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

生活，而有3．3%的老人不能；城市老年人中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占97．7%，

仅有2．3%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无法自理。尽管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困扰，但我们不能忽视老年人寿命延长和健康状况提高这些有利因素。现今60多岁的人可能相当于50年前40多岁的人，老年人自身条件的提高是改革退休制度的重要前提。

2．劳动者就业年龄延后

根据目前的劳动制度规定，年满16周岁即可参加工作，

然而一般16周岁的少年刚刚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还未上高中，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与劳动技能都太少，很难从事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工作。此外，由于他们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但效率低下，更会影响身体发育，因此有条件的家庭都会选择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中国高校经过1993年和1999年两次扩大规模招生，大学每年录取学生人数呈跳跃增长趋势。2000年全国共有在校普通本科生116万，到2010年则增长到351万，平均每年增长10．6%，而硕士研究生人数更是翻了两番。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共有2285万在校生，还不包括成人教育、网络教育、预科以及留学生［11］。国家培养一名学士需要16年、硕士需要19年、博士至少22年；本科应届毕业生初始劳动年龄为23岁、硕士为26岁、博士至少29岁。按照年满60周岁退休的制度，一名博士最多只能工作31年，而为了培养他至少要花费22年，这是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退休年龄较早的女职工投入产出更加不经济。知识经济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前的受教育时间随之延长，劳动者的初始劳动年龄也相应地推后，

换句话说提高退休年龄实际上并没有延长劳动者的总工作年限。

3．

社会产业结构转型

图21978—2011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2》。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同时，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之初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超过70%，到2011年，只有34．8%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对应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从12．2%增长到35．7%。人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较为轻松的脑力劳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对老年人继续劳动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年岁的增长，

老年人的各项生理机能逐渐下降，在力量、体能、精力上老年人不如年轻人，而在智力上老年人并不落后。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巴尔特斯（Paul B．Baltes ）认为，人的智能通常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退。至于为什么老年人智力有低于年轻人的，并非由于年龄造成，而是代际差别造成的，即教育水平每一代都在提高［12］。心理学家霍恩（Horn J．L．）研究证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液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即以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的认知能力每增长10岁就会下降3．75%，而人的以习得的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即晶态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每增长10岁反而增加3．64%［13］。老年人经历了多年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

生产实践的训练，积累了大半生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转型给了老年人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如若利用得当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4．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只有退休一种选择，即便他想“老有所为”单位也不会为他保留职位，社会更不会为他提供工作岗位。僵化的用人制度不但使个人无法满足经济需要与精神寄托，还令单位损失了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浪费了人力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润最大化是经营者的终极目的，只要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企业用人一般不看劳动者年龄大小。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之间的较量通常表现为人力资源的比拼，为了获得更优质的人力资源，经营者会主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这座宝藏。因此，很多经营、技术人才虽已两鬓斑白，却被公司、企业高薪聘请，这些人不但为家庭提高了收入，还为企业带来了效益，更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市场经济不但为开发老年再就业提供了平台，还给其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靠计划配置，人力资源的使用完全靠行政命令，费时费力且效率低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人力资源通过市场供求机

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合理地配置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因而可以让老年人人尽其才。三、改革现行退休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现行的退休政策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我国应在老龄化浪潮尚未对经济社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前及时做出调整，使社会得以继续平稳发展。

1．尊重老年人自身意愿，施行弹性退休制人不同于机器，工艺提高了就可以多运行几年，劳动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有劳动意愿的年长者即使被强制退休，他也会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相反，当一个人不愿再工作时就算未到退休年龄他也会不思进取、消极怠工。弹性退休制是在规定的一个退休年龄段区间（比如58岁到65岁），员工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这个年龄段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办理退休手续、

领取养老金的退休模式。一方面，弹性退休制以劳动者自愿为前提，可以充分照顾到每一位员工的情况，

身体条件较好、具有很强工作积极性、

经济上需要或将工作当成精神寄托的，可以选择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身体条件较差、不愿继续工作以及想要早点领取退休金的职工可以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弹性退休制度对用人单位来说更加灵活。弹性退休制度是一个双向选择行为，

不但要考虑劳动者的意愿，还要照顾到雇主的想法。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后，对于渴望高级人才的雇主可以聘用中意的人才，而对于从事相对低端产业等不适合老年人的部门则不会被硬性要求继续聘用老年职工。各级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自身人才需求状况和职工工作能力情况选择性续聘人才。

2．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退休政策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省、市、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加之地区之间人口流动量的不断增大，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通常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老年人口比重高；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为落后，老龄化程度也偏低。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1979年就已进入老龄社会，而最低的宁夏2012年才刚刚迈入老龄门槛。因此，各省市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宜的退休政策。除地区间差异，城乡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由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数据，2010年中国城市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9%，而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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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4］。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延迟退休

计划应先从城市实行。首先，

农村老年人人口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即便领取了养老金，依然会根据自身情况继续劳动，不存在退休一说。其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从2009年才开始试点，预计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农村的养老保险尚未普及，现在就延迟农村人口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利于政策的推进。最后，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农村多年以来都在为城市工业化进程做贡献，

而今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适龄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金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3．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做好试点工作退休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相关机制的协调。退休年龄与社会保障、退休金、养老保险等诸多事物相互联系，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贸然延长退休年龄将会给其他部门带来困难，届时如果相关机制并未协同，也会给退休制度改革造成障碍。第一，要逐步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下限。建议从2015年起每5年提高1岁、或从2020年起每3年提高1岁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直到实现男65周岁、女60周岁退休。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不等于延长退休年龄，如劳动者无工作意愿依旧可以选择60岁退休。第二，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如老年人失业保障、下岗安置、工伤维权等制度以及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创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第三，要做好试点工作，应统筹考虑各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老龄化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延迟退休年龄改革试点，并最终根据试点城市结果反馈进行下一步部署。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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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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